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都长于直觉的辩证思维，后期墨家与名家（主要代表人物为惠施、公孙龙）则特别发展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思辨精神的逻辑命题。但两汉魏晋以来，儒、道、释三家互补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的认知方法去认识，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化重直觉思维、轻逻辑思维的特点，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更欣赏和满足于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真理和领悟。

如钱穆所说：“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则好向外看。……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与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爱在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中去领悟。”中国文化重直觉感悟、轻逻辑思维的传统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长处是对世界、对事物容易进行整体、系统的把握，具有较长远的历史眼光，不狂躁，不玄想，重经验，好历史，民族心态总的讲比较冷静、沉稳，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历史的大灾大变，使民族文化不断延续、发展。其短处则在于由于轻逻辑思维，不善于作抽象的思辨，缺乏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精确性，不容易形成科学的观念，不容易建立起对世界、对事物的有理有据的科学认知。

（摘编自《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特色》）

材料二：

道与器的相互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一个“道”字和一个“器”字，对宇宙万物的生发及其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宏大非凡的概括力，展现了中华文化卓越的思维魅力。

一方面，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宇宙的总根源，或一切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另一方面，与无形的道相对的是有形的器。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以道驭器、重道轻器，由此形成传统文化特别注重探究道理、道路、方向、原则等重大问题的特点，但也具有忽视科技等器的因素的一面。究其原因，问题不在于道，而在我们未能摆正道与器的关系，只看到道高于器、统御器的一面，没有充分重视道生于器、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所以，正确的做法应是以道御器、道器并重。以道御器就是在充满竞争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道文化的优势，驾取器物之用，引导人类役物而非役于物；道器并重就是道与器协力，使传统文化道的优势和现代化器的优势，形成互补互进的良性状态，促进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科技创新等更好更快发展。

（摘编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

材料三：

中华文化所蕴含的自然人文精神，为当今世界人民解决自然问题提供了智慧。当今人类正在遭受干旱加剧、气候变暖等自然恶化问题的困扰，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了众多正确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精髓，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观念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体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处，人类应真正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认为，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炼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精髓，必然突出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中华文化主张的国家交往艺术是构筑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的文化基石。利益相关、合作共赢和和平共处等价值理念是构筑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关键要素，这恰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国与国交往的基本精神。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礼义之邦而著称，“礼”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礼既为一切万物之至极”，因而，“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成为与他国交往始终奉行的基本精神。这种友好往来的精神为当今国与国之间实现和平共处，建立牢固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源泉。同时，中华文化还认为，实现国与国之间和平、和睦相处还需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国家利益关系，因此国家间必须“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才能保证国家合作利益的最大化，以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显然，这种国家义利观成为衡量国际合作的基本价值尺度，实现彼此合作共赢必须遵循的前提。中华传统文化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共赢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就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由此可见，彼此尊重、共同遵守规则是国家间实现合作共赢的根本遵循。总而言之，中华传统友好往来文化对于解决当前世界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零和思维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目标符合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文化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情怀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它有助于激励各国人民为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而不断努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将大同社会作为人类所追求的合理公正的世界秩序的最高价值目标，这有助于激励人类不断开辟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消除国家间的不平等、南北差异以及世界贫困，从而真正实现一个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和谐共生的世界。中华传统文化还认为，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目标离不开“和合”思想理念的支撑。只有通过“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才能做到“天下兼相爱则治”，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结果。对当今世界而言，这种“和合”思想能够使不同种族、地区和国家，以及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道路各异的人们和谐相处，达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世界彼此联系日趋紧密的背景下，这些思想有利于解决各国人民所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新殖民主义等问题，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赋予其深沉的文化底蕴和持久的生命力，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自身焕发出蓬勃的时代生命力，彰显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摘编自《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价值》）

（班）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时固始弱冠，奏记说苍，荐桓梁、晋冯诸人，苍纳之。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具言固著述意，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固又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以为汉绍要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迷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邪故事，朝见天子，请大使。宪上遗固行中郎将事，将数百骑与虏使俱出居延塞迎之。会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闻虏中乱，引还，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诏以谴责兢，抵主者吏罪。

论曰：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①，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②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节选自《后汉书·班彪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