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幼读朱熹研究《诗经》的著作《诗集传》，心中很有疑惑：雎鸩是情挚而有别的，君子与淑女是像它们的，那么，这明明是“比”而不是“兴”了。朱子所下的赋、兴、比的界说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赋和比都容易明白，惟独兴却不懂得是怎样一回事。看《诗集传》中他所定为兴诗的许多篇，还是一个茫然。

数年来，我辑集了些歌谣，忽然在无意中悟出兴诗的意义。如“阳山头上竹叶青，新做媳妇像观音”，这里很可看出起首的一句和承接的一句是没有关系的。“新做媳妇”的美，并不在于阳山顶上竹叶的发青，之所以会得这样成为无意义的联合，只因“青”与“音”是同韵。若开首就唱“新做媳妇像观音”，觉得太突兀，不如先唱了一句“阳山头上竹叶青”，于是得了陪衬，有了起势了。至于说到“阳山”，乃为它是苏州一带最高的山，容易望见，所以随口拿来开个头。这在古乐府中也有例，“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我们懂得了这一个意思，于是用“关关雎鸠”兴起淑女与君子便不难解了。作这诗的人原只要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嫌太单调了，太率直了，所以先说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只在“洲”与“逑”的协韵。至于雎鸠的情挚而有别，淑女与君子的和乐而恭敬，原是作诗的人所绝没有想到的。八百年前的郑樵，他早已见到这一层。他在《读诗易法》(《六经舆论》卷首)中说：“关关雎鸩，是作诗者一时之兴，所见在是，不谋而感于心也。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他的解释是极确切的。

在苏州的唱本中，有两句话写尽了歌者的苦闷和起兴的需要：“山歌好唱起头难，起仔头来便不难！”

(摘编自顾颉刚《起兴》)

材料二：

兄以“山歌好唱起头难”来说明“起兴”的必要，是不错的，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弟以为由近及远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歌咏的情事往往非当前所见所闻，这在初民许是不容易骤然领受的，于是乎从当前习见习闻的事指指点点地说起，这便是“起兴”。又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连着。如《吴歌》“阳山头上花小篮，新做媳妇多许难”，“阳山”与“篮”皆习见之物，以兴主文的“新做媳妇”一名；这里不但首句与次句不相联贯，即首句上下截亦显系凑成，毫无理解，可是首句韵字“篮”与次句韵字“难”，音韵近似，便可满足初民的听觉，他们便觉得这两句是相连着的了。这种“起兴”的句子多了，渐渐会变成套句；《诗经》中常有相同的起兴的句子。这因此种句子唱得久了，流行得广了，要唱新歌的人也可借用；省得还要另起炉灶，另找习见习闻的事物编成句子——那究竟费力呀。反正只须跟着韵就行；唱惯了的句子倒更容易入于耳、出于口，更容易发生效用呢。这起兴句的韵脚之重要，决不下于全句的内容。四言意少，常以两句起兴韵可在次句；七言歌谣，起兴常只一句，所以必有韵。

诗有赋比兴之分，其实比兴原都是赋，因与下文或涵蕴的本义的关系才有此种区别。赋是直说；比是直说此事以譬彼事，而彼事或见于文中或否；兴是直说此事以象征彼事一一或用兄说，直说此事，任意引起他事。无论比兴，所直说的“此事”，原来必当是眼前习见习闻的事物。墨子论譬，说是“以其民知喻其所不知”，这正是比兴的作用，至于后来因艺术之美用比，则当另论。所以比兴与赋并无绝对的分别，只是说诗者的一种方便。

（摘编自朱自清《关于兴诗的意见—致顾颉刚》)

材料一：

教育惩戒权的存在具有心理学依据。现代西方学习心理学联络派的代表斯金纳认为：愉快的结果可强化其行为，不愉快的结果可抑制其行为。惩戒就是要对学生的不当行为施以不愉快的结果，以抑制其不当行为。

教育惩戒权的存在具有教育学依据。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社会生活充满着各种规则和惩戒，教育要为学生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就不能一厢情愿地否定教育惩戒，否则学生不能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不能锻炼出承担责任、承受挫折的心理品质。

教育惩戒权的存在具有法理依据。职责与权力是相辅相成的，教师对学生具有教育、管理、保护的职责，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管理学生的职业权力。权力意味着不可放弃，否则就是不作为，就是失职。同时，教育惩戒权还是教师的一种专业权力，教师必须具有保证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专业自主权。教育惩戒权是其专业自主权的必然组成部分。

教育惩戒绝不是一罚了之，而应该一个系统工程，要在刚性之外保持灵活性，要兼顾不同学生个体的特点。这是因为教育惩戒终归为了教育。只有目的正确，才能对学生的行为做出正确的判定，继而选择适宜的方法。

（摘编自“360百科”“教育惩戒权”）

材料二：

从 9月24日《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规定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罚跑”，到11月15日《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删除“罚站罚跑”，前后不到两个月，教师惩戒权因缺乏具体操作细则又回到了讨论的原点。

教师惩戒权无法兑现，还与大多数家长不支持教师惩戒有关。对于教师惩戒，大部分家长只能接受口头训斥。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将教育惩戒权的具体规定下放学校主管部门。可是，作为教育主管部门，谁会去出台容易刺激家长的具体惩戒规定呢？

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从现阶段来看，教师的教育惩戒权并没有受到上位法的保护，教师惩戒权从纸上落到地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摘编自维扬书生《别让教师惩戒权成为纸上权利》，“红网”2019年11月18日）

材料三：

事实上，对于“罚站罚跑”条款被删除，不必过度解读和担心。“罚站罚跑”的提法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不是简单的“自我否定”，而是基于现实的复杂性、多样性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更理性、更审慎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与其一味在“罚站罚跑”上纠结，不如多方倾听，将更有利于完善整个条例。

广东在全国率先用立法赋予老师教育惩戒权，其意义不在于制定出哪些具体的惩戒措施，而在于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提出教师拥有惩戒权，并给出了原则性、指导性的要求。

（摘编自陈广江《比“罚站罚跑”更值得关注的是恰当行使惩戒权》，《工人日报》2019年11月19日）

材料四：

日前，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此前，上述条例草案中，教师可对学生采取“罚站罚跑”条款曾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争议，经过意见征求后，已被删去。

通过后的条例用专章予以归纳规定，列举了适用教育惩戒的情形，也给惩戒划定了尺度。惩戒不等于惩罚。近年来，个别失去边界的体罚打着“惩戒”之名，造成令人心有余悸的后果，破坏了师生关系，妖魔化了教师群体的形象，也完全背离了让学生意识到自身所犯错误的教育本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禁止体罚和变相体罚。条例对于草案中“罚站罚跑”等表述的删除，使教师行为有度，也符合我国上位法的规定。

从现实情况看，许多运用不当的“惩戒”都源于教师本人的情绪化举动，这时候，单单依靠师德的“人治”还不够，“法治”必须先行。在推动教育惩戒立法的过程中，必须谨慎，以保障学生基本权利、促进学生生命成长为出发点，遇到问题须及时纠正与修订。

（摘编自谷珵《“戒尺”归位，有法撑腰与有度可依并举》，《教育家》2020年5月1日）

绝代勇将张自忠

张秋铧

1940年5月23日，10万军民聚集在湖北宜昌城内外，为一位殉国的将军送行。就在前一天，将军的灵柩被抢运到宜昌，本想用汽车将将军的灵柩运到长江码头，然后乘船溯江前往重庆安葬，但宜昌的军民不肯，坚持要用十里长街相送、人工抬棺材的方式，送将军走完这抗日战场上的最后一程。

这是一位连最残酷的敌手、凶暴成性的日军，都为之脱帽致敬的绝代勇将：在湖北战场上壮烈殉国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将张自忠将军——二战时期，盟军军衔最高的阵亡将领。

战火仍在延续，日军的飞机反复在宜昌城上空盘旋，随时有轰炸人群的可能，但10万军民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哀送将军。日军似乎也被震慑了，尽管战机几次低空盘旋，但他们并未轰炸送葬的队伍。

那是1929年，张自忠升任西北军第六师师长，有一次一个营长侵吞士兵存款，张自忠查实后，立即集合全师干部，当众责打了这个营长200军棍，并撤职镣押。张自忠经常在深夜巡视士兵寝室，帮士兵盖被子，每逢星期天，他还经常拿钱和吃喝的物品，给军队里受伤的士兵。平日里，他和士兵们穿着一样的军服，吃着一样的大锅饭。为了磨练官兵意志，他在冰天雪地里自己带头脱掉大衣，要士兵们跟着他一起进行雪地行军训练。由此，张自忠的部队以“将不畏死，兵不惜命”而著称。

1937年，在卢沟桥抗战后，二十九军决定战略转移离开北平，军长宋哲元在撤退之际，要求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留下担任北平市长与日军进行周旋。外界并不知张自忠奉了密令留下，当时国内的报纸，纷纷责骂张自忠是无耻汉奸，将其称为“张逆自忠”；为了洗刷这个罪名，张自忠秘密潜逃离开日军监控，南下向蒋介石汇报北平战守经过。

1938年返回部队后，张自忠面对部队官兵痛哭失声：“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乃与大家共寻死所！”

1940年，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日军为了进攻重庆，连续进攻襄阳、鄂西一带。

5月1日，张自忠亲笔给三十三集团军的各部队和将领写信：“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5月16日，日军获悉国军有高级将领正在南瓜店一带指挥作战，随即调集飞机和重兵，猛烈轰炸我方阵地，三十三集团军属下的七十四师主力弹药将尽，部队电话询问张自忠可否先行退却，张自忠回答道：“现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正是军人杀敌报国之时，子弹打完了，要用刺刀杀，刺刀断了，要用拳头打，用牙齿咬。”

上午11时许，三十三集团军的警卫团阵地被日军突破，激战到中午时，张自忠手下的2000多官兵几乎全部战亡，他身边仅剩下几十名警卫人员，将士们也仍然誓死保卫着他，并一面高喊：“司令快走，司令快走！”

张自忠的副官马孝堂，向来救援的国军讲述着：“总司令猛然前扑，旋又立起，右肩后流血了！很显然是被炮弹碎片炸伤了。到了十里长山，还在指挥，接着左臂也在流血！但是总司令仍然站在那里，怒目圆睁，大声呼喊着，指挥着。”“他的腿上也流了血，血湿透了袜脚。我见总司令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就往外喷血，总司令脱了上衣军装，让我给他裹伤，血如泉涌。我刚包扎完，敌人就一窝蜂上来了！”

对于张自忠将军的阵亡过程，侵华日军在《231联队史》中也有记载：“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站起来，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从他射出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此时，藤冈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心起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这个高大身躯再也支持不住了，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噩耗传开后，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张自忠将军的尸体，最终经增援的38师官兵浴血奋战，张自忠的遗体被抢运回后方，因此也就有了宜昌十万市民为将军送行的感人场面。

不久，蒋介石为张自忠题词：“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五战于枣宜，终换得马革裹尸还！”

毛泽东为张自忠题词：“尽忠报国！”

（节选自《捍疆卫士张自忠》，有删改）

公讳仲淹，字希文。祥符八年举进士。天圣中，晏丞相荐公文学，以大理寺丞为秘阁校理。以言事忤章献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陈州。久之，上记其忠，召拜右司谏。当太后临朝听政时，以至日大会前殿，上将率百官为寿。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无北面，且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其事遂已。又上书请还政天子，不报。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时事，欲深治之。公独以谓太后受托先帝，保佑圣躬，未见过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是岁，大旱蝗，奉使安抚东南。岁余，即拜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论时政阙失而大臣权幸多忌恶之居数月以公知开封府开封素号难治公治有声事日益简 而赵元昊反河西，乃以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是时新失大将，延州危。公请自守廊延捍贼，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遗书以求和，公以谓无事请和，难信，且书有僭号，不可以闻，乃自为书，告以逆顺成败之说，甚辩。公于延州筑青涧城，垦营田，复承平、永平废寨，熟羌归业者数万户。自边制久隳，至兵与将常不相识。公始分延州兵为六将，训练齐整，诸路皆用以为法。公之所在，贼不敢犯。公居三岁，士勇边实，恩信大洽，乃决策谋取横山，复灵武，而元昊数遣使称臣请和，上亦召公归矣。 庆历三年春，召为枢密副使。既至数月，以为参知政事。公叹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后，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赐手诏，趣使条天下事。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赖上察其忠，不听。会边奏有警，公即请行，乃以公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其知政事，才一岁而罢，有司悉奏罢公前所施行而复其故。是时，夏人已称臣，公因以疾请邓州。守邓三岁，公益病，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

(节选自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铭》)

赤壁歌送别

李白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

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馀迹。

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