材料一 据初步统计，出土战国铁器的地点见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湖北、安徽、四川、云南等23个省、自治区。秦、楚、燕、齐、赵、魏、韩广大地区都有铁器出士。战国铁农具种类很多，有铧、锄、铲、耙等。就铁农具种类而言，基本上能适应开垦、耕翻、除草、收割等主要生产环节的要求。
——摘编自李建民 《战国时期铁农具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材料二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材料三 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间、海洋等的原创突破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提供了更多创新源泉，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归纳战国时期我国铁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此次生产力的变革对社会生活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三，人类在生产领域经历了哪几次革命？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的理解。
材料一 李贽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和别的思想家一样，当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他的所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不过是要求高级的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烦琐的礼仪。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这些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的观点，集中在他编订的《藏书》之中。季赞对这部书自视甚高，并且预言十省世后”，此书必行。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材料二 但丁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神曲》被称为“中世纪的史诗”，是中世纪时期生活和思想的缩影。虽然本质上但丁站在正在逝去的中世纪时期看待这个世界，但是在深远意义上他仍是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先知——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近代态度在其自由使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有更进一步的体现。而且，但丁的自主判断、批判精神、强烈的个人主义，所表现出的思想特征与其说属于中世纪人，还不如说属于近代人。
——迈尔斯《迈尔斯教授讲授世界历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李贽学说的主要观点。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但丁成为“文艺复兴先驱”的原因。
材料 被为誉东方药物学巨典的《本草纲目》成书于1578年，全书五十二卷，收录药物近1900种。该著作提出了“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的物种分类方法，系统地记述了药物名称、形态、鉴别等内容，同时对人体生理、病理、防疫等方面均有广泛论述。该著作上承16世纪之前中医药学成果，下启医药乃至博物学先河，标志着中医药学形成了独立、独特且完整的医药学体系。英国李约瑟先生评价李时珍时指出：“作为科学家，在同伽利略、赛尔维特的科学活动隔绝的情况下，能在科学上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任何科学家所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18世纪左右，《本草纲目》传入欧美。《本草纲目》所记载的药物如大黄、茯苓、肉豆蔻等也在西方风一时。当时来华的欧洲人昔遍热表于收集东方植物的种子或药材标本寄回，以供医生和博物学家研究，法国人勒牡萨在自学汉语的基上，把对《本草纲目》和中国医药的研究论文提交巴大学医学系并获得博士学位，开启了西方学术界对《本草纲目》进行学术研究的先河。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对《本草纲目》也极其推崇，在所著的《物种起源》《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等书中反复引用了一本”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内容。随着其影响力逐渐扩大，《本草纲目》成为世界上研究药物学以及动、植、矿物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李时珍和达尔文等人一样，被列为世界上对人类最有献的科学家之一。
——高洁等《从本草纲目看16世纪前后的中外医药交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6世纪中西方医药学分别获得发展的历史背景，归纳李时珍取得成果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本草纲目》传入欧美所产生的影响，分析中国古代中医药学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尚俭去奢”观念进行了猛烈批判，积极构建“崇奢黜俭”消费观。梁启超认为“尚俭”是“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谭嗣同指出：奢伦本非天生地就，而是统治者用来维护等级特权的伦理教条。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对亚当·斯密的“财无滞者，尽家之财皆有息利，尽已之有皆以养工……一国之获利亦阅（大）矣”表示了认同。他认为，“尚俭”容易造成人们只重“节流”、不重“开源”的思维定势，“崇奢”才能促使财富流动，或是通过交换进入市场，或是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而避免财产壅积和因财富不均引起的混乱。他主张将资金投放于新式企业的创办，实现财富增殖，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摘编自黄娟《“崇奢黜俭”思想与近代消费观的重构》
材料二 随着17世纪末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过去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地进入中等阶层的消费清单，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现象，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取代了“贫穷效用”理论，逐步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生活舒适和便利同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能够对工业形成强有力的促进。曼德维尔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直截了当地挑战奢侈品和必需品的界限，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
这场大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奢侈品的认识，大家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而是从商业经济角度出发，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也使进口商和制造商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崇奢黜俭”消费观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产生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简析中英两国消费观转变对社会转型的作用。
材料邵雍（1012—1077），字尧夫，北宋理学家、数学家、诗人，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他年少时才智出众，慷慨激扬，欲求取功名。在苦读中他叹息道：“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邵雍自共城迁居洛阳，以打柴为生，亲自烧火做饭以侍奉父母，并为自宅起名为“安乐窝”，自号为“安乐先生”。宋仁宗嘉佑时，皇帝下诏求散失的贤才，西京留守王拱辰把邵雍上荐应诏，任命他为将作监主簿，但他无意于仕途，拒绝了庙堂，选择了山林，刻苦为学，勤于研究。程颢为其所做的墓志铭里称，邵雍的学问纯正统一而不杂乱，就邵雍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安且成矣。
——摘编自《宋史·列传·邵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邵雍成为“北宋五子”的社会环境。
(2)根据材料，概括邵雍作为一代名士体现的精神价值。
材料一 严复（早年与沈葆桢、中年与李鸿章、晚年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用西方的“天赋人权"，成功地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的权力观和国家观，并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深刻命题。但严复的本意，只是以此说明自由和人性解放之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性，而不在于以此来颠覆现政权的统治。他解读了西方人权学说后立即转了个弯，说：“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主张先开议院，实行君民共治，大力开发民智、更新民德、培植民力，以此为过渡，最终"悉听其自由"，臻至完全的民主体制。
——据《严复集》等整理
材料二 孙中山也从西方"天赋人权"理论寻求依据，来建立自己的"民权主义"学说。孙中山所解读的人权，重点不在于个体的自由，而在于作为平民对国家政权的"共有"。他认为，天赋人权，就是人民对政权有“共有”的权力。依靠“不良之政府”的改革，逐渐获取人权的想法，是根本实现不了的"谬想"。国人是具备享有民权的能力的，在实现民权的前提下，以“异常的速度”建设，“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
——摘编自许维勤《严复与孙中山思想之于中国社会变革》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严复与孙中山民权思想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严复与孙中山思想同源却异流的原因。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祟，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具有传染性。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摘编自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30年代，英国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从1841年开始，英国政府免费实施疫苗接种。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通过立法干预公共卫生，明确了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和作用。1865年，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制定《防疫法》。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英国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各大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宣传和环境卫生工程建设。同时，清除城市垃圾，消灭病媒昆虫，改善环境卫生。在预防肠胃系统传染病的饮水卫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等方面，各地也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9月7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国范围内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等，各种疫病发病人数大大减少。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对瘟疫的认识与防治的发展历程。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英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原因及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开展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的意义。
材料 建国初期，各种传染疾病肆虐，卫生防疫条件落后。面对恶劣的卫生状况和经济形势，1949年，中央宣布成立卫生部；次年，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会上专门论述了“团结和改造中西医”的问题，一直以来轻视排斥中医的现象仍未得到解决。1954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为中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年，卫生部设立中医司。随后，各省（自治区）、地（市）级卫生部门先后设立了中医处、中医科，承担中医医疗预防、中西医结合诊疗等职责；到1958年，中央发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令法规；1960年间，中医医院数量增加到330所，中医学徒达8万多人；中央在各地组织大批中医工作者整理、总结、研究古典医籍和老中医的经验；并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统一经营中药材。
—摘编自中央文献编辑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事业述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扶持中医事业发展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回答新中国大力发展中医事业的意义。
材料一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源头和中华文化根脉。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朝实行的“书同文”制度，为国家统一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社会俗用的隶书开启了汉字隶变楷化的规范之路。秦汉以来汉字的形体样式基本定型，成为大一统格局的文化支撑。汉字还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差异很大，但汉字能够超越方言差异，发挥了沟通信息、联通人心、汇通文化的功能。几千年来，汉字体系前后相继，未曾断裂，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到计算机处理的现代汉字，其方块样态、线条构形、表意原理一脉相通，一以贯之的汉字系统，为中华文化代代传承创造了稳定性条件。
——摘编自刘翠霞《汉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
材料二 15世纪晚期，印刷术的兴起便教士与学者失去了对文化知识的独占权。更为重要的是，使英文版《圣经》价格更低廉，从而推动了民族语言的大众化和标准化。1536年，英王亨利八世颁行的将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的《统一法案》中强调，各级司法官员必须保证在法庭上使用英语。17世纪初，詹姆斯一世强调用英语把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起来。18世纪，随着工商业发展，苏格兰人更加意识到，善用标准流利的英语写作和交流，能给自身经营活动带来更大好处。在威尔士，人们发现学习英语是摆腿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弱势的重要逢径。进入9世纪，实大在成在南等教育中的普及程度明显提高。
《统治吧，不列颊尼亚！》是皇家海军军歌，出自18世纪苏格诗人之手。歌词中饱含了辉格党的理念，即我们是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融合成的不列颠人，属于同一个国家，享有同等的权益和自由。至19世纪初，《爱丁堡评论》成为英语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读物，编辑们力图让读者感到这份出版物拥有不列颠国家文化意识，传达的是一种高度的国家使命感。
——摘编自张炜《英语与近代不列颠国家的身份认同》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字在演变过程中呈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语在不列颠地区盛行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字和英语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与农民形成一种合唱，那么“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恩格斯也指出：“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权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材料二 1921年以后，晚年的列宁根据实际情况指出，已有的实践表明：我们用最直接和最简单的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尝试已经失败，这需要重新思考过渡的方式。为此，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占多数的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有政治上的过渡，还有经济上的过渡。在农村采取迂回过渡的方式就是“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列宁认为在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暂时还不能将小农经济消灭，需要借助农民感到简单且容易接受的合作社来进行过渡，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农民的文化素质不仅是合作化的保障，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保障。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完全合作化就需要发展农村文化，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列宁晚年也十分重视农村政权的建设。通过不断完善农村政权，既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领导，也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从而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快速发展。
——摘编自蒋永穆、祝林林《列宁晚年的农村建设思想及其价值意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与“农民形成一种合唱”“从城市走向农村”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列宁晚年的农村建设思想及其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