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就文言小说而言，其文体特征深受史传文学影响，而作为史传文学代表作的《史记》被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誉为“无韵之《离骚》”，就是强调其强烈的抒情色彩。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作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抒情传统，如《搜神记》卷十六“紫玉与韩重”写吴王夫差小女紫玉与韩重的爱情悲剧，其中紫玉所吟歌诗情调凄婉，使故事极具艺术感染力。又如《续齐谐记》中“赵文韶”“王敬伯”写人神（鬼）之恋，其中男女弹琴歌吟，凄清婉丽，也赋予小说以浓郁的抒情意味。

在某种意义上说，抒情性是促成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走向独立的重要因素。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恰如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言，它“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而“诗笔”即指唐传奇小说浓郁的抒情色彩。洪迈《唐人说荟·凡例》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他将唐传奇与唐诗相提并论，也是强调其鲜明的抒情特质。明桃源居士更是将唐人小说的抒情性溯源至楚骚抒情传统，称《楚辞》之后，唐人以其“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言外之意，唐人小说与诗歌一样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心志。毕竟，唐传奇作家大多为诗人，他们往往以诗性思维叙事写人，如《枕中记》《任氏传》作者沈既济在《任氏传》中即宣称其小说创作是为“传要妙之情”。再如，沈亚之的《湘中怨解》《秦梦记》《感异记》皆为典型的“楚调小说”，它们情节淡薄，不以故事性见长，而是通过穿插《湘中怨》《光风词》之类极富感伤色彩的楚歌来酝酿凄美迷离的情调，着意渲染一种隽永绵长、哀感顽艳的情绪。清人所编《唐代丛书》《唐人说荟》在收录《湘中怨解》的同时并附上《湘君》《湘夫人》，也意在强调这篇小说浓郁的抒情特征。

唐传奇之后，作为中国古体小说第二座高峰的《聊斋志异》也富于抒情色彩。按照蒲松龄《聊斋自志》的说法，其小说是“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的“孤愤之书”，这在大多数小说篇尾的“异史氏曰”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聊斋志异》写作过程中，蒲松龄《寄孙树百》以“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高歌续楚词”来表达自己的写作心境，显然，抒发胸中磊块是其写怪志异的重要心理动机。纪昀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中称纪昀将《聊斋志异》视为“才子之笔”，而把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定性为“著书者之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他们都认为《聊斋志异》与唐传奇小说的抒情传统一脉相承。

（摘编自陈才训《论中国古代小说的抒情色彩》）

材料二：

在广义的中国诗学中，情与事是密切相关的。《诗经》中的许多篇章都是缘事而发，汉乐府诗同样被认为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南朝钟嵘罗列了“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等典型事件，认为“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品》）。而唐代白居易“直歌其事”的写作策略和宋人提出的“述事以寄情”说则进一步肯定了通过叙事来表达情感的可能性。虽然小说家的创作缘起是多源化的，但小说的叙事特征决定了“缘事而发”是其生成的重要缘由之一。清代烟水散人在《珍珠舶序》中说“小说家搜罗闾巷异闻，一切可惊可愕可欣可怖之事，罔不曲描细叙，点缀成帙”，不仅指出了小说缘事而作的特点，还表明其“事”在性质上的感人特质。

古代小说的“缘事而发”，既可缘于历史、社会之事，也可缘于人生、生活之事。前者如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传奇，多记述社会上的异事异闻，又如明清章回小说，多有感于世风变迁或历史兴亡。后者如晚明以后的小说，尤其是文人小说，多缘起于作者感于自己的人生遭际。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自述自身的梦幻人生经历是《石头记》（《红楼梦》）的创作缘起，《绘芳录》的作者曾写到，“欲作小说以自述生平抑郁之志”，“实事实情，毫无假借”（西泠野樵《绘芳录序》），这种“自述”既缘于实情也缘于实事。强调古代小说的“缘事而作”并非要否认小说的其他创作缘由，而是意在说明作家在创作阶段，就已经具备了鲜明的情感态度，感于事，动于情，乃作小说。

小说的文体特性决定小说的抒情方式不能像诗词那样以“意象”为中心，而是“以事寄情”。小说的情感需要假借具体的小说事件抒发出来，不同的事表现出不同的情感。例如，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叙写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俗套故事，表现的是欢喜团圆的愿望，而《金瓶梅》《红楼梦》等人情小说叙写的则是人生与生命的盛衰之道，表现的则是乐极而悲之情。“事”不仅可以唤起作者的情感，成为文学创作的条件，也可以“由事到情”，成为表达情感的手段。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以寄情”同样符合叙事学的原理。不同于诗词的自白式话语方式，小说的叙述主体被作者分化为叙述者和众多小说人物，不同的主体处在不同的叙述层级，其情感也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但叙述者和众多小说人物的情感并非隔绝，而是统一在作者的抒情话语之下，形成抒情合调。作者将读者带入小说人物和叙述者的视点，本质上即是召唤读者通过叙述者和人物的角度来观看世界，以达到“共情”的目的。

（摘编自陶明玉《小说何以抒情：从古代到当下》）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节选自《孟子·公孙丑上》）

乙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

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

（节选自《荀子·性恶论》）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下面小题。

开愁歌^①

李贺

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

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

衣如飞鹑^②马如狗，临歧击剑生铜吼。

旗亭^③下马解秋衣，请贳^④宜阳一壶酒。

壶中唤天云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

主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豗^⑤。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忙，①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也无所谓到哪儿去，每人带一把三弦琴，说书为生。老少二人都赤着上身，各自拎了一条木棍探路，缠在腰间的粗布小褂已经被汗水洇湿了一大片。蹚起来的黄土干得呛人。这正是说书的旺季。老瞎子想赶着多说书，整个热季领着小瞎子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紧走，一晚上一晚上紧说。老瞎子一天比一天紧张、激动，心里算定：弹断一千根琴弦的日子就在这个夏天了，说不定就在前面的野羊坳。②暴躁了一整天的太阳这会儿正平静下来，光线开始变得深沉。到了夜里老瞎子翻来覆去睡不安稳，小瞎子正睡得香甜，他全力去想那张药方和琴弦：还剩下几根，还只剩最后几根了。那时就可以去抓药了，然后就能看见这个世界——他无数次爬过的山，无数次走过的路，无数次感到过她的温暖和炽热的太阳，无数次梦想着的蓝天、月亮和星星……还有呢？突然间心里一阵空，空得深重。就只为了这些？还有什么？他朦胧中所盼望的东西似乎比这要多得多……夜风在山里游荡。

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

借鉴经验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但有时也会限制我们走出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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