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数字化插画，大多数人并不陌生。在商业场景上，例如电影、游戏或动漫等极为常见。“数字化插画”中的插画本身是将具备故事寓意的图像绘在图纸上，而数字化则是指近十年出现的数字媒体技术形式。运用计算机数字设备及辅助软件对传统插画图像进行丰富立体的视觉呈现和传播，二者结合便有了“数字化插画”这一概念。

国外欧美城市作为数字技术革命的引领者在技术上较为成熟。美国等国家的娱乐产业极为繁荣，随着技术的稳定，媒体商业逐渐更具价值，导致在数字革命初期，很多传统插画师转行成为概念设计师，从传统的纸笔传播变为使用数码软件、数字图像等技术流，产业形式非常丰富。国外集中在挖掘其商业价值、软硬件高度开发、商业实用性等，鲜少将目光放在其图像寓意及艺术表达上。国内的数字技术起步虽然较国外稍晚，但发展速度却普遍较快，运用范畴同样也聚焦在数字软件与计算机的运用开发上，关注繁杂华丽的视觉效果、炫酷的多维数字技术，弱化了传统插画本身具备的寓意与内容。

数字化插画自诞生起，便因为是技术与图像结合的新媒体艺术种类之一，被定义为“商业美术”。数字化只是传播手段的升级，插画艺术本身蕴含的内容也是值得探究和思考的。数字化插画的快速传播导致其传播内容会极快地渗入人们的思维、审美、人文概念及潜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决定着艺术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今，当代艺术家由于市场经济环境变革，对新媒体艺术也有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将数字化插画在大环境下进行多层次、多维度探讨，尊重美学的存在，同时融合商业元素，从多个方面分析数字化插画具备的美学价值。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已经决定了人们的认知不再局限于独自寻觅。数字媒体包含在广告、媒体及影视，融入人们生活中，而图像本身的功能除了传达信息之外，还具备说服、暗示、诱导等情绪特征，插画作为信息传达的载体，承担着视觉传播的主要作用。而将数字媒体与插画图像结合的数字化插画则是当下传播信息的方式，大众所接受到的艺术信息及审美，大多来自此渠道。所以数字化插画只具备数字化潮流的吸引力是远远不够的，单纯的作为“商业美学”传播，极有可能误导消费市场和各艺术领域。当商业与美学结合时，我们就再也无法忽略市场与艺术之间的关联。

经济市场不断发展，消费升级随之而来的消费者的体验需求，其中就包括消费者视觉体验升级，不论是数字化插画的媒体体验还是产品工业造型体验，都是消费者追求美学的集中体现。在视觉时代，如何将商业价值发挥到极致，已成为一个重点探讨的课题。数字化插画将传统插画与现代媒体技术结合，本身就是新媒体艺术重商业与艺术的主要代表，注重插画的原创性及艺术性，在商业熔炉中，专注呈现作者内心对创作的热情、对作品的期许，挖掘每一个商业合作的美学价值。将数字化插画不只作为一个类目去发展，而是深入思考行业。数字媒体与美学的融合，并不只是科技与艺术的贯通，更是商业模式与艺术呈现的碰撞，数字化插画也将作为新型视觉产业，在当代艺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编自于吉琛的《数字媒体与美学的融合》）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如先秦的鲁班、李冰就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

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朱熹对《论语·学而》中谈到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五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阐释了“中国气质”。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如秦国很早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制造者把名字刻在制作的产品上。到后来秦朝建立，国家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有这样的制度，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代表“中国气质”的艺术品了。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体现了特有的“中国气质”，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官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

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做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让“中国制造”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创造出新时代的“中国气质”。

（摘编自张柏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材料二：

为什么有人否认“工匠精神”一直深藏在民族文化中?

“工匠精神”曾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扎根生长。千百年来，“大国工匠”们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令西方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由他们凝聚起来的“工匠精神”，也不断酝酿、发酵，直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无论在庙堂上还是江湖间，每一个时代，那些巧思运筹的工匠们亦成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他们生发出来的“工匠精神”亦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韩非子《五蠹》中提到的率先民“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均是因为拥有了独门技艺而得以“王天下”。唐代后期的敦煌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这样描述传统工匠：“工人者，艺士也……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这是对能工善工者的歌颂，对“工匠精神”的至高认同。而在民间，工匠文化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尊重。正是出于这种朴素的认知，民众愿意学手艺，愿意将手艺练得越来越精湛，潜移默化中也孕育了中国工匠独特的敬业精神。

随着“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工匠精神”的内涵和要义，也在历代人的推敲中逐渐显现出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是《诗经》里描述工匠制作骨器、象牙、玉石的，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述，“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精益求精，这在现代语境中被认为是对“工匠精神”核心和精髓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历史文丛中。再后来，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七言律》中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待到民国时期，孙中山将其扩展到近代工业，概括提炼出“精益求精”精神，这成为当代技术道德的重要规范。

精益求精、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手下世界的“工匠精神”，被不断内化、延伸至更广的领域。古人们还将“工匠精神”延伸至文化创作领域，于是，就有了“匠心独运”的说法。文化创作中无论是“打磨”“勾画”，还是“描摹”“推敲”，都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文化创造中的对位呈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新时代语境下，从古老而朴素的文化源头重新出发，“工匠精神”正成为新的时代热词，而热度的背后是一场新的出发，“工匠精神”正返本开新，开创着全新的天地。

（摘编自公晓慧《“工匠精神”是深藏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精神密码》）

材料三：

要想重建中国的“工匠精神”，需要我们深入探讨中国“工匠精神”所需要的制度保障、信仰支撑以及文化支撑。

“工匠精神”需要用制度做保障，而传统上这个制度便是行会。首先，行业组织具有团结行业同仁、增强行业同仁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为维护行业同仁的共同利益，行会都会通过共同信仰，将行业同仁组织起来，增强抗风险能力。其次，行会还具有制定行规、整合行帮内部秩序的作用。每个行业内部都会有自己的“行规”。第三，行业组织还具有对外调节各行业及同行业内不同行帮间社会矛盾的功能。为维护各行业利益，行业间还有许多共同的“游戏规则”，如行业间“不得跨业”“不得跳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恶性竞争，即所谓“生行莫入，熟行莫出”。在同行业不同行帮间，也讲究各有各的地盘，不得相互侵吞，以免造成行帮间的无序竞争。

作为传统，“工匠精神”需要用信仰做支撑。一个行业要想维系其自身的稳定，通常当人管不了人的时候，便会创造一个神，让神来管理，对某种神的信仰在行会秩序维系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作为传统，“工匠精神”同样需要用文化做支撑。俗话说：“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在匠人眼中，技艺就是财富。为避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师傅在选徒时都非常留心徒弟的人品。而一旦收徒，师傅又会努力营造出一种家族氛围，与徒弟建立起一种形同父子般的具有宗法制特征的人际关系文化。

（摘编自苑利《为什么需要“工匠精神”》）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征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何谓“生活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是现代中国美学家的一个重要话题。提倡“生活的艺术化”或“人生的艺术化”，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加强艺术——审美活动，以充实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享受人生的乐趣。宗白华说，中国本来有悠久的艺术传统，有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但到了现代，这个传统似乎有些中断了。人们，特别是一般的平民，几乎纯粹过着一种机械的、物质的、肉体的生活，而感觉不到超越现实的精神生活、理想生活的需要。长此以往，中国新文化运动也将失去动力。朱光潜说，不会用艺术的眼光去欣赏人生，只知终日拼命地去“争温饱”，这种人不懂得什么是人生，也就不会感到人生的乐趣和希望。因为艺术是情趣活动，“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生活的艺术化”如何可能?关键在于培养人们具有“美的态度”或“唯美的眼光”。宗白华说：“唯美的眼光，就是把世界上社会上各种现象，无论美的，丑的，可恶的，龌龊的，伟丽的自然生活，以及鄙俗的社会生活，都把它当做一种艺术品”。所谓“美的态度”、“唯美的眼光”，是来自西方康德的审美超功利性的美学思想，认为审美是超越现实的静观。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就是和现实拉开一定的“心理距离”。二者都是指超越现实利害关系的一种主观态度。其实，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已经产生了。庄子的“心斋”、“坐忘”，说的就是要人们超越个体的官能欲望和现实利害关系，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正是西方美学所说的“审美态度”。陶渊明的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不正是西方心理学美学的“心理距离”说吗?不过，这些思想并没有成为系统的美学理论，因为古代尚无美学。即使有文学理论、艺术理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不重视理论的逻辑结构和系统化。

所谓“美的态度”、“美的眼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审美能力、艺术鉴赏能力。如何培养这种能力?中国现代美学家一致提倡和鼓吹在教育上普遍实施美育和艺术教育。中国现代社会把美育确定为国家教育方针，普遍实施以艺术为主体的审美教育，正是来自这种认识。提倡及实施美育与艺术教育，以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在现代中国，这不仅是美学家的主张，也得到学术界、教育界、艺术界乃至政治界的广泛赞同和支持。

（选自 聂振斌《人生论美学释义》，有删节）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望，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铺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顿挫，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读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从时间的经度来看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内容和品质的纬度来看，却并不是呈现为鲜明的向前发展和进步性，而是出现经常性回复或几种形态并存的倾向。

中国海洋小说最初是以对“海洋之神”的想象和描述的形式出现的。庄子的《秋水》就描述了一个“北海若”的海神形象。在被誉为“中国海洋小说之祖”的《山海经》中，海神形成了一个群体。成为各个海域的统治神。这是先民对海洋充满敬畏的体现，先民觉得海洋神圣，怪异、神秘，绝非人类所能接近，于是，海洋就成了神话的一部分，神话叙事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叙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模式，其形态美学则是变异、想象和一定程度纪实的融合,因此艺术风格瑰丽，奇幻。

船的出现改变了古人对海洋的认识，从而也改变了他们的海洋思维。人类坐着船进入海洋，从事海上贸易、海洋探险和海上劳动，撩起了大海神秘的面纱，使大海还原了它本来的面目，对海洋的敬畏之感骤然下降，反映在海洋文学叙事上，那就是奇幻和瑰丽的想象性虚拟构建逐渐被实际内容取代，整个叙事思维大势从空中落到了大地，于是神话叙事的精髓一部分演化为《搜神记》《博物志》等笔记体叙事，而大部分则随着海洋神秘感的消失而渐渐消散。

海洋小说从神话叙事发展到笔记体权事，反映出古人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表露出他们海洋思维的模糊和矛盾。因为这些对海洋的笔记性叙写，虽然已经淡化了神话色彩。

船的出现改变了古人对海洋的认识，从而也改变了他们的海洋思维。人类坐着船进入海洋，从事海上贸易、海洋探险和海上劳动，撩起了大海神秘的面纱，使大海还原了它本来的面目，对海洋的敬畏之感骤然下降。反映在海洋文学叙事上，那就是奇幻和瑰丽的想象性虚拟构建逐渐被实际内容取代，整个叙事思维大势从空中落到了大地。于是神话叙事的精髓一部分演化为《搜神记》《博物志》等笔记体叙事，而大部分则随着海洋神秘感的消失而渐渐消散。     

海洋小说从神话叙事发展到笔记体叙事，反映出古人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表露出他们海洋思维的模糊和矛盾。因为这些对海洋的笔记性叙写，虽然已经淡化了神话色彩，却仍然是以“变异海洋”而不是“真实海洋”为特征。可是随着驾船技术的娴熟化，尤其是到了明朝，人类终于较大规模地进入海洋，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洋实践活动，完全打破了原先由《山海经》等神话叙事书写的海洋世界格局，海洋的神秘和神圣最终被彻底地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人类有了像在陆地上一样的主人的感觉。因此这个时候的海洋小说里，对海洋和岛人的占有、欺凌之类的题材大幅度增加了。

海洋就这样随着海洋活动日趋世俗化，成了现实空间的一部分，再也没有任何奇异可言。可是这个时候以及以后的海洋小说，却并不是完全都变成了现实主义的。综观这个时候的海洋小说作品，除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叙事继续着“笔记海洋”的文学品质外，还继承了《山海经》的“海洋想象”和“海洋圣洁”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为“海洋神圣一海洋宗教”的神道叙事，这就是中国海洋小说特有的神、魔和海洋相结合的神魔小说。明清时期神魔小说的繁荣反映出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从科学理解又回到了文学体会，海洋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想象世界和象征对象，人们对海洋的理解进入了文学象征的层次。《西游记》是这方面伟大的代表。

(摘编自倪浓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审美特征》)

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它们的“五种典范”，成为它们建筑的方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怎样求得台基、台阶、栏杆的比例；怎样切削生硬的结构部分，使同时成为柔和的、曲面的、圈案型的装饰物；怎样布置并联系各种不同的个别建筑，组成庭院；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枋、檩、门、窗、墙、瓦、槛、阶、栏杆、隔扇、斗拱、正脊、垂脊、正吻、戗兽、正房、厢房、游廊、庭院、夹道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串、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调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由这“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所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虽然原先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但它们很快地就越过材料的限制，同样运用到砖石建筑上去，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这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无数的建筑上都常常应用原来用在木材结构上的“词汇”和“文法”。这条发展的途径，中国建筑和欧洲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体系，乃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建筑体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是那些体系很早就舍弃了木材而完全代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所以虽然也发展了砖石建筑，但木框架同时也被采用为主要结构方法。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

(节选自人教版必修5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鲁迅主张掀翻吃人的宴席，捣毁安排这宴席的厨房，但是，这宴席的一切享有者都必然要保卫这盛宴免遭扰乱。这就决定了鲁迅与权威话语之间的对立关系。看鲁迅的一生，直接干预政治的行为不多，发表政治时评极少，他总是守在文化阵地上，从事他的文学活动，而政治家们却对他视若洪水猛兽，原因大半在此。但是，鲁迅与权威话语的冲突还不仅在于他对古老传统的无情批判，而是在于他虽然很少谈政治，却从骨子里与政治权威格格不入。作为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不可能重新回到依附权威的旧路。他获得了现代独立性，也为这独立性付出了人生的代价。那就是要孤独地承受来自权威的各种压迫。而鲁迅的性格又使他越是在压迫之中，越容易坚守阵地。他顽强地坚守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立场，捍卫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无论有什么样的压迫，也决不放弃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独立批判权。在对权威话语的反抗中，鲁迅以自己的话语实践确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大概应该承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某种独立性，而且几千年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道”与“势”的冲突往往显示着他们的骨气。但是，“道”与“势”的冲突是有限的，暂时的，从理论上讲，只有遇到“无道昏君”时这种冲突才会发生。如果皇帝宝座上坐的是“有道明君”，这“道”与“势”就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之所以是常态而不是偶然，因为古代帝王不仅多是圣人之徒，与读书人本是同门弟子，而且即使不是儒家信徒，在统治国家时也决不拒绝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的命运历来如此：所有旧秩序的破坏者都要反孔，到旧秩序破坏完了，要建设自己的新秩序时就转眼变成尊孔的表率。这原因在于儒家学说是一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学说，它有助于使人做稳了奴隶。正因为这样，在古代中国，“道”与“势”没有根本的冲突。同时，科举制在弥合着“道”与“势”的裂缝。“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使古代文人没有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从而去探寻新“道”，这就避免了许多冲突。然而，正因为这样，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话语，中国文学也一样没有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

知识分子往往都很敏感，但有他那种感觉的大概不多。鲁迅总有一种压迫感，总感觉自己是奴隶。仔细想想，社会并未对鲁迅特别过不去，压迫放在别人身上也许根本没有感觉，鲁迅却为之痛心疾首。然而，正是这种感觉分出了觉醒和麻木，分出了甘于做奴隶和不甘做奴隶。在文坛上，则从帮忙与帮闲的文学中分出了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这种感觉使他与权势者格格不入。

他反复抨击奴才，反对奴性，反对奴隶道德，是对奴隶制度和奴隶主义的彻底反叛。这与鲁迅对权威的反抗是一致的，是鲁迅反抗权威话语的一种表现。反对奴性之举与社会统治者制造奴隶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希望知识分子帮忙制造好的奴隶。鲁迅却坚决拒绝这种合作，背离了传统的康庄大道，而走上了孤独的险途。这是一切有奴隶主思想的人都不欢迎的，然而，没有这一点，就没有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摘编自李新宇《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

材料―：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

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但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有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社区间的人们往来疏少，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效力。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变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需要在农业、农村、农民上多下“绣花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城市和农村在吸引人的力度上，显然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环境好，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美起来，这就需要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才能够让乡村更具有魅力，更具有吸引力。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接轨，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发展新农业，通过不断做优做强做精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骨干和由城里打工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民看到只有不断地自我革新，不断地自我进步，才能够掌握时代的主动权，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角”，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通过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要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依靠“新”的思维，新的改变，去推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摘编自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能通过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能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人不仅凭借劳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且，在根本上，人最终也要通过劳动来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本质。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不仅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且真正自由的劳动将构成人的第一需要。日常生活的延续离不开劳动，美好生活的实现更有赖于勤勉而高效的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精湛的技艺、积极的合作都特别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仅创造财富，而且造就美德。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之所以需要引起、调整和控制这种过程，在根本上，是因为人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满足自身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要求。然而，如果劳动者缺少基本的技艺，那么他们的劳动就无法实现“物质变换”这个目标。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精湛或有效，那么随着人们所需生活资料越来越多，社会将越来越可能出现普遍的困乏。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丰富或广泛，那么，社会成员所期待的美好生活也就无法实现。

因此，劳动需要技艺。亚里士多德说，“技艺”就是劳动或制作这类活动的美德。一旦某人作为劳动者而开始行动，他就必须努力让自己的劳动成为好的劳动，即技艺精湛的劳动。而且，也只有当他真正展示出高超、精湛的技艺，使得劳动富有成效，他才能配称为卓越或优秀的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当然需要认真地钻研、反复地练习，探索有效的途径，培养自身坚忍不拔、精益求精的美德品质。

人类的劳动具有社会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劳动发展，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开始发生，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协作开始运行，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工程开始出现。对于任何单个的劳动者而言，要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完成某项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面对这样的客观状况，正如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的那样，劳动者个体将会越来越直接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相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依赖性，越来越感受到自己作为某个集体或整体的环节意义。此时，如果他不选择积极的合作，不与他人保持团结，不积极参与既有的分工与协作，不愿作相应的奉献和适当的牺牲，那么，他就既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实现自己的劳动目标，也不能充分获得他人的社会承认，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所以，从根本上讲，现实的劳动要求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必要性，使得他们更加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协商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在广泛而深度的社会联系下，不仅劳动者个体之间，而且劳动者个体与群体之间都有将在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上更加一致。相应的，他们也就更可能形成宽容、友善、互助、为他人奉献甚至牺牲的美德品质。

（摘编自李义天《劳动造就美德》）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客观现实，是一个实然性的存在，这一客观现实正日益清晰地出现在人类经济全球化的实践活动中。从空间上看，当人类实践活动进入到全球范围，在经济全球化的实践浪潮推动下逐步形成了具有客观现实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客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呼唤着主观的或精神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这样，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基础上，自然生成了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这种认识的结果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或思想的提出。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或思想，就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的理论阐释，是对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相互影响空前强烈的客观现实的观念反映。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决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有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发展变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会随着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效果是检验或衡量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发挥着重要的反作用，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活动起着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当然也有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对业已出现的人类整体利益或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和维护。就是说，人类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人类整体利益或人类共同利益的把握与确认，人类共同利益是我们提出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支点，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共同利益的珍视、维护和争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动力。

那么，如何有效和顺利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关键是要处理好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关系。矛盾论告诉我们，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根据同一性与斗争性辩证关系原理分析，一方面，同一性依赖于斗争性，同一是包含着差别甚至对立的同一。这意味着，没有众多的存在着种种差异的国家，就不会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生；没有不同国家的特殊利益，就不会形成人类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斗争是同一中的斗争。这意味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业已形成、人类整体利益日益突出的时代背景下，不能眼里只有自我的特殊利益而无视人类的共同利益，不能以自身特殊利益来损害人类共同利益。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种情况是，一些强权国家私利膨胀，常常以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或理由指手画脚，任性妄为，肆意破坏或损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或别的国家的核心利益。这实际上也是把狭隘的自我利益至上化、绝对化的强权主义的做法。

(摘编自邱耕田《哲学视阈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