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丝路进行的中外经济交流主要有三种形式：朝贡贸易、官方贸易与民间商业贸易。

中世纪的东西方朝贡贸易以物品交换为形式，以政治关系为实质。需要说明的是，与中国建立这种贸易关系的国家，如大食、罗马、天竺、安息等，因为这种贸易利润丰厚，纷纷遣使来华，中国史籍将这些使者统统视为贡使，甚至有外国商队冒充该国使团到中国朝贡贸易。自西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朝贡贸易千百年来连绵不绝。此外，中国使团出使诸国时，也会携带大量财物作为馈赠礼品，返国时又会带回诸国进献的礼物，这同样也是一种交换关系。朝贡贸易中，不论是朝贡者，还是中国使者的回访，自然都与中国的国都紧密联系。唐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长安都是中国的都城，所以外来贡使到长安才能完成使命；而各王朝派往西域的使团也从长安奉命出发。

官方贸易也与长安有着直接关系，或在长安进行，或在长安决策。官方贸易可分为大额贸易与小额交易。后者主要指双方使团携带的货物，其中外来使团带到长安的货物，要向中国有关部门报告品种和数量，经过批准后方可在长安进行交易。中方使团所带货物也在长安筹集，并从长安始发。至于大额贸易或在长安进行，或在边境地区进行，但都在朝廷主导下开展。

丝绸之路上的民间贸易更是繁荣，就其人数和贸易额而言，都大大超过了官方贸易。西汉时，长安是商业最繁荣的都市，同时也是外来商人最多的城市，加上全国赋税收入的大部分集中于长安，遂使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满足中外经济交流需要。各地商贾云集，运到长安的商品更是不可胜数，从而使长安有条件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业都市与这一时期的国际性商业大都市。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长安更是充当关键性角色。长安在中国文化的输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唐时期的长安是全国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人才大多集中在长安地区，加之教育事业发达，图籍丰富，制度先进，具有对外输出文化的优越条件。中国文化的外传大体上有三种主要途径：各国各族使团来华，在加强双方政治、经贸关系的同时，将中国先进的制度以及文学、绘画、乐舞、科学、生产技术等带回去；各国各族派到长安的质子、留学生、留学僧、传教士，在学习了中国先进文化后，纷纷将其带回本国；中国派出的使团和商人、僧侣等，在中外文化的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长安是接受外来文化最多的城市，各具特色的外来文明在此与中华文明交汇、融合，从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经由西域沿丝绸之路东传的文化通过朝贡、宗教、商业以及民间市井生活方式传播融合，成为长安城市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形成了所谓胡风胡韵。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长安发展成为多种文明交融的中心，成为当时中国最为时尚的国际大都市。通过丝绸之路，来自西域的文化传播到长安后经消化吸收，形成了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不仅向国内其他地区传播，还通过长安继续向东亚各国传播。

（摘编自杜文玉《长安在维护丝路畅通与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认为，数字经济包括三部分：一是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二是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三是数字化治理，即利用数字技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综合治理能力。该报告测算，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4.8%，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可见一斑。

（摘自胡继晔《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经济日报》2019年10月29日）

材料二：

2021年地方两会上，数字经济成为热词，多地政府吹响数字经济号角。数字经济为何变得如此火热？这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抗冲击能力。2020年，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生力军”和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多数国家实施了严格的跨境旅行和国际运输限制，国际贸易甚至一度中断。国际贸易受阻和中断导致抗疫物资短缺，部分国家在抗疫中捉襟见肘，全球化因此成为疫情危机的“替罪羊”。美国、日本等国誓言以本国生产和区域化替代全球化。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着本国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合作方式。数字贸易、数字金融、数字政务和数字安全等极大地维护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成为抗击“逆全球化”的强大力量。

不同于疫情是加剧“逆全球化”浪潮的短期变量，数字经济这一数字化、信息化的力量是抗击“逆全球化”的长期因素。因此数字经济必将对各国经济贸易和社会发展、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产生更加持久的影响。

（摘编自马相东《抵御“逆全球化”数字经济展现韧性》，《光明日报》2021年2月18日）

材料三：

作为引领未来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既是传统经济转型升级的“跳板”，也是未来新经济快速发展的“蓝海”。一方面，数字产业化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渗透到实体经济中，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出大量新业态，在刺激消费、带动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开拓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让中国经济结构更优、活力更足。

拥抱数字经济时代，既要“抢抓先机”，更要“行稳致远”。在抢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的同时，也要防止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特别是当前“新基建”站上投资风口，一些地方在大干快上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建设轻运营、重硬件轻软件、重短期轻长期等问题，影响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质量。以数据中心为例，其建设并非每个地方都适合建设，不合理地布局数据中心，必然导致资源浪费、产能过剩，不仅无法对发展质量带来应有的提升，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

与此同时，作为新生事物，数字经济发展必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在数字经济快速崛起的同时，其所带来的平台垄断、隐私泄露、大数据杀熟等问题也在日渐显现。需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建立健全数字经济时代的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开辟新空间、提供新动力。

（摘编自吴秋余《拥抱数字经济时代，既要抢先更要行稳》，“人民网”2021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