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古代文化中，士人阶层的人格精神和审美标准都具有突出的意义，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与西方古代社会结构不同，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是由一种特殊“释式平衡”的结构方式支撑的，整个社会就像中国特有的衡器“秤”一样：它的一端是庞大的秤盘（宗法社会），而另一端是比重极小的秤杆梢（皇权）。要使这极不匹配的两极实现平衡，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它们之间加上一个秤砣，即士人阶层。由于上述具有根本意义的结构性要求，所以中国的士人阶层具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它的内在质量极大，有能力凝聚整个社会形态中各个阶层共同的根本利益；换成常用的说法就是“内圣”。二是它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调节幅度极大；既可以代表宗法社会的整体利益而制衡皇权，反过来也可以代表皇权控制各级宗法社会，就像秤砣可根据体系平衡的需要而在秤杆上大幅度移动一样；换成常用的说法，这种功能就是“外王”。与士人阶层的上述特质相适应的，是它的审美方式也同样具有对内和对外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通过园林、文学、艺术、服饰、饮食等一切文化手段而建构、维系士人阶层特有的理想人格和文化传统；二是士人阶层的审美方式和标准对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的各社会阶层都有普遍的影响。这里我们只以室内陈设艺术为例来说明问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室内陈设是一门综合性和文化密集型的艺术，所以它对上述特质的表现也就较之其他门类的艺术更为突出和直接。在室内陈设中，士人阶层的理想人格和文化传统是通过书籍、书画楹联、文玩古董、盆景、文具、茶具、琴棋具等众多器物及其相互组合配置的艺术方法而表现出来的。以林黛玉居住的潇湘馆为例。我们知道，大观园中每处居所的庭园景物、艺术风格，都是与具体居住者的品格气质、审美风范相互协调映衬的，而曹雪芹对潇湘馆的描写，也正是为了突出林黛玉颖慧孤高、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潇湘馆突出的特点，在于庭园内清幽雅洁的景致与室内环境的统一。《红楼梦》中曾反复描写潇湘馆园景，如第二十三回中林黛玉说：“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而这种幽曲的庭园空间和景物风格又进一步延伸到室内，以此表现黛玉委曲深致的心理空间。在中国士人文化中，竹子以其苍翠挺拔的姿质而成为高洁人格的象征。宋明以后，这种象征意义在文化艺术中的运用更为普遍，例如明代初年著名儒臣方孝儒《友筠轩赋》描写庭园间的竹景与居室主人的胸襟及文化生活的关系：“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轩构。憩乐矣之幽情，处蔚然之深秀。苍雪洒乎凉飙，绿荫蔽乎清昼。……或弹棋而雅歌，或解衣而脱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联句而鼎真。《红楼梦》继承了这一审美传统，没有过多地铺陈潇湘馆室内的器物用具，而是除了点明藏书甚丰，只是反复强调其室内空间和艺术风格与庭园的沟通协调，甚至写明这屋连窗纱也是一色翠绿，这显然是为突出居住者过人的才识和高洁的人格。我们知道，在中国古典园林美学中，对居住者人格理想的表现是比单纯的造景技艺更高的审美层次。

(摘自王毅《中国古典居室的陈设艺术及其人文精神---从“大观园”中的居室陈设谈起》)

材料二：

中国古典园林有“崇文”的特点，也讲究“雅趣”，即表现知识与高雅的文艺修养，诸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竹林玄谈、曲水流觞等，这样的审美情趣，只有在园林里才能充分展开与发挥。文气氤氲的大观园是小说人物生活及赋诗作画之地。儿女们在此结社吟诗、弹琴下棋、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给这些天真烂漫的儿女们抹上了一层诗的色彩，也给她们的性格涂上了一层诗的气质。这种气质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表现了人物性格。如林黛玉在平时似乎是个病恹恹、行动恼人、小心眼的林姑娘，可是在大观园里作诗时，她完全成了另一个林姑娘，不仅宽厚从容、豁达开朗，而且，在赞美湘云的诗写得好时，“又叫好，又跺足”，神采飞扬。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时，她或弄梧桐，或和人说笑，然后“提笔一挥而就，掷与众人”，她是那样的俊迈、潇洒，一派才子的风采！黛玉深受古典文学的熏陶，她摆脱了“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的现实世界，沉醉到诗的境界中，沉醉到艺术创作中，只有在那里，她才可以获得精神饥渴的满足；只有沉到精神世界之中，才可以找到光明，她是大观园中唯一的必须在诗中寻找人生乐趣的女儿。难怪刘姥姥进潇湘馆，见到“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要说：“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

(摘编自曹林娣《园林风花雪月——陶铸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

文本一：

蒲柳人家(节选)

刘绍棠

长河落日圆。何满子(一丈青的孙子)跟周檎，在郑整儿和荷妞那里吃过晚饭，踏着夕阳西下的霞光，沿运河边纤夫踏出的小路回村去。夏日的傍晚，运河上的风景像一幅瑰丽的油画。残阳如血，晚霞似火，给田野、村庄、树林、河流、青纱帐镀上了柔和的金色。荷锄而归的农民，打着鞭花的牧童，归来返去的行人，奔走于途，匆匆赶路。村中炊烟袅袅，河上飘荡着薄雾似的水汽。鸟入林，鸡上窝，牛羊进圈，骡马四棚，蝈蝈在豆丛干和南花上叫起来。月上柳梢头了。何满子的胳臂上还将着个小饭篮，那是替荷妞给老木匠郑端午送饭；老木匠郑端午那块瓜田，正在他们回村的半路途中。这块瓜田，从河岸上一直种到河坡下，原本只有一亩；另外那三分，是老木匠郑端午带着郑整儿和荷妞，一冬一春挑土垫出来的。老木匠郑端午不但是一位能工巧匠，而且是一名高手瓜把式：他的瓜个儿大，皮儿薄，结得多，色、香、味都是上品，很是名贵。然而，他的瓜从不丢失。老木匠郑端午从十二岁学手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匠这一行的规矩最讲究。他这大半辈子，手艺上从没走过尺寸，规矩上从没差过板眼。他是北运河两岸的活鲁班，但是从不目中无人，从不恶语伤人，更从不与同行结怨、损人利己；因此，他在这一方是个出名的老好人。他的瓜田本来不必看守，就是手脚最不干净的人物，也不忍心偷他一个瓜，摘他一片叶；他住在瓜棚里，是为了驱赶黑夜进犯瓜田的刺猬和狼叭狗子。白天，他一个人孤独寂闷，常常到渡口上找摆渡船的柳罐斗，或是到钉掌铺找吉老秤，一坐就是半天一晌；等回到瓜田，到瓜垄里转一遭，哪一棵秧少了一个瓜，拔一拨瓜叶，扒一扒浮土；就会找到或是扒出三两个铜板。何满子跟着周檎来到老木匠郑端午的瓜田地边，突然站住了脚，说：“檎叔，你替我把饭篮送过去吧。”

“为什么？”周檎感到奇怪。

“我不敢过去。”何满子说，“一到瓜田，干爷就得让我吃瓜，不吃得肚儿滚圆不让我走。”

那你就放开肚量吃吧！”周檎笑道，“瓜吃多了撑不着人，走两趟小水就泄空了。”

何满子摇头说：“干爷种瓜，是为了挣出一年的嚼谷，我怎么能糟害他老人家呢？”

“好个懂事的孩子！”周檎很感动，提着篮子走向瓜棚。瓜棚里没有人，他向四下喊道：“郑大舅，端午大舅！”瓜田一角的沙冈上，有个女人答话：“把饭篮挂在瓜棚横梁上吧！你舅舅吩咐，叫你赶快到他船上去，他们老哥几个在那儿聚会。”

这是一副微微沙哑而又甜润悦耳的嗓子。

周檎知道，她是舅舅柳罐斗的情人云遮月，一位每年入夏到运河滩走村串庄唱京东大鼓的女艺人。

“满子，你自个儿敢回家吗？”周檎向瓜田地边扬手问道。

“我陪云姑奶奶坐一会儿，你走吧！”何满子跑过来，“要是我睡着了，你把我背回家去，我跟你睡。”

周檎答应一声走了，何满子就跑上瓜田一角的沙冈，在云遮月的身边仰巴跤躺下来。

(有删改)

文本二：

品读《蒲柳人家》

穆雨彤

京杭大运河，这是一个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工程，当时也是和长城齐名的。北起涿郡(今北京通州)，南到余杭(今杭州塘栖)。有诗云：“天地悠悠，运河泱泱。雪浪千里，云樯八方。浩荡无匹，奔流最长。”如今随时代转动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蒲柳人家》作品的主题正如恩格斯写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所写：“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刘绍棠曾写道：“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 20 世纪风貌，为 21 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 20 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我想，他做到了——在“刘绍棠现象”余热不减的今天，越走近他，便越能感受到古人所言“蒲柳之姿，松柏之质”的真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