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家埃吕尔承认技术应用有负面作用，但他认为这只能通过技术来消除。埃吕尔说：“我们在尽力揭露技术发展招致麻烦的一面……我深信，所有这些麻烦都会随着技术本身的不断发展而被消除，而且，确实也只有依靠技术的发展才能消除。”技术对消除、减弱技术的负面效果，当然有重要作用，例如要在煤中脱硫，就应当研究和应用脱硫技术，仍然是人的决策。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应用的负面作用会自然消除，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有害的。

另一位学者弗洛姆说，现代技术系统有两个指导原则：第一原则是“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第二原则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弗洛姆所说的第二原则，就是所谓的效率原则。他所说的第一原则提出了一种技术逻辑——“能够做”等于“应该做”。这两条原则结合起来，就是凡技术能够做的都应当去做，而且还要尽量强化它的效果。即使是恶的技术，也应当采用，并且努力强化它的恶果。这当然是荒唐的逻辑。“能够”是对技术功能的判断，是事实判断：“应该”是价值判断、伦理判断。“能够”不等于“应该”，正如“应该”不等于“能够”。同样，技术不能取代道德，就像道德不能取代技术。如果凡技术能够做到的事，我们都应当去做，那我们就放弃了对技术应用后果的评价和责任。

人与技术的关系只能是创造与被创造、开发与被开发、应用与被应用、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人是主体，技术是客体。人是目的，技术是手段。技术应当为人谋利，而不应当损害人的利益。是人主宰技术的命运，而不是技术主宰人的命运。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要遵守技术的自然逻辑，既人造物进化的逻辑，也可以说是技术自身的逻辑；更要遵守技术的社会逻辑，或称社会逻辑，这是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技术的社会逻辑高于技术的自然逻辑，当这两种逻辑冲突时，技术的自然逻辑服从技术的社会逻辑。技术本身的善恶、技术应用后果的善恶，只能根据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来判定。人类的最高目标，不是发展和应用技术，而是人类的全面发展，技术只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技术越发展，越应该强调对技术的人文关注。

冉氏烹狗记

清·崔述

县人冉氏，有狗而猛。遇行人，辄搏噬之，往往为所伤。伤则主任躬诣谢罪，出财救疗之。如是者数矣。冉氏以是颇患苦狗；然以其猛也，未忍杀，故置之。

刘位东①谓余曰：“余尝夜归，去家门里许，群狗狺狺吠，冉氏狗亦迎而吠焉。余以柳枝横扫之，群狗皆远立，独冉氏狗竟前欲相搏。几伤者数矣。余且斗且行，过冉氏门而东，且数十武，狗乃止。当是时，身惫甚，幸狗渐远。憩道旁，良久始去，狗犹望而吠也。既归，念此良狗也，藉令有仇盗夜往劫之，狗拒门而噬，虽数人能入咫尺地哉！闻冉氏颇患苦此狗，旦若遇之于市，必嘱之使勿杀；此狗累千金不可得也。居数日，冉氏之邻至，问其狗，曰：‘烹之矣。’惊而诘其故，曰：‘日者冉氏有盗，主人觉之，呼二子起，操械共逐之，盗惊而遁。主人疑狗之不吠也，呼之不应。遍索之，无有也。将寝，闻卧床下，若有微息者，烛之则狗也，卷屈蹲伏，不敢少转侧，垂头闭目，若惟恐人之间其声息者。’主人曰：‘嘻！吾向之隐忍而不之杀者，为其有仓卒一旦之用也，恶知其搏行人则勇，而见盗则怯乎哉？以是故，遂烹之也。’”

嗟乎，天下之勇于搏人而怯于见贼者，岂独此驹也哉！今夫市井无赖之徒，平居使气，暴横闾里间，或窜名②县胥，或寄身营卒，侮文弱，凌良懦，行于市，人皆遥避之；怒则吸其群，持械圜斫之，一方莫敢谁何，若壮土然。一旦有小劫盗，使之持兵仗入府廨防守，不下百数十人，忽厩马夜惊，以为贼至，手颤颤，拔刀不能出鞘；幸而出，犹震震相击有声；发火器，再四皆不然；闻将出戍地，去贼尚数百里，距家仅一二舍，辄号泣别父母妻子，恐不复相见；其震惧如此，故曰：“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又奚独怪于狗而烹之？嘻，过矣！

虽然，畜猫者欲其捕鼠也，畜狗者欲其防盗也，苟其职之不举，斯固无所用矣；况益之以噬人，庸可留乎！石勒欲杀石虎③，其母曰：“快牛为犊多能破车，汝小忍之！”其后石氏之宗卒灭于虎。贪牛之快而不顾车之破尚不可，况徒破车而牛实不快乎！然而妇人之仁今古同然。由是言之，冉氏之智过人远矣。 （本文有删节）

秋夜独坐（节选）

唐·王维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夜深

宋·周弼

虚堂人静不闻更，独坐书床对夜灯。

门外不知春雪霁，半峰残月一溪冰。

炉火   

臧克家

1984年11月24日

26. 有这样一段由成功人士代言的广告语：“人生如登山，往上走，即使一小步，也有新高度——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