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与想象是分属于中西文学理论的两个不同范畴。二者的义理和内涵之隔表现在许多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心理特征和思维特征两个方面。神思的心理特征是虚静,想象的心理特征是记忆;神思的思维特征是超越时空,想象的思维特征是化解、综合。
然而,神思与想象也有融合、融通的地方。无论如何,神思和想象在中西方各自的语境中都是直觉思维,赞美神思或想象,就是赞美直觉,肯定直觉在文学艺术创作和审美中的重大意义。这是神思和想象之融的一个重要体现。
神思与想象之融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们都是虚构。中西文学理论分别肯定了神思或想象的虚构性。陆机说:“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文赋》)神思的开展是“离方遁圆”的,即离开事物本身去描述这个事物。这个物象是方的,作家不要直接说它是方的,应该离开它的方的形状去说它是方的。同样,那个物象是圆的,也不要直接说它是圆的,应该离开它的圆的形状去说它是圆的。这就是离形得似,也就是陆机所说的“穷形尽相”。刘勰也说:“夫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文心雕龙·神思》)所谓“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就是虚构,通过作家的虚构,把无形的东西写得有形。文学艺术形象和意象的创造都是"刻镂无形”的结果“离方遁圆”“到镂无形”能够创造出无数艺术形象、艺术意象,保证文学艺术创作生生不息。
西方对想象的认识一直纠缠着幻想的问题。幻想就是虚构。究竟幻想和想象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西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黑格尔强调,“不要把想象和纯然被动的幻想混为一事”。即幻想和想象可能是一回事,可能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的是“纯然被动的幻想”,那种幻想不具有创造性,而想象则具有创造性。克罗齐则不同,他似乎认为幻想是高于想象的,“幻想是创造者,而想象则不是”。无论想象是幻想也好,不是幻想也好,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它们都是超越现实的加工创造,且不管它们对现实的改造是剪裁现实本身、添油加醋,或依据现实的逻辑凭虚构象,都带有虚构的成分,对文学艺术创作的作用都非同小可。
神思和想象之融还表现在情感特征方面,这在中西文学理论中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文学艺术本身都是情感的产物,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表达情感。借助于情感展示人类的生存智慧,传播人文精神。无论神思还是想象都有强烈的情感参与,否则,神思和想象都会失去它们的创造价值。因此,中国古代言说神思的发生,强调“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文赋》),“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在神思的状态下,作家、艺术家以情感观照万物,如此一来,万物才灵动感人,最终实现心物交融。想象也大抵如此。想象之中有强烈的情感奔突,为此,才有浪漫主义诗学对想象义理的深化。康德说,想象力通过一个给予的表象而无意中被置于与知性相一致之中,并由此而唤起了愉快的情感。
由此可见,神思与想象之融在情感上达成一致。这是中西共同的文心。
(摘编自李健《“神思”与“想象”的隔和融》)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神思能够超越时空界限,离开事物的本身去描述事物,它的心理特征是虚静。 |
B.想象一般借助直觉思维作用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它的思维特征是化解、综合。 |
C.黑格尔认为不能混淆想象和幻想,因为想象具有创造性,幻想不具有创造性。 |
D.中国古代文论家认为做到心物交融,方能以情感观照万物,进入神思的状态。 |
A.文章指出神思与想象的隔阂,再分析二者合、融通,与文题中的“隔”与“融相应。 |
B.全文侧重释神思和想象之融,论证的三个维度分别是直觉思维、虚构和情感特征。 |
C.文章运用引证和比较论证阐明,无论想象与幻想是否等同,二者均含有虚构的成分。 |
D.全文采用总分结构,论证中西共同的文心在于神思与想象之融在情感上达成一致。 |
A.神思与想象是分属中西文学理论的两个范畴,虽有相融之处,但不能被混为一事。 |
B.要创造艺术形象、艺术意象,保证文学艺术创作生生不息,可以利用神思或想象。 |
C.神思是通过虚构把无形的东西写得有形,与“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并无关联。 |
D.无论神思还是想象,如要不失去它们的创造价值,就应该有较为强烈的情感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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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的这句话说明,作为政治动物的“我们”与作为动物的“人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要素才促使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过渡和转变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我们”呢?其实答案 很简单,就是语言。
语言促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是我们走向独立的标志。很多人认为,人类之所以独特,就在于人类拥有语言。一方面,通过语言,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另一方面,语言使用扩展了人类理性的范围,使人类可以借助复杂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模式,进行系统逻辑地思考和推论,使人类的智性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人类由此成了真正意义上“理性的动物”。
语言为万物命名,给自然立法,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以秩序。比如,我们可以将某些东西命名为苹果、香蕉、梨子,同时又可以对其进行类化处理,统称为“水果”,然后将水果和其他可以食用的东西统称为“食物”。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不同东西做出秩序化区分有些是可以吃的,有些是红的或有颜色的,有些是方的或有形状的等等。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为自然确立秩序、表达思想,使我们更加有效地理解彼此之间的想法需要以及行动。通过语言的编码和类化处理,现实被规整到我们的主体意识之内,成了我们可以通过知觉来感受,通过语言来表达、传递和交换的东西。
语言为我们进行抽象思维与复杂叙事提供了基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更重要的一种功能不在于其对实存之物的编码和类化,而在于其可以传达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在认知革命之后,我们的语言成了一种非常发达的工具,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之所以能够应运而生,其关键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想象和语言来进行“虚构”,并且是“一起”想象和编织各种虚构的故事。但是,正因为我们有“一起”虚构和叙事的能力,智人才可以大量集结协作,灵活互动;也正因为如此,智人才可以统治世界。
语言是我们共享情感和理念的条件,是进行广泛深度合作的纽带。语言哲学家塞尔、巴特曼和吉巴特指出:人类合作是由所谓的共享意图或我们意图所组成的。在我们的合作机制中,语言是共享意图的一个基础,我们必须与他人沟通,将彼此之间的期待放置在公共的领域之中,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规范与义务,才能促成人类的有效沟通与深度合作。总之,虽然人类的语言在认知、发声、语法和沟通方面存在差异也制约着我们之间的合作,但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增进和人类社会的复杂化,为了满足对合作伙伴的可信度及其他方面的便利或需要,我们的语言会不断变化,我们的意图也会不断趋向一致。
(节选自刘松青《语言对我们有多重要》
1.下列表述,与本文意思不相符的一项是A.语言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画出了一道界限,是人类独立的标志。 |
B.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语言决定现实,赋予人类秩序。 |
C.语言是发达的思维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也是一种实践。 |
D.语言是合作的纽带,语言的差异性制约着人类共同改造世界。 |
A.正是语言把我们和自然分离开来,而且正是通过语言结构,我们才拥有自主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 |
B.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指标,它不仅是人类和动物的分水岭,也是人工智能至今仍无法让电脑掌握的能力。(中国当代语言学者王士元) |
C.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所有人生来就拥有共同的语言能力和平等的推理能力。(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 |
D.人类是唯一被赋予语言能力的动物,而语言的目的就是指出利弊,表明正义和不正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
A.在人类由生物性向政治性转变的过程中语言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造就了人类。 |
B.语言通过符号和法则,将现实之物进行编码或类化处理,使世界变得井然有序。 |
C.人们可以通过想象和语言来编织各种故事,这也是人们共享规范与价值的基础。 |
D.只有借助语言,我们才能共享情感、理念和意图,才能促成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
《艾青诗选》是一部集历史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诗集。这本书真实反映历史,高度浓缩作者思想,蕴含着强烈深沉的情感。
艾青原名蒋海澄,浙江省金华人。他在1933年写了著名的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署名时,当他将蒋字的“艹”字头写下后就停了笔,他突然想起蒋介石背叛革命,迫害共产党和正义的人们,感到与蒋介石同姓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为了报复蒋介石,便信手在“艹”下面打了个“乂”,这恰好是一个“艾”字,于是便以“艾”为姓。又因为“海澄”的家乡口语谐音为“青”,于是“艾青”就这样成了他的笔名。
艾青早期的诗歌,注重通过描写具体可感的事物来引起感觉、发挥联想、捕捉和选择意象以凝结成形象,这形成了他早期诗歌艺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他以革命的现实主义手法,深沉忧郁地唱出了祖国的土地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同时他的诗篇又激励着千千万万不愿做的人们,为神圣的国土而英勇斗争,如《吹号者》《我爱这土地》等。建国后,艾青的诗歌一如既往地歌颂人民,礼赞光明,思考人生。内容更为广泛,思想更为浑厚,情感更为深沉,手法更为多样,艺术更为囿熟。
每一个具有独创性的诗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意象,这意象中凝聚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观察和认识,以及诗人独特的思想和感情。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是土地和太阳,而主题则是爱国主义。土地的意象凝聚了艾青对祖国和人民最深沉的爱。太阳的意象表现了诗人对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不息的追求。爱国主义是艾青作品中永远唱不尽的主题,诗人通过意象表达了一种至死不渝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这种感情在现代国人当中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
艾青诗歌的艺术特征还有一个要素就是“忧郁”。艾青的忧都一方面源于个人的经历和性格,源于留学法国时期所感受到的“漂泊的情愫”和西方象征派、印象派文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源于那个特殊的时代。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艾青辗转于北方,亲眼见识了北方农民的苦难,与我国古代士人的感时愤世、忧国忧民的传统产生了心灵的契合。因此,这种忧郁里浸透了诗人对祖国、人民极其深沉的爱,更丧现了诗人对生活的忠实和深刻的思索。艾青的忧郁并不是消极的,其所给予读者的是一种“深沉”的力量,表现的是他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坚定的信念。
艾青的诗歌是现代新诗发展了近二十年后的新成果,它在成长中广泛汲取了现代新诗的营养。这个时期,自由体诗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既有蒋光慈等诗人的政治抒情诗的实践,也有冰心等诗人的小诗形式可供借鉴。更重要的是,新诗还经过了格律诗的提倡、探索和象征派诗的介绍、实践,同时他也受到了惠特曼、叶遂宁等外国诗人的影响,这样,艾青的诗歌在艺术上就比以前的自由体诗有了很大的提高。
(摘编自《<艾青诗选>序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大堰河——我的保姆》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艾青出于对蒋介石的报复,又结合自己名字的家乡口语特点,起了“艾青”这个笔名。 |
B.艾青诗歌的内容在建国前后有很大不同,建国前侧重反映祖国的土地和人民遭受的不幸,建国后则开始歌颂人民、礼赞光明、思考人生。 |
C.艾青诗歌的两个中心意象凝聚的是现代国人当中普遍具有的爱国主义情感,而并非艾青特有的情感,因此,艾青在独创性方面有所欠缺。 |
D.如果没有受到惠特曼、叶遂宁等外国诗人的影响,艾青的诗歌定不会在艺术上比之前的自由体诗有很大提高。 |
A.第二段介绍艾青笔名的由来,表现了艾青对革命的支持和对正义的追求,与后文写他的诗歌表现爱国主义主题相照应。 |
B.第三段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主要是为了证明艾青早期诗歌艺术具有通过具体可感的事物来凝结成形象这一显著特征。 |
C.第五段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艾青忧郁产生的原因,分析全面,思路清晰。 |
D.本文主要介绍了艾青诗歌的两大艺术特征,并就这两大艺术特征在艾青诗歌中的具体体现逐一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
A.《大堰河——我的保姆》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塑造“大堰河”的形象,并大量使用排比和反复的修辞手法,表达了对乳母真挚深切的情感。 |
B.艾青在诗歌中主要通过土地和太阳这两个意象分别表达他对祖国、人民最深沉的爱和对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 |
C.正是北方农民在抗战炮火中所受的苦难和我国古代士人感时愤世、忧国忧民的传统,才使艾青具有了对祖国和人民极其深沉的爱。 |
D.艾青诗歌“忧郁”特征的形成,既与他留学法国的经历和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有关,又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所见所感密不可分。 |
材料一:
“五四”以来的文化研究中,曾出现一种认为“世界文化本一体,中西文化的差异纯粹是时代性”的观点,可称为“有古今无中外论”。这种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乃至抹杀人类社会以民族的形式存在这一历史事实。既然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以民族的形式存在,那么,人类文化也一定要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共同的民族文化不仅可以把一定数量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也可以把这些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人类社会以民族为基本形式这一事实还告诉我们,具体的文化总是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而一般的人类文化只能存在于这些具体的民族文化之中。离开了各种各样具体的民族文化,所谓一般的人类文化只是一种虚构。因此,文化“有古今无中外论”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一般能通过特殊而存在的辩证法。
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首先,地理的隔绝机制是民族差异形成的基本条件。因为地域的辽阔、山海的阻碍等因素,各个民族各自独立地生存,文化上差异的产生也不可避免。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民族差异最重要的自然根源。例如,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就分别产生了农业部族、畜牧业部族及少数以工商为主的部族。
其次,不同文化发展成果对人类自身的不同改造是民族差异的最高表现。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文化发展的成果又不断地反作用于人本身。各民族在创造不同风格的音乐、美术的同时,也发展了不同的审美趣味。各民族不同的审美偏好,正是文化成果长期作用于人本身的结果。审美趣味如此,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也莫不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不仅表现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而且创造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这种文化成果与人自身的身心变化的相互作用,是民族差异的放大器、加速器和稳定器。
其三,一定范围内自由创造的可能性是民族差异形成的重要机制。种族、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是人们从事文化创造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文化创造的限制,而自由创造只是在这一定范围内的发挥。因而, 文化的发展既非绝对必然的,也非完全自由的,而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
材料二:
文化差异性是始终存在的。历史上对待这种差异性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对凡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人,一概作为异端,必征服之,同化之,以至绝灭之而后快。当年白种人占领南、北美洲,对当地土著文化就是持这种态度。
第二种是承认其价值,但只是作为珍稀的收藏、猎奇的点缀或某种可供研究的历史遗迹,实际上是排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抽空其生命,崇拜其空壳。如果我们混同了已成遗迹的、定型了的“传统文化”和今天仍然活着的并主宰着亿万中国人民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的,受过现代文化洗礼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复旧充新生,抵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那么,中国文化的发展将陷入困境。
第三种态度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这是将事物放到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内去进行观照的一种方式。它赞赏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而应受到尊重。这种态度当然远比前两种态度来得宽容合理,但再进一步追问:千差万别的文化有没有普遍认同的东西呢?人类有没有可能超越民族中心主义?这些都是文化相对主义所面临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无论如何,文化差异总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事实。正是这些差异赋予了人类文化以多样性。我们固然不必保留辫子或者“三寸金莲”以供猎奇者玩赏,但中国文化自有其无法“欧化”的特殊的魅力,中国文化的更新也自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所谓的文化相互同化、融合而导致的“世界文化一体化”,只能带来人类文化的单调和没落。事实上,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己,将异国作为帮助自己发现自己的“他者”,从另一种文化的陌生角度来观察自己,看到许多从内部无法看到的东西。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文化之间的误读难以避免,无论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中发现新义还是反观自己,都很难不包含误读的成分。而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又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恒守同一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
(摘编自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以民族形式存在,决定人类文化也只能是民族的、具体的,一般的人类文化通过民族文化存在。 |
B.地理环境影响民族文化的形成,还阻碍了文化之间的同化、融合;地理条件不同,可产生不同的部族。 |
C.不同的文化发展成果长期作用于人,可造就不同的民族心理;不同的民族心理又反过来催生不同的文化成果。 |
D.文化相对主义赞赏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承认一切文化的合理性,应成为我们文化交流时需要坚守的原则。 |
A.如果在自由创造上不同,即使种族、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要素相同,发展出来的文化也仍然有可能不一样。 |
B.对待传统文化,应发挥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以保持其生命力,而不应把它珍藏起来或当作历史研究的对象。 |
C.文化差异造就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它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它的存在有必要性与普遍性。 |
D.在文化交流中,既要保持本国文化的特殊性以避免被同化,又要分清主客,利用客体文化来反观自我、发展自我。 |
A.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三国志∙夏侯玄传》) |
B.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林则徐) |
C.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北史∙吐谷浑传》) |
D.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 |
《木兰辞》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长篇叙事民歌,讲述木兰替父从军、最后荣归故里的故事,体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忠孝两全的价值观。美国动画版《花木兰》则对《木兰辞》进行重新诠释,木兰为了证明男女平等、实现自身价值而主动从军,体现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的民族性格。《花木兰》在中国上映后,获得了不错的票房,也引起了较大争议。不少观众表示故事有新意,能带来启发。也有观众认为动画版已经失去了原诗的精髓,不值一看。
材料一:
2018年国庆,深圳世界之窗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盛世纪》震撼上演。全剧由《日月春秋》《大汉王朝》《盛世长安》《雪域草原》《碧海扬帆》五大篇章组成。
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传递中国精神中国梦,要做到这一点,雅俗共赏显得尤为重要。以编舞为例,选择《诗经》《蒹葭》,并配以古曲,视之高雅,然《诗经》《蒹葭》的内容本质是通俗的。
从内容来看,第三幕《盛世长安》以“饮中八仙”和“大唐商市”来呈现。以杜甫《饮中八仙歌》为切入点,通过再现诗仙李白、书圣张旭等人在酒会上的群像醉趣,生动地再现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不可谓不雅。而“大唐商市”则展现了当时闻名天下的东市西市繁华热闹的景象:西市胡姬酒肆、商铺林立、商贾云集,很接地气的市井闹市;东市作为皇家购物场所,其高雅与西市的繁华相得益彰。我们每个人经常会说“买东西”,但很少有人追究“买东西”一词的出处,当大家看完东西两市的表演,就很清楚“买东西”一词就出自唐朝到东西两市的购物之意,令观众感到意外之喜。
深圳世界之窗原创推出的史诗、名著、都市三大系列作品中,每一个作品的主题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表面上看对一个景区而言都显得过于严肃厚重,其实每部作品主题的确立,都是艺术与市场的双赢,雅俗可共赏。越是商业性的演出,越要从文化上入手;越是娱乐性的表演,越要在艺术性上加强;越是流行性的作品,越要有精品上的追求。
在信息爆炸的当今社会,铺天盖地的信息足以让人们对各种新生事物产生足够的免疫力,而打动观众的最佳方式则是引发一场情感的共鸣。因此,《盛世纪》提供给观众的不仅是一部作品,更是一台有故事、有人物、有吸引力的演出,一段能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美好体验。
(搜狐网《深入浅出讲述中国故事,雅俗共赏传递中国精神》)
材料二:
朱自清先生的《论雅俗共赏》最早于1948年上半年由观察杂志社出版,书中收录关于文艺的论文十四篇,有三分之一是谈诗歌的,主要是谈朗诵诗。先生对新诗创作有个基本观点,即诗歌语言固然应当通俗易懂,明白如话;但更主要的是新诗必须有节奏。盖中国传统诗歌与音乐有密切关系,而“节奏”是从音乐来的;尽管新诗与音乐已没有直接关系,却也不能没有节奏。既称为诗,总要读来朗朗上口,因此节奏是不能缺少的。这本书中谈诗歌的文章大抵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并论证这个观点。
书中力作当推《论雅俗共赏》和《论逼真与如画》。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论雅俗共赏》。先生撰写论文,经常结合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来谈问题,此文自不例外。这篇论文的观点是有倾向性的,即以古今的名著名篇为例,要求今后的作者能照顾到广大读者层面。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不能只供文化程度高的读者阅读,而应该争取多数人(即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都能欣赏,这样的作品才能传之永久。这就是我对先生论“雅俗共赏”的粗浅理解。其实我以为,雅与俗并非彼此不能相容的矛盾对立面,其间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先秦文学中,《诗》三百篇应该是最古老也最典雅的作品了,但其中“国风”和“小雅”两大类,有不少作品最初也应该是比较通俗的,且曾在民间广为流传。后来经过上层文化人进行加工,才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楚辞》中的《九歌》也是这样。其后的汉魏乐府、五七言诗以及词、曲,散体文中的话本等,其发展过程亦大抵如是,不妨说都是由俗变雅,或先俗后雅的。清末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在当时不过是流行一时供人消遣的“闲书”,现在则成为近代文学史中必须予以评价的古典名著。可见“雅”与“俗"只是相对而言,不宜划分得太刻板、太绝对。
如果从读者这方面说,则从俗到雅,实即“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主要还是希望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和鉴赏能力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当前有一种风气,强调属于古典范畴的文艺作品非经过人为的改动不可,即使是已被公认为经典之作,如小说中的《西游记》《红楼梦》或戏剧中的《牡丹亭》《桃花扇》也要对它们妄施斧斤。理由是不“改刀”的话就不算“与时倶进”,并认为群众也看不懂。我则认为,这是不科学的,也是行不通的。真正的经典作品,不下苦功夫是读不懂的。试问,谁敢擅改屈原的《离骚》《天问》以及鲁迅的《野草》呢?成功的作家和艺术家是有责任提高读者和观众的鉴赏能力和艺术水平的,而不是随意迁就读者和观众的低水平,从而降低作品的质量或擅改传世已久的经典之作。如果拿“雅俗共赏”做挡箭牌,而一味迎合时尚的低级趣味,最终是会葬送我们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前途的。
一部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能产生“雅俗共赏”的效果,乃是品位很高的美学境界,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不能由于作者水平低或演员的艺术表现力不足,写不出或演不出达到一定水平的作品和剧目,便以“雅俗共赏”为借口而替自己文过饰非。在当前这种社会浮躁风气下,在文化滑坡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请读者耐心读一读朱自清先生这本《论雅俗共赏》旧著,窃以为是大有好处的。
(选自吴小如《〈论雅俗共赏〉前言》,有删减)
材料三:
①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士”和“民”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老百姓加入士流的渐渐多起来,这些新晋的士人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这样,“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
②到了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
③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以《西厢记》和《水浒传》为例,这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压迫反抗”,也是人之常情。这可以说是俗人和雅人的交点。
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新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有删节)
1.下列对材料一、二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盛世纪》第三幕《盛世长安》雅俗共赏,巧妙结合了饮中八仙的俗和皇家购物场所的雅。 |
B.朱自清先生在《论雅俗共赏》一文中指出,文学作品的创作应重点照顾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 |
C.《诗经》《楚辞》等经典作品都经历了由俗到雅的演变历程,这种历程与上层文人的加工有关。 |
D.《盛世纪》在演出和观众的体验上予以重视,这与朱自清关于“雅俗共赏”的观点不谋而合。 |
A.在宋代,词的创作起初主要由伶工、民间艺人和歌妓承担,后来渐为士大夫阶层重视,在后世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 |
B.80年代,中国电影音乐由著名创作家原创,融合传统文化元素,展示民族风格特色,90年代后则大量使用流行歌曲。 |
C.为了引导价值观,让观众众更好接受,电视剧《倾城之恋》对原著进行改编,将主人公白流苏的刻薄与小家子气抹去。 |
D.《堂吉诃德》的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以人物荒唐的行为和戏谑的情节传达出深刻的思考,不同的人可以读出不同的层次。 |
A.“安史之乱”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向“雅俗共赏”转变的起点,因为战乱打破了“士”与“民”的界限,越来越多的“民”进入到上层社会。 |
B.雅文学和俗文学交融的一个前提就是社会阶层的融合,剧烈的社会动荡,如战乱就成为新文学产生的必要条件。 |
C.作者引用孟子的话,是想证明,有一些美是被人们共同承认并欣赏的,而这些美主要集中在共通的人之常情上。 |
D.苏轼的词流传千古,不仅仅有其语言接近白话,明白通畅的原因,还因其抒发的情感往往是人们心中郁结却不能言的感受。 |
5.想要创作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作家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雅与俗的关系?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我国传统史学有许多优长之处,史论结合便是其中之一。《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都是史论结合的代表。同时,在史书注释、书目提要中也都包含丰富的评论。它们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积累,需要下功夫深入发掘和总结。
《史记》中的史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比如,司马迁对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非常关切。他在《货殖列传》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人们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这些论点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力图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因。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发表的史论,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臣光曰”,二是引前人的史论。其实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史论内容十分丰富而深刻。以“臣光曰”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史论为例。司马光提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在用人问题上,他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何为“贤”?司马光认为必须以德为本、德才兼备:“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关于用人方面的精彩之论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史论更是不胜枚举。
对于史书注释,许多人认为这纯粹是史料性的东西,没有什么理论含量。这是对史书注释的误解。比如,元代学者胡三省不仅对《资治通鉴》在文字方面作了详细注释,辨析史事上记载的讹误和前亼注释的错误,而且对以前的历史学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很多评论,这些评论多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比如,《资治通鉴》记梁武帝称:“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对此,胡三省注:“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宫,不由佛营,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国来,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这就揭穿了梁武帝的骗人鬼话。尤其可贵的是,胡三省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国家上下衣食住行,无不出于“民力”。
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点,也是史学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基础。对于这一优良传统,我们应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使我国史学发展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不忘本来,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话语体系提供充足养料。
(节选自仓修良《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优长》,中国社会科学网)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太史公曰”、“臣光曰”、史书注释、书目提要等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积累。 |
B.《货殖列传》中的史论,是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关切,旨在探索社会发展之因。 |
C.司马光常通过三种形式发表史论,其关于用人问题的论述,包含以德为本的思想。 |
D.胡三省对梁武帝言论所作之注,揭示了其骗人本质,点明了衣食皆出于民的道理。 |
A.首段提出了发掘和整理史论的观点;尾段予以照应,并指出了这样做的意义。 |
B.文章中间三段是并列结构,多方面举例论证了史论确实有着值得发掘的价值。 |
C.第三段两次引用司马光的话,充分论证了他的用人理论既丰富又深刻的观点。 |
D.第四段先摆出某些人的观点,接着指出其错误,然后以实例证明其确实错误。 |
A.史论结合的方式,保留了古代史学家的许多评论,这些评论有着极高的理论价值。 |
B.发掘“太史公曰”的内涵,我们定能对其所涉及时代的历史情况有较深入的理解。 |
C.如果把史书注释当成纯粹的史料,就会误解《资治通鉴》中胡三省的注释的意义。 |
D.史论为构建中国历史学的体系提供了充足养料,是史学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基础。 |
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
(有删改)
1.关于扁舟的理解,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典诗文中扁舟最常见的意象寄托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 |
B.最早的扁舟意象,有着隐遁之味,也充溢着悲凉或超脱的韵味。 |
C.在中国古代文人眼里,扁舟不仅是一只小船,它演化为文人在跌宕坎坷命运中绝处逢生的处世观。 |
D.对潦倒困厄的文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心路历程的写照,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
A.在古代羁旅乡愁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成为羁旅之愁的寄托。 |
B.扁舟意象的典型蕴含寄托着古代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生活、渴望摆脱精神苦闷的愿望,具有一种皈依自然的意识。 |
C.常见的扁舟意象往往蕴含着古代知识分子过隐逸生活的愿望,让人感受到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 |
D.范蠡和李白、苏轼一样,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仕途失意而隐居的意象。 |
A.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它涂满了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
B.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最强烈地表现了漂泊思乡的意绪,蕴含着作者生活的苦难和不幸。 |
C.扁舟意象蕴含着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成为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 |
D.常见的扁舟意象蕴含了古代知识分子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情怀,也流露出了仕途坎坷失意的倾诉。 |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最直接、最有效、最可持续的办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加强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精准对接,稳岗拓岗,支持扶贫龙头企业、车间尽快复工,提升带贫能力,利用公益岗位提供更多就近就地就业机会。”我们要努力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自我价值、创造社会价值,确保完成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组织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劳务输出是贫困人口解决就业问题、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要深入基层村社和农户,开展“送政策、送信息、送技能、送岗位”等活动,把各项政策和培训计划、岗位需求等信息送到群众家门口,做好有组织劳务输出。比如,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最近3年每年平均输出劳动力50 万人,其中有组织外出务工约占七成,务工收入已经成为该州贫困群众最直接、最有效的增收方式,人均年劳务收入2 万元以上,实现了“输出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促进就业扶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进就业扶贫,一定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为就业扶贫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努力把扶贫车间培育成产业和就业扶贫的企业,推动扶贫企业形成产业链,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贫困地区梯度转移,为贫困地区开展就业扶贫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建设,推动创业带动就业脱贫。例如,贵州省正安县曾经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县,后来在政府支持下建立了返乡农民工吉他产业园,极大促进了农村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和脱贫。
推进农业产业扶贫。农业产业扶贫是促进农民增收、稳定农民就业的重要途径。应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组织化,探索建立大企业支撑带动的产业发展格局,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鼓励、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领探索形成“公司+农户”“万企帮万村”等精准扶贫模式,稳定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预期;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形成“合作社+农户”模式,有效汇聚农户力量;以电商发展为基础形成“互联网+农户”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农民参与产业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持续稳定就业和增收。
加强贫困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职业教育培训是促进贫困人口稳定就业实现脱贫的重要方式。一些贫困户发展动力不足,缺乏职业技能是第一位的原因。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关键是让贫困家庭小孩接受更多普通教育,让贫困劳动力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一方面,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村实用技能培训,推动贫困劳动力向技能型、稳定就业型劳动力转变。另一方面,关注就业重点群体,包括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并聚焦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加大贫困劳动力技能扶贫工作力度。
(摘编自莫荣《促进贫困人口稳定就业》)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近三年输出了150万左右的劳动力,大约占总人口的七成。 |
B.要夯实就业扶贫的坚实基础,就必须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贫困地区梯度转移。 |
C.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村贫困人口持续稳定就业,可以通过推进农业产业扶贫来实现。 |
D.缺乏职业技能造成贫困户发展动力不足,故治贫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职业教育培训。 |
A.文章在论证结构上采用了总分结构,先提出观点,然后从多个角度分别进行论证。 |
B.文章运用对比论证、举例论证,既有正反对比,又有事实支撑,增强了论证力度。 |
C.文章用正安县吉他产业园的事例,证明了就业扶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是可行路径。 |
D.文章论证中两次用到了“一方面”“另一方面”,体现了论证的条理性。 |
A.解决了就业问题就是解决了最大民生问题,有助于完成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
B.深度贫困地区,除了劳务输出之外,还应加大贫困劳动力技能扶贫工作的力度。 |
C.输血不如造血,文章中的就业扶贫措施有利于实现深度扶贫,是为扶贫“造血”。 |
D.扶贫先扶智,让贫困家庭小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是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的关键。 |
中庸是“万物并育”的宇宙理想
澄清中庸与进取的关系,首先应准确理解中庸。儒家之“中庸”,不仅是思想与行动的规范,而且是一种宇宙理想。
人们通常以“无过无不及”界定“中庸”,但要准确理解中庸,必须明确中庸究竟是无过无不及于“什么”。在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的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中庸是无过无不及于“礼”。无过无不及于礼的中庸,是一个伦理学、政治学的范畴,昭示着人与人达于和谐的理想。有人认为,中庸是无过无不及于“度”。无过无不及于“度”的中庸,是一个认识论层面的范畴,昭示着实践之主、客体达于和谐的理想。也有人认为,中庸是无过无不及于“三”。无过无不及于“三”的中庸,是一个方法论层面的范畴,昭示着对立之“一”与“二”达于和谐的理想。上述观点,从不同方面对中庸理想进行了刻画,但这些刻画并不完全。就《中庸》的文本来看,中庸不仅是一个伦理学、政治学的范畴,也不仅是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范畴,它是一个宇宙论层面的范畴。宇宙论层面的中庸,关乎儒家对理想宇宙秩序的设想。它不限于无过无不及于“礼”,不限于无过无不及于“度”,也不限于无过无不及于“三”,从根本上说,它是无过无不及于“性”。
“无过无不及于性”中的“性”,是《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之性。“天命之谓性”中的“性”何解?有人将其理解为“善”,有人将其理解为“理”,有人将其理解为“情”,而从《中庸》的创作年代来看,“天命之谓性”之“性”,理应是“生”。以“生”解“性”,在郭店竹简以及告子的思想中都可以看到端倪。有论者认为,先秦遗文中没有独立的“性”字而只有“生”字,后人所谓“性”的意思,在孟子那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如果“天命之谓性”确为子思的主张,那么,其所谓性,当理解为“生”。
以“生”解“性”,“天命之谓性”的意思就是天将“生”命于物。但是,天所命之“生”,不是一物之生,而是万物之生;不是独生,而是“共生”。如果性是“共生”之生,那么“率性”就是遵循“共生”原则,“尽性”就是无过无不及于“共生”原则。率性、尽性的终极结果,是合于中庸之道,所以中庸之无过无不及,从根本上说,是无过无不及于性,是无过无不及于“共生”的原则。
无过无不及于“共生”原则的中庸,昭示着的是一种“万物并育”的理想。符合这一理想的宇宙,是发育万物的宇宙;符合这一理想的社会,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社会;符合这一理想的个体,是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的个体。
(摘编自刘静芳《“中庸”中的进取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伦理学、政治学的范畴来看,无过无不及于礼的中庸,昭示着人与人达于和谐的理想。 |
B.有人认为中庸无过无不及于“度”是认识论层面的范畴,昭示着实践之主、客体达于和谐的理想。 |
C.从“礼”“度”“三”的层面认识中庸,都是不完全的,中庸更是一个宇宙论层面的范畴。 |
D.“天命之谓性”之“性”,理应是“生”,在郭店竹简以及告子的思想中都能找到线索。 |
A.文章首段明确,准确理解中庸为一种宇宙思想是澄清中庸与进取的关系的前提。 |
B.在论证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的问题上,作者先列举不同说法,并指出其局限性。 |
C.解读“无过无不及于性”中的“性”的内涵时,作者主要是从其创作年代来考证的。 |
D.文章先提出观点,然后分别从两个层面来展开,最后一段总结全文,逻辑严密。 |
A.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 |
B.钱锺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
C.《周易·系辞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
D.李白:天不语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 |
儒学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历史层面的积累,需要总结以往的文化成果,在此基础上还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关注儒学自身的多样特点。儒学的特点之一是“派中有派”,先秦时期有荀孟的区分,后来分别形成了注重外王、事功的路向与注重内圣、心性的进路。就今天的发展而言,需要关注儒学不同流派及其思想成果对现代的意义。二是注意儒学与其他学派的互动和论辩。就社会秩序的建构而言,儒家注重礼的规范系统和法家注重法的约束体制以及治理程序,都构成了社会有序运行的条件。从价值体系方面看,道家注重自然原则儒家更注重仁道原则;从确立合理的价值体系来说,两者都值得关注。墨家讲“兼爱”,相对于儒家以亲亲为出发点而言,墨家赋予人道以普遍的意义,也体现了更为宽广的理论视野。三是处理好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需要防止单向迎合西方思想的趋向,如西方有正义论,便以所谓“中国的正义论”去对应;另一方面,应警惕另一极端,即简单地回归传统,注重儒学向经学还原,便属这一趋向。
以中西之学作为背景,对待儒学比较合理的方式包括两方面。其一,以西学作为理解儒学的理论参照系统。在原有形态下,传统儒学中不少观念的含义往往未能充分彰显,在一定程度上,借助西学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揭示其深层的意蕴。其二,中西之学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具有互动的一面,参照西学固然有助于理解中学(包括儒学),儒家等中国思想也可以回应西方思想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今天应该如何看待儒学?这里涉及情感认同和理性分析之间的关系。对于传统儒学,一方面应该有必要的情感认同,对儒学要有充分的敬意和尊重;另一方面需要有理性分析的态度,对儒学可能具有的理论限度,予以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如果仅仅强调理性的分析,缺乏情感认同,则儒学容易被视为认知的对象,其价值内涵难以得到充分肯定;相反,如果单纯注重情感认同而忽视理性分析,则可能走向传统的卫道的立场,对儒学的限度曲意回护。
今天发展儒学,同时需要立足现实,注重时代的变迁。从时代的历史变迁看,人类社会已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文明之间的冲突、国际关系的争端所给出的中国回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儒学可以提供多重思想资源。如从儒家“仁者以万物为一体”的观念出发,便应当尊重自然,由此走向人与物的统一;应当注重人与人关系的协调,建立和谐的社会共同体。孟子提出“仁民爱物”:“仁民”就是以仁道的原则对待他人,“爱物”则要求将这一原则引入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领域。这种观念对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更形而上的层面看,儒家所具有的对天下的情怀,蕴含着意义的关切。心学提出“意之所在便是物”:对人来说,世界所具有的意义,离不开人自身对世界的观照和作用,其中内含意义的关切。这种关切对于理解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能够提供具体而深厚的资源。
——(摘编自杨国荣《推动儒学创新发展》)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墨家主张“兼爱”,赋予人道以普遍的意义,相对儒家的人道原则和法家的自然原则具有更为宽广的理论视野。 |
B.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寻类似的概念以对应西方的理论或一味强调儒学向经学还原的做法,均不利于儒学的发展。 |
C.由于缺少以西学作为理解儒学的理论参照系统,传统儒学中不少观念的价值含义往往未能充分地彰显出来。 |
D.儒家“万物一体”的观念阐明了人和物、人与人的关系,“意之所在便是物”表明世界内含意义的关切。 |
A.文章循着“承先”而“启后”的思路阐述了对儒学及其现代发展的思考,脉络清晰。 |
B.文章陈说观点时使用“往往”“在一定程度上”等说法,体现了作者用语的分寸感。 |
C.文章提出为了处理好中西文化关系需要以比较合理的方式对待儒学,富有启发意义。 |
D.文章引用传统儒学观点,论证了儒学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多重思想资源。 |
A.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趋向,推动儒学创新发展不能仅仅偏于一端,需要关注儒学本身的多重路向。 |
B.发展儒学不能仅仅执着于儒家立场之上,应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儒家与不同流派之间的关联以及各自的理论意义。 |
C.借助西学有助于深刻把握儒家一些观念的含义,而儒学对回应和解决西学中的相关问题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
D.对儒学缺乏情感认同而走向简单否定的趋向比起单一的卫道意识,更加不利于儒家文化生命在今天的延续发展。 |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编·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旼,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须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 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山林虽然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但并没有解决隐士生活的所有问题。 |
B.有名的隐士能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要么自己就拥有良田数百亩,要么靠官府的赏赐。 |
C.躬耕是农夫这一职业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但隐士的躬耕却被赋予一种修身的意义。 |
D.来自隐士世界的渔父、樵夫对人世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能用只言片语点醒“梦中人”。 |
A.文章论述隐士也要“讨生活”,但先从不讨生活的隐士说起,并分析了不用讨的原因。 |
B.文章引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编·隐士》里的话以证明在古代有的隐士物质生活相当优渥。 |
C.农夫、渔樵是隐士所从事的普遍且重要的职业,作者在论证时都用了比喻论证的方法。 |
D.文章在论述隐士从事的职业除农夫、渔樵外还列举其他职业,意在表现隐士的生存状态。 |
A.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秉承道家“天人合一”之念,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 |
B.隐士并不需要完全与外界隔绝,即便是不得已与外界接触,也并不影响隐士的身份。 |
C.虽然有的隐士因生存所需而被迫谋生计,但隐士的自尊却仍然被人们所认同,如朱百年。 |
D.从一定意义上讲,隐士的贫穷生活成就了其高尚情操,因为安于贫穷也就无须迎合他人。 |
材料一:
过去100年来,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与“民情”的探讨,一般都是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下进行的,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西方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西方奉行普遍主义原则,中国奉行特殊主义原则,等等。梁漱溟对公德和私德做了如下界定:“对于社会的道德,就是公德,……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就是私德。”费孝通也是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基础上指出,“差序格局”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表现出若干相互矛盾的特点:(1)各种社会群体以成员间的情感、血缘或者地缘等所谓的“情感取向”,而非价值中立取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构筑起来,难以形成“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2)虽然这些情感、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客观存在使得所有社会群体具有某种客观实在性,但同时又是高度主观的。它可以主观地为情感、血缘或者地缘设置边界,不同人在这个群体中的亲疏远近关系端由它来确定。因此,以“自己人”和“他人”的区分为基础,人对人的依附是这种群体的基本构成逻辑。进入该群体的每一个人都附属于这个群体特别是处于圈子中心的人,没有作为独立个体所应有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性,其人生价值就是为这个群体甚至群体领袖奉献自己;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的盛行。“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这样,费孝通先生就以“差序格局”构建了以个人为中心、公私不分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组织方式和变动模式。
(摘选自《探索与争鸣》《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肖瑛)
材料二:
以差序格局作为对乡土中国社会格局的描述或概括,很难成立。因为差序化,是每个自然人,无论中外,应对和想象其生活世界的天然且基本的方式。尤其是在传统社会,由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人们自然甚至不得不以一种“爱有差等”的方式来理解并组织其主观世界,并据此同他人交往。
从生物学上看,一个人无论是富有爱心或是缺乏足够爱心,都天然更疼爱自家的孩子,更多关心自己的亲人。因为所谓爱,这种自然情感的意味,就一定是对人要有所区别。我们也可以将“一视同仁”定义为一种爱,一种更博大的爱,但那只是文字游戏。因为,老子早就尖锐地指出,就因为其一视同仁,因此天地对于万物,以及圣人对于百姓,就都是不仁的,就无所谓仁或不仁。对常人来说,爱如果不是爱一些人胜过爱其他人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
除了人们的生物本能外,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爱有差等”也有突出的地缘根据。在中国这就是“远亲不如近邻”。但在古代社会,任何可能相遇的人都一定是地缘的。
由于交往、交流和互惠是关键,这也就隐含着,所谓地缘关系并不真的是地缘,其隐含的是人们的交往和交流带来的各种物质或精神上的互惠。地缘对这一点曾有决定性影响。但这种影响如今会有种种改变,突出表现在交通通讯日益便利的当今,爱有差等的人的天性没变,但当年的地理空间距离如今变成了心理情感距离了。
也从来都有努力克服这种可以波纹做比的个人主观心理上的差序格局。在中国,春秋时期,与认定并坚持“爱有差等”的孔子同时,墨子就倡导“兼爱”“爱无差等”,前面也提及老子主张“一视同仁”——“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即便孔子,固然看到了人性无法改变,却也主张“泛爱众而亲仁”,以及弟子子夏主张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因此,即便那些“团体格局”的社会或国家,也会甚至必须建立并实践某些必要的差序格局,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团体格局”的社会或国家即便规定对公民同等保护,但在特定条件下,如资源稀缺之际,只要必要且为当时社会和统治者接受为“合理”,不仅有对老人、妇女、儿童、残疾者的优待,也会坚持基于国籍、年龄、性别的某些区别对待(歧视)。对外,每个国家也都会,也有理由甚至必须,基于本国的意识形态或经贸或战略利益,选择同一些国家关系更近甚至结盟,疏离或敌视另一些国家,这同样是差序的格局。
如果理解了差序化的普遍、必要和命中注定,就可以断定,差序一定不是仅出现在乡土中国人生活中的现象,即便其中某些做法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不合理,是压迫性的,应予且必须废除。但这仍表明无法以差序来概括中国社会甚或乡土中国,至少不准确。
(摘编自朱苏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1期)
材料三: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成、发展和变化是动态的,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即使在中国传统社会,也并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社会关系”仅仅局限在血缘关系的范围内,尤其是随着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包括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的丰富和深化,过分强调“差序格局”只会背离现实。
然而,许多学者仍然把“差序格局”视为解释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结构的核心观念,为了证明这一解释的有效性,这些学者除了在经验中寻找证据外,还常常做出一些非常强硬的却不现实的假定。然而,当这些假设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出现“差序格局”有效性的匮乏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解释失灵。因为“差序格局”对人的预设是“血缘人”,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缩减为血缘关系,所以该概念还存在很多无法回应和解决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比“差序格局”想象的要复杂、丰富得多,人不仅具有血缘关系还有情感、利益关系,同时还有可能置身于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中。因此,这种浓描血缘而淡化人之社会性的“差序格局”,不仅对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长、建构和维系理解得不准确,而且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及其结构的变迁和发展趋势缺乏现实感、敏锐性、弹性和适用性。
(摘编自樊凡 刘娟《“差序格局”抑或“关系情理化”: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反思》)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A.差序格局中的成员个体可以主观地为情感、血缘或者地缘设置边界来确定这个群体中的亲疏远近关系。 |
B.差序格局以“情感取向”作为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组织方式的依据,就很难构筑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 |
C.材料二只是从理论上反驳材料一中现象,并指出差序化地应对和想象世界是人的本能和必然。 |
D.材料三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动态的,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这与材料中的部分观点有一致性。 |
A.费孝通先生看重情感、血缘或者地缘等所谓的情感价值,但他也认识到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结构关系是可变的。 |
B.差序化的普遍、必要和命中注定,既有源自于先天注定的血缘关系,还有因交通不便不得已而形成的地缘关系。 |
C.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地缘对人们的交往和交流带来的各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互惠曾有决定性的影响。 |
D.材料二认为“团体格局”的社会或国家规定对公民同等保护,因而“差序格局”一定是仅出现在乡土中国人生活中的现象。 |
A.中国社会有一种特殊的“圈子”——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 |
B.美国政府签署限制没有医疗保险的移民入境的法令。 |
C.中国在世界上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D.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因“关系”“交情”带来的解决问题的便利,也会受到“关系”“交情”而带来的困扰。 |
4.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的能力。解答此类
4.简要梳理材料二的行文脉络。
5.如何辩证看待现代生活中的差序格局,请结合三则材料简要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日前表示,就现有证据来看,新冠病毒起源自动物而非实验室人为制造。这一郑重表态是对有关病毒起源阴谋论的有力回应。大疫当前,国际社会尤需科学的态度、抗疫的合力,任何将病毒政治化和甩锅、诿过的言行,都丝毫无助于疫情防控,只会造成更大灾难。
面对未知的病毒,首先要尊重科学,以科学战胜愚昧。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由科学家来回答,绝不应将其政治化。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等机构参与的国际团队不久前在英国《自然·医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分析比对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多种冠状病毒基因组数据后认为,新冠病毒棘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与人体细胞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 (ACE2)”受体结合效率之高,是人类基因工程所无法达到的。
新冠疫情是“天灾”,是未知病毒对人类发起的突然袭击。疫情汹涌来袭,世人都是受害者。某些鼓吹病毒源于实验室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受到有良知科学家们的一致驳斥。法国免疫学家、新冠疫情科学委员会负责人让·弗朗索瓦·德尔弗雷西表示,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的假设是“一种不属于真正科学范畴的阴谋论观点”。
面对共同的敌人,尤其需要理性思维,用事实粉碎谣言。当前各方的共同焦点应该是事实,因此找到新冠病毒起源和来源非常关键,需要各国科学家深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起源”与“来源”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起源,指事物产生的根源,是唯一的、最原始的。就现有证据来看,新冠病毒起源自动物。来源,指事物从哪里来,是事物产生以后的发展方向,可以有多个来源。“世卫组织欢迎各国科研人员努力寻找新冠病毒来源”,意味着新冠病毒“来源”尚未确定。因此,在病毒溯源这一科学难题破解之前,信口开河、妄下结论对各国抗击疫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制造恐慌和歧视。当前,全球正与两种“大流行”斗争,分别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和“虚假信息大流行”。针对某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多国科学家强调,要警惕这些谬论背后的政治目的。
应对全球性挑战,迫切需要各国同舟共济,以团结合作战胜疫魔。当前,疫情仍在蔓延,全球抗疫严峻形势不容乐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警告说,不要利用新冠病毒来攻击他人或者谋取政治利益,如此行径堪比“玩火”,非常危险。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团结一致,“最糟糕的时刻还在后面”。
大疫当前,唯有团结合作才是战胜疫病最有力的武器。国际社会需要科学思维和尊重事实的精神,需要精诚合作携手抗疫。只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人类才能彻底战胜疫情。
(节选自杜白羽的《科学与团结才是抗疫的正确姿态》,2020 年4月新华社)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世卫组织关于“新冠病毒起源自动物而非实验室人为制造”的郑重表态,对“病毒政治化和甩锅、诿过的言行”是一种反驳。 |
B.把病毒起源这一科学问题政治化,不是尊重科学的表现,而是一种政治阴谋。 |
C.“新冠病毒起源于动物”早已成为定论,目前“新冠病毒的来源”仍在调查之中。 |
D.全球防控新冠状病毒疫情形势很严峻,世卫组织总于事警告“病毒起源阴谋论”一一这种观点只能破坏国际社会的共同抗疫。 |
A.文本以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着重分析了新冠状病毒的医学特点,进而阐述论证了对待新冠状病毒的态度和做法。 |
B.针对国际社会关于新冠状病毒的起源阴谋论,文本引用了世卫组织的表态以及国外研究机构和学术杂志的研究论断,做到了辩驳有理有据。 |
C.文本基于有关新冠状病毒不负责任的声音来进行论证,批评了这些声音的不科学、不理性、不团结,最后提出了如何面对新冠状病毒这一“共同的敌人”的期望。 |
D.文本立足于批评“新冠状病毒起源的阴谋论”,论证中做到了破立结合。 |
A.现有科学证据已表明,新冠病毒的特征是人为操作不可能达到的,只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 |
B.新冠状病毒属于医学领域,所以面对医学领域的病毒,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 |
C.在全世界防控新冠状病毒疫情期间,世卫组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呼吁各国共同防控疫情发展。 |
D.新冠状病毒带来的疫情是全世界的“天灾”,而利用新冠病毒来攻击他人或者谋取政治利益的做法无疑将会是一种“人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