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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放一起比较下他们音乐的不同特色。在音乐史或有关音乐评述的文章中这样的比较屡见不鲜，许多人爱把他们进行对比，这确实是一种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柴可夫斯基这样对比：“莫扎特不像贝多芬那样掌握得深刻，他的气势没有那样宽广……他的音乐中没有主观性的悲剧成分，而这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是表现得那么强劲的。”丰子恺这样说：“贝多芬……是心的英雄，他的音乐，实在是这英雄心的表现。在莫扎特，音乐是音的建筑，其存在的意义仅在于音乐美。至于贝多芬，则音乐是他的伟大的灵魂的表征，故更有光辉。即莫扎特的音乐是感觉的艺术，贝多芬的音乐则是灵魂的艺术。”《音乐的故事》的作者保罗·贝克说：“人们有时把莫扎特和贝多芬称作音乐界的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前者注重结构的完美，后者则喜欢气势的恢宏。有时也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比作歌德和席勒，前者的作品纯朴自然，而后者的作品感情浓烈、内涵丰富。”

很少有人拿莫扎特和其他音乐家对比。拿莫扎特和贝多芬对比，说明他们两人地位旗鼓相当，也说明拿二者对比的人的心目中对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态度以及对艺术人生的态度。

我更愿意从这一点来对比莫扎特和贝多芬，即他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态度及其在音乐中的表现。之所以选择人生苦难这一点来作为比较基点，是因为这是他们两人共有的，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都是他们共有的磨难，也是他们共有的财富。

疾病、贫穷、孤独、嫉妒、倾轧……如黑蝙蝠的影子一样紧紧跟随他们。谁会比他们更悲惨呢？只不过，贝多芬比莫扎特多了耳聋的悲惨，莫扎特比贝多芬多了早逝的悲惨。而且，同样生活在维也纳，莫扎特要贫寒得多，贝多芬虽有过贫穷的童年，但到维也纳不久就得到宫廷顾问官勃朗宁夫人的资助。同样死在维也纳，莫扎特的葬礼比起贝多芬由维也纳政府出面举办的2万人参加的葬礼，显得凄凉万分，他没钱买墓地，他到底埋在哪里也无人说得清。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此深重的苦难，表现在他们的音乐中是那样不同。傅雷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音乐史家都说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反抗的工具，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他评价说：“没有一个作曲家的音乐比莫扎特的更近于‘天籁’了。”

一个“天使”，一个“天籁”，傅雷特意用了这样两个词来形容莫扎特的音乐，这是他对莫扎特的独特理解。这不是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式的恬淡，不是“闲云不作雨，故傍青山飞”式的超然，不是“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式的喜悦……莫扎特对痛苦和苦难不是视而不见的回避和如禅家般的超脱，而是把它嚼碎化为肥料重新撒进土地，不是让它再长出带刺的仙人掌，而是让它开出芬芳美丽的鲜花。

贝多芬和莫扎特不同，他对于苦难的反抗之心很强烈，这明晰地刻印在他的行为轨迹和乐思中。当得知自己患病将致耳聋的消息后，他痛苦地诉说：“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一切心爱的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自私的世界上！”“两年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当然，贝多芬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苦难，他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以起伏跌宕的姿态勾勒了自己的行为曲线。

他的音乐里，听得到明确的主观意图，棱角鲜明的性格，抽象的哲学意义，史诗般宏大叙事的胸怀。他把苦难演绎得极其充分，不是渲染宣泄它，而是重视超拔它，以此反弹于乐思中乃至对传统音乐创作规范的突破上。因此，即使在苦难的深渊也有对欢乐的讴歌，如第九交响乐末乐章的《欢乐颂》，就有排山倒海的力量。那力量，是大众的，是你我都有的。

贝多芬和莫扎特在生活经历上有那样多共同点，但在音乐表现上却是那样不同，其中一个原因，是莫扎特短暂的一生都沉浸在音乐中，音乐融化了他，他自己也化为了音乐；而贝多芬从小就喜爱哲学和文学，年轻时爱读莎士比亚、莱辛、歌德的作品，曾专门拜访过歌德，把自己根据歌德的诗谱写的康塔塔总谱献给了歌德，还到波恩大学听哲学课，他比莫扎特吸收了更多营养。

贝多芬说：“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在这一点上，贝多芬和莫扎特是一致的。他们的音乐在这一交叉点上汇合。所以，我们在贝多芬的某些音乐中听到莫扎特的影子，不会感到奇怪。

傅雷说：“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么莫扎特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信心。”莫扎特和贝多芬是双子星座。莫扎特在室内乐、交响乐、协奏曲和歌剧几个方面全方位出击，贝多芬以横空出世的交响乐震响世界，将器乐理想发挥到那个时代的极致，挥舞着时代大旗。在世界上所有的音乐家中，没有谁比他们两人更适合于我们中国人了。他们两人的音乐也是抚慰和激励世界所有人的艺术，至今拥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摘编自肖复兴《音乐欣赏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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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边夜话

李广田

山渐渐低，水渐渐阔，眼界逐渐扩大，心情也就更觉得舒畅些了。下午三点钟，我们就到达了高鼻梁。为什么叫高鼻梁呢？是因为本地人生的鼻梁特别高吗？还是这里有一个山头像人的鼻梁骨呢？向本地人打听，才知道原名是高北阳，讹为高鼻梁了。早早地到达，是行路人的愉快，不但觉得诸事从容，而且觉得可以做出些有趣的事来。但要做些什么呢？也不知道。除非等我们的小船，船来了，就搬行李，然后到江边打水盥漱，脱鞋濯足。等到队员们分配妥当晚餐后，已是暮色苍茫，江风也凛冽了。

“每小队一斤生萝卜，一两盐，每人还分两个馍。”队员们高兴地传语着。他们分住在人家屋里，借了炉灶自己炊食。我们几个在江边一个吴姓家里安顿下来。

这地方人家不多，都是低低的茅屋，没有庭院。有几家卖面食和酒肉的，大概最近才开始。远处，江水两岸的高高山头，有几座碉堡雄踞着，给这地方平添了一种特殊神色。

我们住的这个吴家，只有一大间草房，一大间内又分成几小间。进门一间，似乎是专为居留客人并招待买卖用的，门口挂着肉，门后放着几案。有两张木床，就是睡的地方。我们住在这里，仿佛会给人家不便，颇有些不安，但看到他们诚实而亲切的态度，倒觉得自己的多心是多余了。

“老先生今年多大年纪呀？”大队长问。

“啊，你说我吗？”吴老头惊异的望望我们，笑着回答，“哈哈，六十挂零啦。”

“好哇，你老人家很壮实啊！”

“嘿，穷人不壮实还行吗？”

他给我们张罗点灯，灯影里，看他那含在满脸皱纹和短短胡髭中的微笑，有一种深湛的和平之感。

他的女人，一个稍稍驼背的老妇人，偶尔从灶间出来，她似乎穿着宽博的古装，头上蒙着印花头巾。我们不曾看见他儿媳妇，只听见她在内间里忙活的声音。

“我们原是住在山后的，”老头在菜油灯上燃了烟斗，说道，“从去年，啊，是前年啦，听说外面又打起仗来，这里过路的客人多起来了，便搬到这里来住了。”

从他的叙述里，我们知道他原是船户出身，年轻时因为船上的生意赔了本钱，于是把船卖掉，只耕田度日。现在他做豆腐、馒头以及猪肉等生意，这是他儿子经营的。

“咳，什么都不容易，胡弄着吃口饭罢了！”他笑着说。

真是一个可爱的老人。我们行路人对于这样的老人是愿意把一切都予以信托的，我们将要吃些什么呢？这是当前的问题。“随便给我们弄点吧，老先生。”吴老头听了我们的话，到内间吩咐了一番，回来时两手向两边一分，抱愧地说：“唉，对不起，我们没有盐，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盐了！”

对此，我们并不觉得稀奇，我们沿途屡次经验过盐的恐慌。这些地方因交通不便，时常无盐可卖，大多数贫寒人家几乎永远吃着淡食。我们在一个有盐可买的地方，买了很多盐带着，预备分给队员，我们现在就要分给他一些，我们愿意把更宝贵的东西赠他，这是从河南买来的海盐，我们一直放在手提箱内，偶尔用过，但大部分还留着，我们拿一个沉甸甸的纸包递给老人。

“什么？”他惊异了。

“海盐啊，我们给你老人家。”

“海盐？——唵，海盐是香的，我们这地方是吃不到海盐的，我们这荒山里！”

不多时，就有香气传来，大盘的炒白肉和烙油饼端来了，我们像一群小孩子，贪馋地领受这一次盛馔，自从在白河吃过一次炙油饼后，我们许多日子不知肉味了。

“喝什么呢？请你们喝豆汁吧，现在就推磨子，一开锅就行。”老头指着内间里，我们听到碌碌声，知道在磨豆腐。豆腐磨子声中，我们有片刻寂静，似乎听到江水声。夜已经深了。

丁令丁令，我们猛然一怔。

“跑信的过去了。”老人低声说。

“邮差为什么带着铃铛呢？”我们不明白。

“怕有虎啊狼啊什么的。”老人回答。“它们怕响器，跑信的人夜晚把一个铃铛挂在身上，走起来丁令丁令的。”他说后山那些地方都是深山老峪。

内间里叫了一声，老人进去了，出来时端了豆汁，新鲜纯粹，我们每人都喝了几碗，淡淡的，甜甜的。我们问到了去安康的道里，老人说：“从脚下到安康七十五里，以前每十里一个探子，就和现在跑信的一样。”谈起过去，我们问他：“过去好呢还是现在好哇？”他用手拢了下胡子，“反正打仗，穷人还是穷人……”话未说完，他沉默了。我们把胜利的故事以及种种希望讲述给他听，他也起劲起来。

吃完豆汁，灯里的油已将尽，屋子里暗起来。忽然外面有橐橐的脚步声，老人机灵地站起来，自言自语，“小回来了”，一边说着去开门。门开处闪进一个魁梧的影子，这是他的儿子。这个“小”，可真不小。老人说：“天不早了，先生们休息吧。”

大概刚过半夜，老人一家已经起来操作，给我们预备水和饭，还准备一天的买卖。他们不惊扰我们，都轻手轻脚地活动，也不说什么话。

早晨七点半，我们就向安康出发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