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屈原，名平，字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出生于公元前339年。屈原身处战国末期的楚国，其家世显赫，又“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深得楚怀王的宠信，曾任楚国的左徒和三闾大夫，主张革新政治，“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后受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诬陷，怀王“怒而疏屈平”。公元前304年，屈原离开郢都，漂泊汉北；五年后，被怀王召回郢都重新任用。公元前296年，屈原再被放逐江南。秦将白起率军攻下郢都后，屈原理想破灭，万念俱灰，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没有复兴楚国，但他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楚辞》，创新了诗歌的形式，丰富了浪漫的精神气质，承继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厚实了象征性意象，也实现了中国诗歌由集体咏唱进入个人独创的跨越。司马迁对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言：“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摘编自《浅论屈原的宗国情怀》等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材料 陆元九，我国著名自动控制、陀螺及惯性导航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5年，陆元九成为赴美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被分配进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毕业后，获得仪器学专业的科学博士学位，白于中美关系恶化，未能立即回到中国而滞留海外。直到1955年，中美达成了协议，用战争中的美国俘虏换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1956年，经过一系列波折后，陆元九转道日本，途经菲律宾，冲破重重险阻最终返回国内。1965年，陆元九主持组建了中科院液浮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主持开展了中国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1978年后，陆元九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根据中国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建所初期，陆元九组织了科研人员的专业技术学习和外语学习，并亲自讲授英语和专业课程。陆元九为我国航天事业奉献了一辈子，并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人造卫星控制研究和惯性技术领域都取得重大突破，培养了一大批航天领军人才。

——摘编自肖欢欢《广州日报》

材料   袁隆平（1930-下-2021年），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农业科学家，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1953年，袁隆平进了湖南一所农校当老师，他对农作物遗传学的兴趣不改。袁隆平寻找可以提高产量的杂交水稻品种，前往北京查阅科学期刊。1970年，他调整了思路：去中国偏远地区寻找野生水稻品种。在海南岛的一条铁路线旁，袁隆平的团队找到了一片野生水稻。1971年，袁隆平发表论文，阐述如何将野生水稻的遗传物质转移到商业水稻上。袁隆平则在第二年就培育出了杂交水稻品种。到1978年，袁隆平已在湖南负责杂交水稻的大规模种植。袁隆平把水稻种植技术传授给农民，提高了粮食产量。1980年，他主动将关键的水稻品种赠送给国际水稻研究所，研究所后来用它们培育出可以在热带国家生长的杂交水稻。袁隆平及其团队还将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传授给印度、马达加斯加等地的农民。在众多种植水稻的国家，产量的大幅上升让饥荒成了遙远的记忆。袁隆平是科学家中的楷模：爱国、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人到老年仍不懈工作。

——摘编自《袁隆平，让饥荒成为遥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