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年，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智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者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为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来源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教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的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低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取材于芮喆等人的文章）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不断壮大，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服务了区域经济发展，彰显了职业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中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职业教育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能力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三年前，教育部启动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共启动建设优质学校456所、骨干专业3815个、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1933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727个。计划实施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351项国际合作，招收沿线各国的学历教育学生近6000人、培训超10万人次。此外，职业教育不断补齐短板环节：高职生均拨款制度进一步落实，全国平均水平已达到1.2万元；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等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相继发布。

(选自《教育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黄金时期”》)

虽然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较快，但和欧美国家相比，仍然较为落后。目前，欧盟有半数以上的国家职业教育比例在50％以上。我国受经济结构调整、高校扩招和职业教育自身吸引力不强的影响，职业学校招生人数持续减少，同时生源质量有所降低，有的学校报到率仅达60％。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都存在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中国更明显。我国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基础薄弱，如我国每万人中职业教育平均在校生，东部地区为115人，西部地区仅为58人；西部地区职校生平均预算内的教育经费还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办学条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更大。

另外，欧盟国家职业教育观念比中国的职业教育观念要强，自古以来我国都是轻职业，重学术理论的发展。我国人民传统上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没有普通教育价值高。

(选自《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目前来看，我国职业教育量大面广，遍布于大中小城镇。且专业一般都是根据社会实际需要而设立，目标明确，专业对口，量体裁衣，学以致用，毕业生很受社会欢迎。

我国职业教育的入学门槛低，比较适合边工作边学习，迎合了普通百姓的需要。高等教育只有在考虑到传统精英教育的同时，也考虑到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教育需求，吸引他们进入高等学校，才能真正走向大众化。我国职业教育正是满足了这样的需求，它是国家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促使高等教育加速进入大众化的重要因素。

社会在变革，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一些传统的工作和工作岗位逐渐消亡。另一些新技术和新工种雨后春笋般出现，例如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无线通讯、多媒体、图形设计等。在这样的形势下，职业教育也在进行改革，以培养新一代的劳动力。既使学生掌握适应当今社会的专门职业技能，又使学生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在出了校门以后，能够持续提高职业技能，灵活地自我调整。可以说，我国职业教育的未来一片光明。

(选自《职业教育的优势与发展趋势》)

四堡雕版

冯骥才

心里一团如花似锦的猜想，在四堡灰飞烟灭。

在宋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中，福建的建阳一直承担着那片那片大地上文明的传播。其他几个雕版中心如汴梁、杭州和临汾，总是随着战乱与京都变迁或兴或衰，惟有这“天高皇帝远”的建阳依然故我。从遥不可及的中占一直走到近代。我喜欢建安[注]图书的民间感。它自始就服务于平民大众，也就将先民们的阅读兴趣与审美融入坊间。明代以来，杭州、苏州，以及相继崛起的金陵派和徽派刻印的图书，一窝蜂地趋向文人之雅致，刻意地追求经典，建安图书却始终执拗地固守着它的平民性。大众日常消遣的故事、笑话、野史，农家应用的医书、药书、占卜、以及专供孩童启蒙的读物，都是建安版常年热销的图书。今天看来，这种由民间印坊养育出来的纯朴的气质便是建安版特有的审美品格了。

然而，建安图真正的福气，是它至今还保存着一个雕版印刷之乡——四堡。中国古代雕版基地大都空无一物，只剩下建安这个“活化石”它犹然散发着书香墨香文明之香吗？

四堡身在闽西，肩倚武夷山脉，一双脚站在连城、清流、宁化与长汀交界处。地远天偏，人少车稀，这种地方正是历史的藏身之处。但现代化法力无边，近几年古镇热闹起来了，不过令我吃惊的是，这里居然还完整地保留着二百年来声震闽西的印书世家邹氏的坊间与宅第。大大小小一百四十间房子，屋连屋，院套院，组成客家人典型的民居——“九厅十八井”。在四堡，这种房子都是一辛用于生活，一半用于印书。可是，无论陪同我的主人，怎样指指点点地讲述，我也无法生出往日那种奇异又儒雅的景象来。

俏若留意，那又细又弯高高翘起的檐角，鸟儿一样轻灵的木雕斗拱，敷彩的砖雕，带着画痕的粉墙，还残存一些历史的优雅。但挤在这老宅子里生活的人们，对此早已视而不见。历史走得太远了，连背影也看不到。高大的墙体全都糟朽，表面剥落，砖块粉化；地面的砖板至少在半个世纪前就全被踩碎了：门窗支离破碎，或者早已不伦不类地更换一新；杂物堆满所有角落，荒草野蔓纠缠其间。唯一可以见证这里曾是印务的，是一些院子中央摆着的一种沉重的石缸。它是由整块青石雕出，岁月把它磨光。当年的印房用它来贮墨，如今里边堆着煤块或莱，上边盖着木板；有的弃而不用，积着半缸发黑和泛臭的雨水。

生活在这拥挤的黏湿的腐朽的空间里，是一种煎熬。特别是电视屏幕上闪现着各种华屋和豪宅的时候，人们会巴望着逃脱出去，切盼现代化早日来到，把它们作为垃圾处理掉。这就是发明了印刷术的古国最后一个“活化石”必然的命运么？

应该说当将邹氏家族的祠堂改造为一座小型博物馆，展示着从四堡收集来的古版古书，以及裁纸、印书、切书、装订等种种工具。还将此地雕版的源起、沿革、历代作坊与相关人物，都做了调查和梳理，并在这小展馆中略述大概。可是当我问及现存书版的状况时，回答竞使我十分震惊—只有一套完整的书版！难道这块生育出千千万万图书的沃土已然资源耗尽，贫瘠得连几套书版也找不出来？

其实并非如此。知道今天，无孔不入的古董贩子还在闽北和闽西各地进村入乡、走街串巷去搜罗古书古版。四堡人穷，自然就那它们换钱。文化受到自己主人的轻视才是真正的悲哀。

四堡的雕版印刷肇始何时，仍是个迷。但它作为建安版的一个产地，自然属于中华雕版印刷史源头的范畴。特别是宋代汴京沦落，文化中心南移，印刷业便在福建西北这一片南国纸张的产地如鱼得水遍地开花。明清两代，建安图书覆盖江南大地，这也正是四堡的极盛时代。可是到了19世纪，西方的石印与铅印技术相继传入，四堡的雕版便走向衰落。从大文明的系统上说，中华文明传承未断；但再许许多多具体的文化脉络上，我们却常常感受到一种失落！

在龙岩、泉州和厦门，我都刻意去占董店考查建安书版的流散状况。在四堡见不到的书版，在这些商店里很容易见到。不过一位贩子对我说：“你出大价钱也买不到明代的版子了。”我相信他的话。受制于经费的拮据，在这些文化沃土上，到处是古董贩子，反倒很少看到专家的身影。

四堡现有的书坊不会坚持太久，残剩在民间的古版又会很快灭绝。照此说来，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这个曾经发明了印刷术的古国就不再有“活态的见证”可言了？

那么谁救四堡呢？

霍去病，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大将军受诏，予壮士，为票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于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斩首捕虏二千二十八级，得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二千五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去病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其夏，去病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广将四千骑先至，骞将万骑后。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广，广与战二日，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骞至，匈奴引兵去。骞坐行留，当斩，赎为庶人。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骑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骠骑将军会，当斩，赎为庶人。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由此去病日以亲贵，比大将军。其后，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骠骑之兵也，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道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裨王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去病乃驰入，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遗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人。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上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事多此类。元狩六年薨。

(选自《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