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外跨”主要是指散文与小说、诗歌等文体的交叉与交融。

比较典型的是散文与诗歌结缘，从而形成两种文体：一是“散文诗”，二是“诗的散文”。对于前者，人们往往比较熟悉，像鲁迅《野草》中的多数作品是散文诗；对于后者，人们多有忽略，如纪伯伦散文集《泪与笑》中的作品多属于诗的散文。不少人将散文诗当作散文，其实它是诗。与散文诗相比，诗的散文不是诗而是散文，它虽有诗意，但诗性不如散文诗浓。诗的散文不分行，是连缀的片段，不像散文诗需要分行。因此，鲁迅《野草》中的《雪》是诗的散文，而不是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的散文诗。

散文与小说的交融，也是一个重要现象。在鲁迅、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的一些小说中，可见散文化的笔法与意趣。因此有时很难分清甚至无法归类，他们的一些作品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

近些年，有作家提出散文写作的跨文体问题，甚至认为散文完全没必要坚守“真实性”原则，可让散文进入虚构甚至虚假状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大胆的“跨越”和“越界”。当然，还有一些更大胆的设想与突破意愿，即让散文进入一个不受阻隔甚至没有规约的境地：在散文中加进电影的蒙太奇，产生刹那的闪耀；将散文与其他文体杂交，形成“非骡非马”的一种“四不像”的散文，这不仅是一种文体“跨界”，更是一种观念“越界”。

应该说，突破散文的种种限制，让它从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中受益，也让散文的分类更加丰富多样，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也要注意其风险和失误，那就是过度“跨界”，从而失去散文体性和导致异化。如将更多诗性加入散文，就会将散文变成诗，至少使散文失去真实与自然。杨朔曾自豪地宣称，他写散文的最大秘诀是“将散文当诗来写”，这固然有助于增加散文的诗性美，但其最大问题是，诗的夸饰和炫张会让散文失去自然平和之致，导致情感失真与泛滥。这在余光中、余秋雨的散文中多有表现，如余光中散文《听听那冷雨》《老得好漂亮》《莲恋莲》，不谈内容，只看题目就会感到情感的做作与虚妄。又如用小说等笔法写散文，其长处是可通过讲故事增加作品的长度和张力，但最大问题是没有节制和情感失真。因此，散文的“外跨”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决不能因过度跨越而使散文失去文体特性和文类本性。

（摘编自王兆胜《关于散文的跨界问题》）

唐恪，字钦叟，杭州钱塘人。以荫登第，调郴尉。县民有被害而尸不获，吏执其邻人，抑使自诬，令以为信。恪争之，令曰：“否将为君累。”恪曰：“吾为尉而盗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访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获盗。知榆次，县豪子雄于乡，不输公赋，前后莫敢诘。恪以理善晓之，悟而自悔，折节为长者。大观中，召为屯田员外郎，持节招纳夷人。夷始恫疑，衷甲以逆，恪尽去兵卫从数十卒，单行。夷望见欢呼，投兵听命。

徙沧州。河决，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龄移檄索船与兵，恪报水势方恶，船当以备缓急，沧为极边，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龄怒，劾之，恪不为动，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诏书嘉奖。乃上疏请暂免诸县租，等第振贷，以宽被水之民，民大悦。

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彦荐之，拜同知枢密院事，至则为中书侍郎。八月，进拜少宰兼中书侍郎，帝注礼之甚渥。然恪为相，无济时大略。金骑再来，邀割三镇，恪集廷臣议，以为当与者十九，恪从之。使者既行，于是诸道勤王兵大集，辄谕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宝而后屡失而复兴者，以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也。今宜举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连据秦、雍，领天下亲征，以图兴复。”帝将从其议，而开封尹何栗入见，谓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顿地曰：“今当以死守社稷。”擢栗门下侍郎，恪计不用。

从帝巡城，为都人遮击，策马得脱，遂卧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继劾其罪，谓：“恪之智虑不能经画边事，但长于交结内侍，今国势日蹙，诚不可以备位。”乃以栗代相。

（选自《宋史·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南征

杜甫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

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