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历史与文学也并非水火不相容。《史记》作为史学经典，能够“跨界”到文学领域，既有其内在原因，也有外部的诸多因素。

《史记》被誉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著作，但司马迁的审美观有“爱奇”倾向。扬雄《法言·君子篇》：“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谯周也曾说司马迁“爱奇之甚”。他们初步认识到《史记》独特的文学审美倾向，但只认识到“奇”的表面现象。司马迁的爱奇，不只是记载神话传说，更深层次的是司马迁选择了大量的奇特之人和奇特事件。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史记》的创作目的是要“传畸人于千秋”。“畸人”，即“奇人”，即司马迁所说的“倜傥非常之人”。这些非常之人，或者在历史上有非凡之举，或者在逆境中奋发有为，或者有理想有作为但落得悲剧结局，或者出身卑贱但在某一方面有出众之处，等等。相反，一些位高权重的宰相，由于碌碌无为，司马迁并没有选择他们。正是这些奇特人物的出现，使《史记》成为一部具有强大力量的作品。“爱奇”的审美观不只是史学家在搜求历史资料，也是文学家通过资料发现自己认为美的对象，能体现生命力的人和事，而且不受他人约束，这就使《史记》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具有了文学的传奇色彩、故事特征和审美享受。

《史记》能进入文学领域，也是由于它本身具有文学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刻画人物具有典型化、个性化的特征。《史记》选择典型事例表现人物个性，放大了人物一生中的关键点，如项羽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转折点。另外，《史记》描绘典型环境，让人物在矛盾冲突中表现自己；用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去表现人物的行动；用细节描写来充实人物的个性；多侧面写人，使人物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运用对比描写，显示人物个性，等等。这些手法的运用，使《史记》插上了文学的翅膀，避免了单纯的客观叙述和呆板的生平介绍。从某种意义上说，典型化、个性化是文学的灵魂和生命，因为这是经过对生活的深入挖掘而产生的。《史记》中还有一些想象、心理刻画，具有文学的品质。另外，司马迁秉笔直书，褒善贬恶，爱憎分明，加之他深刻的人生体验，使《史记》中灌注着他强烈的感情色彩，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将个人情感渗透在字里行间，这也是《史记》迈入文学殿堂的一个标志，也是《史记》区别于其他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史记》是文史结合的典范，它之所以能进入文学领域，也与历代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接受《史记》有关。文学家把《史记》作为自己创作的标本进行借鉴、学习、模仿。如中国古代大量的咏史诗从《史记》中取材，还有许多词和曲。传记创作无论是单传还是类传，大都从《史记》中汲取营养。散文家如唐宋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等，不仅在理论上倡导学习《史记》，而且在实践中学习《史记》的优良传统。元杂剧从《史记》中取材，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统计，多达180多种。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也被历代文学评论家所接受，并加以发展，如“蓄愤说”“不平则鸣说”“诗穷而后工说”等。历史著作被文学家从各方面予以接受，既显示了《史记》的文学品质，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另外，不同时代的文学思潮以《史记》为旗帜、文学教育以《史记》为教材以及海外学者对《史记》文学的研究等因素，也促进了《史记》进入文学领域。

（摘编自张新科《<史记>何以“跨界”文学》）

材料一：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需要在理念上从数据驱动转向用户需求驱动,促进政府决策和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智能化。在推进新时代城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两类问题需重点关注。

其一，数字治理工具的基础是公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个体行为和移动大数据，其应用必然面临着提升政府效能与保护公众隐私之间的矛盾。对大数据技术可能带来的个体行为监视、个人隐私保护缺失，已成为国际社会关于数字技术发展的一个核心伦理问题和关键治理议题。在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保护公众隐私之间寻求平衡，除了从制度层面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积极回应民生诉求。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对居民诉求的积极回应有助于居民了解健康码等技术在复工复产方面的有用性，增进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进而缓解使用中对隐私问题的顾虑，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数字治理工具的接受度。

其二,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必然要应对“数字鸿沟”可能带来的新的社会公平问题。许多数字治理工具都依托于智能手机，而部分不会操作或无能力购买使用智能手机的弱势群体的需求很容易被忽视。调查显示，在老年人和本科以下教育程度的群体中，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小程序的比例较高。数字治理工具如能更好地考虑到不同人群在掌握数字技术和获取信息能力上的差异，特别是积极回应弱势群体诉求，努力弥合数字鸿沟，必将推动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更加精细和包容，使每个市民尤其是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摘自刘志林、陈济冬《数字技术使城市治理更好回应人民关切》,《光明日报》2020年9月21日）

材料二：

城市数字治理是城市治理与数字治理的最新“融合”，区别于传统城市治理,跳出单纯依靠技术更新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窠臼，强调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在城市治理重要作用基础上，倡导政府城市治理职能基于数字化“再整合”,通过数字化方式逐步弥合城市治理不同部门间“信息鸿沟”,打通各个单位“数据孤岛”，最终破解城市治理难题。以治理对象数字化为基础，实施机构改革全面整合“放管服”改革、政府实体大厅、网上大厅、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政府网站和政府热线等多项工作内容，在政府网站即可实现政策信息“一网通查”、市民留言“一网通答”和政务事项“一网通办”,是未来城市发展和治理新的模式和思路。

（摘自张文君《数字治理引领城市未来发展新方向》,《光明日报》2020年11月5日）

材料三：

城市数字化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化工程项目，其发展需要激发内生驱动力量,通过数字竞争力各构成要素之间的自我调节、优化实现持续发展。各地在数字化过程中，应认清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的优劣势，避免盲目跨越式发展。借助城市群发展力量，结合城市群中各个城市的特征和资源优势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城市之间的合作联动，支撑城市群的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各具特色的城市在数字化转型中错位互补,更有利于城市聚焦优势资源，打造特色鲜明的数字标杆城市。

（摘自何超《大数据发展:加快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社会科学报》第1713期）

大地深处的温暖

任林举

长春的雪，从来都不是寻常的飘落，而是弥漫——无边无际的弥漫。

洁白的雪花飞满苍穹，天地之间就没有了界限。苍茫里，是谁在飞针走线？一针紧似一针，反复牵引着人的目光，一时竟分不清雪花是从天上落下，还是从地上飞起。街道、河流、田野、房屋等等，地上一应事物之间的边界和轮廓，都在雪中变得模糊。

四十多年前，1978年10月，我还未满十六岁，拿着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第一次走在长春的大街上。那时候，年少懵懂，刚从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出来，不知道要怎样面对这样一个高楼林立的城市和城市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好在，这座城市已经给我预备好了可以埋头阅读的书桌，还有可以倒上去酣睡的床铺。

仿佛一夜之间，一睁眼，我就遇到了那场雪。寒风退避，雪落无声，有几分暖意，有几分温柔，温柔得让人心软。过去，我是经常站在乡村的雪中向往城市的；如今，我开始站在城市的雪中幻想未来。

天已经断续下了两日的雪，仍无意停止。我和相识不久的同学们，手拉手走在雪中。

积雪在我们的脚下吱吱呀呀，传达出时缓时急快乐的声音。

我们从学校的东门出发，穿过平阳街，穿过解放大路，一直向春城电影院进发。那天晚上要上演的电影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名字叫《吉鸿昌》，当时各大中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竞相包场，一票难求，长春市仅有的几家电影院需要不间断播映。因为我所在的学校在院校里排位并不靠前，所以场次就排到了半夜。

时值午夜，市内的公交车已经全部停运。而那个年代，出租车等交通工具还没有出现，几公里的路程，只能靠双脚一步步丈量。从开放的儿童公园东门进入，西门穿出，进入最负盛名的人民大街，右行八百米就到了大名鼎鼎的人民广场。广场上的纪念碑巍峨、高大，我们从纪念碑前走过，夜晚宁静异常，只有我们一行人脚下发出的沙沙踏雪声。

那天，回来的路上，大家毫无睡意，每个人都很兴奋，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另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中间相隔多少坎坷与周折，又相隔多少场风霜与雨雪，已经无法准确统计。当我再一次走在一场纷飞的雪中，长春这个让我一度成为过客的城市，慷慨地许给我一个可以躲避风雨的居所，我在长春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经年。我不再青春年少，但却如一棵把根扎得很深的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深处的温暖。

也是午夜，也是在人民大街，大街两侧高楼林立，夜晚的街道灯火通明，五光十色，大街上的车流拖着一条光的尾巴往来穿梭，将整条街道描述成一条色彩的河流。

那个晚上，我和一位老师在他的家中秉烛长谈。我静静地聆听着他对我的叮嘱，从生活到修身，从工作到文学，从现在到未来，从理想到信念……他让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局限和优长；懂得了放弃与坚守，学会了敬畏和勇敢。

我深深地知道，此夜不同寻常，但却不知道窗外正无声地下着一场大雪。当我深夜离去时，老师执意要出门送我，并执意要站在大雪中陪我候车。雪花大朵大朵地落在他已经不再浓密的头发上，落在他已经微驼的背上和他表情凝重的脸上。那情景，让我感觉我可能正面对一次隆重的远行。但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多年之后，当我回想起那晚雪中的情景，我的心会涌起怎样的波澜。

转眼又是十年，城市仍然像一张没有画完的图画，在扩展，在丰富，虽然还没有最后完成，但却比以往更加丰满、绚丽。而我却单单因为它的雪，因为它纯净的白色，就心怀依恋。从最初的雪，到后来许多场雪，种种的情景、种种的经历、种种的故事，已经让我深深认定，长春的雪就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美好机缘。

冬天再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棵树如果在一座城市把根系扎得太深，就已经不再是一棵树，而是城市固有的一个部分。它在岁月中汲取的一切，如今都要反哺给岁月；它在城市中所得的一切馈赠，如今也将回馈给城市。

那天，突然接到老友的电话，不为别事，就是一份来自好友的关切。我们畅叙交流,一抬眼，又是一场纷飞的大雪，从天空飘向大地，又从窗外飘到窗里，在我的身前、身后、头顶以及生命深处——弥漫。

(有删改)

田叔者，赵陉城人也。叔为人刻廉自喜，赵王以为郎中。会陈稀反，高祖往诛之，过赵，赵王张敖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赵相赵午等数十人皆怒，谓赵王曰：“王事上礼备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请为乱。”赵王曰：“先人失国，微陛下，臣等当虫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复出口矣！”于是贯高等曰：“王长者，不倍德。”卒私相与谋弑上。会事发觉，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于是赵午等皆自杀，唯贯高就系。是时汉下诏：“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贯高事明白赵王敖得出废为宣平侯乃进言田叔等十余人上尽召见与语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尽拜为郡守诸侯相孝文帝既立，召田叔曰：“公知天下长者乎？”叔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是时孟舒坐虏大入塞盗劫，免。上曰：“先帝置孟舒云中十余年矣，虏曾一入，孟舒不能坚守，毋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公何以言孟舒为长者也？”叔叩头对曰：“汉与楚相距，士卒罢敝。匈奴冒顿新服北夷，来为边害，孟舒知士卒疲极，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弟为兄，以故死者数百人。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于是上复召以为云中守。后数岁，梁孝王使人杀故吴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还报。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毋以梁事为也。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景帝大贤之，以为鲁相。鲁相初到，民讼王取其财物百余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短若主！”鲁王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相曰：“王自夺之，使相偿之，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于是王乃尽偿之。数年，叔以官卒。

（节选自《史记·田叔列传》）

阁夜

杜甫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佛教自西汉末期传入中国，即渐渐地与儒家、道家等本土思想      ，走向平民化和世俗化，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至魏晋南北朝之时，玄学之风__ __，因而一样着眼于“虚”和“空”的佛教，便自然而然地与文学艺术紧密地联系起来。唐代，六祖慧能开拓曹溪禅宗，主张“顿悟成佛”“即心即佛”，——正是这个重悟重心的特点，进一步构筑了佛学与诗歌的沟通桥梁。（     ）也由此，诗人兼禅僧双重身份的“诗僧”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      的风景线。诗僧的出现，丰富了诗歌的创作群体，扩大了诗歌的表现手段，革新了诗歌的创作题材，对晚唐及以后的诗歌发展深远地产生了影响。诗僧的作品，作为文学和佛学的共同成果，更是载入民族文化交融的史册。唐代的寒山、拾得、皎然、齐己，宋代的惠崇、参寥、惠洪、文垧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金代诗人元好问就在《答俊书记学诗》中很巧妙地___ _了诗与禅的关系。

《新华字典》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堪称小型汉语辞书的典范。

在我国，《新华字典》是迄今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典，拥有十分庞大的读者群，它创造了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因而，《新华字典》也被国人亲切地称为“国民工具书”。67年时间，《新华字典》已经发行了12版，一版又一版的《新华字典》，勾勒出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缩影。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可是现实生活中，有人认为，这是过去战争年代和艰苦岁月提出的特殊要求，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有人认为，是否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个人生活的小事，不必大惊小怪；还有人认为，国家鼓励消费拉动内需，人们吃穿讲排场气派，慷慨花钱，也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