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有一次，巴扎诺娃因公出差，到了莫斯科，前来探望保尔。他们谈了很久。保尔热情洋溢地告诉她，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重新回到战士的行列。

巴扎诺娃发现柯察金两鬓已有银色的发丝，便轻轻地说：

“我看得出，您是经受了不少痛苦。您仍然没有失去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您已经准备了五年，现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但是您怎么写呢？”

(B)保尔开始工作了。他计划写一部关于英勇的科托夫斯基骑兵师的中篇小说，书名不假思索就出来了：《暴风雨所诞生的》。从这天起，保尔把整个身心扑在这部书的创作上。他缓慢地，一行又一行，一页又一页地写着。他忘却了一切，全部身心都沉浸在书中的人物形象当中，也初次尝到了创作的艰辛：有时那些鲜明生动、难忘的景象清晰地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但他无法用笔墨表达，写出来的字句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缺少生气和激情。

已经写好的部分，他必须逐字逐句地全部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工作就会受到阻碍。母亲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当玫瑰开花的时候

〔智利〕佩德罗•普拉多

老园丁培育出了许多许多品种优良的玫瑰花。他像蜜蜂似地把花粉从这朵花送到那朵花去，在各个不同种类的玫瑰花中进行人工授粉。就这样，他培育出了很多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成了他心爱的宝贝，也引起了那些不肯像蜜蜂那样辛勤劳动的人的妒羡。

他从来没有摘过一朵花送人。因为这一点，他落得了一个自私、讨人厌的名声。有一位美貌的夫人曾来拜访过他。当这位夫人离开的时候，同样也是两手空空没有带走一朵花，只是嘴里重复嘟囔着园丁对她说的话。从那时起，人们除了说他自私、讨人厌之外，又把他看成了疯子，谁也不再去理睬他了。

“夫人，您真美呀！”园丁对那位美貌的夫人说，“我真乐意把我花园里的花全部都奉献给您呀!但是，尽管我年岁已这么大了，我依旧不知道怎样采摘，才能算是一朵完整而有生命的玫瑰花。您在笑我吧？哦！您不要笑话我，我请求您不要笑话我。”

老园丁把这位漂亮的夫人带到了玫瑰花园里，那里盛开着一种奇妙的玫瑰花，艳红的花朵，好像是一颗鲜红的心被抛弃在蒺藜之中。

“夫人，您看，”园丁一边用他那熟练的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花朵，一边说，“我一直观察着玫瑰开花的全部过程。那些红色的花瓣从花萼里长出来，仿佛是一堆小小的篝火喷吐出的红彤彤的火苗。难道把火苗从篝火中取出来还能继续保持着它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吗？花萼细嫩，慢慢地从长长的花茎上长了出来，而花朵则出落在花枝上。谁也无法确切地把它们截然分开。长到何时为止算是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我还观察到当玫瑰树根往下伸展开来的时候，枝干就慢慢地变成白色，而它的根因地下渗出的水的作用，又同泥土紧紧地结合起来了。”

“如果我连一朵玫瑰花该从那儿开始算起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把它摘下来送给他人？要是硬行把它摘下来赠送给别人，那么，夫人，您知道吗？一种断残的东西其生命是十分短暂的。”

“每年到了十月，那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蕾绽开了。我竭力想知道玫瑰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开花的。我从来也不敢说：‘我的玫瑰树开花了。’而我总是这样欢呼着：大地开花了，妙极啦！”

“在年轻的时候，我很有钱，身体壮实，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那时曾有四个女人爱我。”

“第一个女人爱我的钱财。在那个放荡女人的手里，我的财产很快地被挥霍完了。”

“第二个女人爱我的健壮的体格，她要我同我的那些情敌去搏斗，去战胜他们。可是不久，我的精力就随着她的爱情一起枯竭了。”

“第三个女人爱我的英俊的容貌，她无休止地吻我，对我倾吐了许许多多情意缠绵的奉承话。我英俊的容貌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消逝了，那个女人对我的爱情也就完结了。”

“第四个女人爱我的忠厚善良。她利用我这一点来为她自己谋取利益，最后我终于看出了她的虚伪，就把她抛弃了。”

“在那个时候，夫人，我就像一株玫瑰树上的四朵玫瑰花，四个女人，每人摘去了一朵。但是，如果说一株玫瑰树可以迎送一百个春天的话，那么一朵玫瑰花却只能有一个春天。我那几朵可怜的玫瑰花，就是如此这般地、一旦被人摘下，也就永远地凋零了。”

“至此以后，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花园里拿走过一朵采摘的花。我对所有到我这花园来的人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热衷于那些被分割开来的、残缺不全的东西呢？假如你真能把每件事物的底细明确地分清楚，假如你真能弄清玫瑰长到何处算作花萼，又从何处开始算作花朵的话，那么，你就到那玫瑰开花的地方去采摘吧！’”

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迟子建

在我这样的外地人眼中,上海是中国城市历史中,最具沧桑美感的一册旧书，蕴藏着万千风云和无限心事。这里的每一处老弄堂,都是一句可以不停注释的名言。注脚层叠,于我来讲是陌生的。但有一处地方,在记忆中却仿佛是熟知的,就是四川北路。这条路留下了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而其中最难抹去的,当属鲁迅先生了。

一天上午，我吃过早饭，叫了一辆的士,奔向四川北路。

我先去拜谒原虹口公园的鲁迅先生墓。天气晴好，又逢周末，园里晨练的人极多。入园处有个水果摊,苹果、橘子、草莓等钩织的芳香流苏,连缀着世界文豪广场。红男绿女穿梭其间,踏着热烈的节拍,跳整齐划一的舞。他们运动许久了吧，身上热了，大多将外套脱掉,只穿绒衣。广场边一棵粗大的悬铃木，此刻成了衣架，被拦腰系了一圈白带子，穿着吊钩,紫白红黄的外套挂在其上。好像这棵树在为这些衣服的主人，做着招魂仪式。我努力避让舞者，走进广场。文豪们的铜雕均是全身像,或坐或站。可怜的托尔斯泰，他右手所持的手杖,挂着一个健身者的挎包，一副苍凉出走的模样。与他一样不幸的,是手握鹅毛笔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鹅毛笔成了天然挂钩,挂着色彩艳丽的超轻羽绒衣。

出了世界文豪广场，再向前是个卖早点的食肆，等候的人，从屋里一直排到门外。想着多年前萧红住在这一带,有天买早点,发现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先生一篇译作的原稿。萧红愕然告知鲁迅,先生却淡然,复信调侃道:“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也不知这里的早点铺,如今用什么包油条,还能包裹出这拨云见日般的绮丽文事么?

绕过食肆向前,更是人潮汹涌。我望见了推着童车散步的中年妇女,玩滑板的疾驰而过的少年,聚集在电动车上打牌的老人，立于树间吊嗓子的小生，以及在路中央手持毛刷、蘸着水写下“江山如此多娇”的歪戴帽子的男人。当然更多的是占据着每一处空地,跳广场舞的人。尽管立在路旁的音频显示器,提示分贝不超,但各路音乐汇聚起来,还是无比喧嚣,将自然的鸟语湮灭了。

鲁迅墓很好寻,绕过一群咿呀唱戏的人，再右转北上，在公园的西北角,就是鲁迅先生的墓地了。墓前广场比较开阔,最先看到的是长方形草坪上矗立着的鲁迅塑像,他坐在藤椅上，左手握书,右手搭着扶手,默然望着往来的人。由于塑像有高大的基座，再加上草地四围有密实的冬青做了天然藩篱,所以鲁迅的雕像免去了我在世界文豪广场所见的那种尴尬,肃穆庄严。

墓地两侧的石板路旁,种植着樟树、广玉兰和松柏,树高枝稠，长青的叶片在阳光下如翻飞的翠鸟,绿意荡漾。我随手摘下一片广玉兰的叶子,拈着它走向鲁迅先生长眠之所,将它轻轻摆在墓栏上,想着烘托了一季热闹花事的叶片,是从花海中荡出的一叶扁舟,心房还存有花儿的芳香吧,权当鲜花。

鲁迅墓由上好的花岗石对接镶嵌,其形态很像一册灰白的旧书半是掩埋半是出土的样子。因为是园中独墓，看上去显赫，却也孤独。鲁迅曾在文章中交代过后事,“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也曾在《病后杂谈》中表达过,他不喜欢被追悼,不喜欢挽联，倘有购买纸墨白布的闲钱,不如选几部明清野史来印印。这些表述绝非故作超拔,这像他的脾气，就像一个目光如炬的人穿行于无边的黑暗后,留给自己的大解脱——最后的光明。可鲁迅的一生,是雷电的一生，身后必将带来风雨,不会是寂寞。

鲁迅墓前并不安静，左右两侧的石杆花廊下,一侧是两个男人在练习格斗,互为拳脚;另一侧是三位大妈,在热聊什么。我脱帽向着这座冷清的墓,深深三鞠躬,静默良久,之后转身,眺望鲁迅长眠之所面对的风景。有树,有花,有草,有路,也算旖旎，也算开阔，只是那尊端坐于藤椅上的雕像，如一团巨大的阴影，阻碍着视线。也就是说，不管鲁迅是否愿意,他每天要面对自己高高在上的背影。

墓前甬道尽头相连的路，人流不息,向右望去，可见虹口足球场的一角穹顶,像一团铅灰的云压在那里。健身和娱乐的各路音乐，此起彼落，让我有置身农贸市场的感觉。我想鲁迅被葬在这闹市的园子中,纵有绿树青草点缀，春花秋月相映,风雨雷电做永恒的日历,但终归少了一个人去后,最该拥有的宁静清寂,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安息了。

当我怅然离开墓地的时候,忽然间狂风大作,搅起地面的落叶和尘土,在半空飞舞。公园所有的树,这时都成了鼓手,和着风声,发出海潮般的轰鸣。我回身一望,我献给鲁迅先生的那片玉兰叶,已不见踪影，我似乎听到了他略含嘲讽的笑声:敬仰和怀念,不过是一场风，让它去吧!

(有删改)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大都知道围炉煮茗，或吃涮羊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的人家，不管它门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躲在屋里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异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因为这中间，有的是萝卜、雅儿梨等水果的闲食，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

但在江南，可又不同。我生长在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惠季节，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有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

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叶亦有时候会保持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不感到岁时的肃杀，而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到。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濒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人家会聚在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桠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些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境界，自然会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问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村”的一首绝句罢？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是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借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支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有删改)

文本一：

捉不住的鼬鼠

——时间片论 周涛

我一出世就沉没在时间里了，时间如水我如鱼。

那是烟、雾、空气的包围，浑然不觉，如影相随。我几乎不能明确，是我拥有了它还是我正被它裹挟。

它是那样直接、迫近、强大地面临着所有生命，但是为什么却最容易被忽略？

风无形，可是柳枝拂动、树儿弯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力量；空气无状，可是在阳光透射下，可以看到尘埃浮动、地气上升，目击它模糊的形态。

但是时间呢？

谁感受过它的力量、目击过它的形状？

有位诗人曾经妄图正视它，结果那位诗人哭了。他突然发现了一种强大力量的隔离，感到面对一圈无形的墙壁无法穿越的痛苦。

还有一位诗人，曾经试图接近它，结果他反而给推得更远了。他在江边痴想，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见到月亮的？月亮是什么时候开始见到人的？这个问题是世界柔软的腹部，谁的拳头打向这里，谁就会因扑空而迷惘。

时间是空的。

它大到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如宇宙天空，如一切生灵惟一裁判，如神；它小到无影无踪、无孔不入，它甚至规矩渺小到了可以被任何一位钟表匠囚禁于方寸之间，如奴隶。

处处有它而无它，处处无它而有它。

谁能画出它的肖像呢？

在我们的想象力的铁路修不到的年代里，一个东方农耕民族，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认识了它，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季”。 “季”是以四种容颜出现的，循环往复，互相衔接，从未有过一次失误。

当然还是东方，一些狩猎民族，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因而他们看到的也主要是黑白两色，白天是白的，黑夜是黑的，他们把它叫“日子”。

另外是游牧者，他们很容易把它叫做“纪元”，漫长的动辄千里的迁徙和转移，使他们随着或逆着它移动，也使他们看到了它更真实的茫茫无声的面容。

漏，晷，钟，表……

这些都是人类妄图捕捉住它而设的夹子和陷阱。人们以为捉住了它，紧密地把它关在里面，非常珍惜，仿佛里面关了一只规矩而又准确的小鼬鼠。

在这种儿童游戏面前，它是宽容的。它不愿意拆穿这种幼稚的错觉。

人们经常爱问的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时间？”

我们怎么能够有或者没有时间呢？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它赐予的，都为它拥有，就像我们不能说自己有没有天空一样。

它给了我们那么多时日，让我们饮食、劳动、思考，让我们创造，它多么伟大仁慈！我们每每看到太阳饱满金红地升起，就把太阳想象为它的脸，心里流露出一个生命对它的崇拜和感激。

然而也许人们总的来说是让它失望的，人们不珍惜生命，人们不仅挥霍而且极其藐视时间，把它给予的一生随便地混过去……

时间啊，我们最对不起的就是您了。

在您的忍耐和仁慈之下，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我们无所事事，没有目标；因为空虚，我们勾心斗角；因为无聊，我们把对同类的践踏当作平生乐事。

我们不珍惜生命，但我们却贪生怕死。

这些，当然您都看见了。

极度的灵活，超自然的伸缩性，不可思议的变幻速度。是的，鼬鼠一般，短肢、细长柔韧的身子，光滑的皮毛滴水不沾，豹头，双眼凝注而有神采。

无处不可穿越，无处不可逃遁。

闪电的一击，比一切猛兽凶猛。

它象征着“短暂”的残酷力量，而这正是时间的另一属性。在这寒冷的、毫无商量余地的时光匕首面前，谁也没有能力躲闪。这位快捷的剑客，它的暗杀从来没有落空过。

时间从来就没有公正过。

对“找时间”的人，它躲闪着；对“赶时间”的人，它飞跑着；对美妙幸福的事，它吝啬着；对心酸痛苦屈辱的事，它挥霍放纵着。

它就这样荒诞无稽，常常捉弄人。

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理睬过我们，就像鱼在水中争吵并不与水有关，也像鸟在天上厮斗并不于天有碍。它在一切之上，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同时它又有细致灵巧的手指，猫的无声脚步……悄然移行。

我是多么渴望看到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事物再现！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吗？

在时间的尽头，在幽暗的内脏，在呈现着虚无假象的背面，在意识的深不可测的井底，那种神秘的、那玄妙的、那不可洞察的创造万物之手——是什么？

文本二：

周涛散文的特点，可一言以蔽之曰：把散文当诗写。换句话说，其语言如诗一般节奏鲜明、简洁精练，具有音乐的美感；其情感无论含蓄还是直率，都较之于一般散文更强烈而直接。这种长时间以来归属于诗歌的艺术特征被周涛巧妙地调用于散文创作中，构成了他的写作风格。在一次访谈中，周涛说：“我不擅长纤细的描写，更不擅长叙事，我对一部重大作品的构架才能也很差，我缺乏小说才干。我的思想方法较为接近于诗……我的‘这一套’是经过写诗的多年练习逐步形成的，我十分感谢诗对我的养育。”这明显是周涛对散文写作的一番诚实的自审与判别。

他的散文的气质，首先在于他那博大雄浑的气度。他的一些散文，让人读罢颇为感动，沉缅于所营造的情境之中。回想一下，却记不住什么事情，那大抵是文章的气韵在起作用。而他的另一些散文，却重在对事物、对生命的深入理解和发现，这该是更高层次的诗质对散文的介入。

（摘编自邵寅虎《周涛散文有哪些特点》）

没文化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朵丫子上去了。

姑妈一生从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圆角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也有文化气息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一只小灰鸭》《小红帽》《一个士兵》等。这几本书薄薄的，没多少页码。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大门前的沉思》。普希金的诗还算强点儿，《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他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片段，可也都是两三行而已。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定做费用。那位师傅很快就给出了预算，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偶然在一个展销会上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梳妆台镜子上方还安装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这些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把耳塞塞进耳朵，伴着音乐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科利亚出差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姑妈的那些书已经没了踪影。他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套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只有三本书幸免于难，这三本书一直在科利亚的床底下放着，他从来没拿出来过，但名字似乎；还记得。第一本是《鼠疫》，很有哲理，但非常枯燥，一看就犯困，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可笑，叫加缪，像白兰地的名字，所以他记住了。还有一本是爱伦坡的，一位美国作家。他的故事适合夜里读，比任何一部恐怖片都纯净。最后一本是幽默作品，叫《三十只狗息》，是一个叫米哈伊尔的人写的，里面的故事很有意思，但是关于狗的话一句也没有，写的都是形形色色的野蛮人，史前的。这不难理解，不管是电视，还是互联网，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都没有，只有带着一个圆圆的小喇叭的收音机。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有删改）

智县委

贾大山

他姓智，那时人们不叫他智书记，而是叫他智县委。

夜晚，我和我的伙伴们打戏院门口的电灯泡玩儿，看谁能打中。我正瞄准，忽然有人揪住我脑后的小辫子，伙伴们立即就跑散了。扭头一看，揪我小辫儿的是个生人，中等个儿，白净脸儿，穿一身灰军装，戴一副眼镜，我挣脱他的手，撒腿就跑，他一把又揪住我的小辫儿，揪得好疼。我骂他的娘，他也不理睬，终于把我揪到父亲面前去了。

“这是你的小孩？”生硬的外地口音。

“噢，是我的孩子。”父亲是个买卖人，开着一个杂货铺，一向胆小怕事。一见那人，赶忙捻亮罩子灯，显得很惊慌：

“智县委，请坐……”

我也一惊，他就是智县委！

智县委没有坐，眼睛忽然盯住桌上的一片字纸。那是我写的一篇大楷：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哪个写的？”他问。

“他写的。”父亲指指我说，“瞎画。”

他立刻瞅定我，脸上竟然有了喜色，眼镜也显得明亮了。

“几岁了？”

“十岁了。”

“十岁了还留小辫儿？”

父亲赶忙解释：“当地的风俗孩子们留小辫儿，要留到十二岁，成人。”

智县委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哇，那就留着吧！”

智县委夸了一番我的毛笔字，就和父亲说起话来。他问父亲的年龄、籍贯，又问这个小铺值多大资本，生意如何，拿多少税。我站在他的背后，并不注意他们的谈话，眼睛一直注视看他的衣襟下面露出的那块红布——那是一把盒子，真家伙！

他和父亲谈着话，忽然仰着头，望着货架子说：“怎么，连个字号也没有？”

“没有。”父亲笑着说，“小本买卖，还值得立字号？”

“怎么不值得？”智县委好像生气了，脸色红红的，说，“城里买卖家，哪个没字号？‘亨茂号’‘文兴成’‘荣泰昌’‘广顺正’，都有字号嘛！你也赶快立个字号！”

父亲想了一下，说：“叫‘贾家小铺’？”

“不好，小气！”

“叫‘万宝店’？”

“也不好，俗气！”

父亲就笑了：“智县委赏个名儿吧！”

“‘复兴成’，怎么样？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一切都要复兴的，你也要复兴嘛！”

父亲说：“好，行，不错。”

后来我才知道，智县委对买卖家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脾气也很暴躁。

他不但要求买卖人做到“秤平斗满，童叟无欺”，而且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夏天不搭凉棚不行，门口不设“太平水缸”不行，没有字号也不行……谁家不按他的要求去做，就把掌柜的叫到街上，当众批评一通。买卖人都很怕他，暗地里叫他“智大炮”。

买卖人怕他，心里又很敬重他。有一天，我看见一个胖胖的、歪戴着帽子的醉人，从周家烟摊上拿了一盒“大婴孩”香烟，说是“赊账”。周掌柜不认识他，刚刚说了一声“不赊账”，醉人口里便冒出一句惊人的话：“老子打过游击！”

话音刚落，智县委刚好走到这里，啪啪就是两个耳光！醉人急了，拍着胸脯大叫：“好哇，你敢打……”

认清是智县委，放下香烟，赶紧走了。买卖人哈哈笑着，故意说：“智县委，你们八路军，可是不兴打人呀！”

“这种东西不是人！”

“他喝醉了……”

“我也喝醉了！”他说。

寒假里，刚刚下了一场雪，街上冷清清的，没有人买东西。我正趴在柜台上写大楷，一个青年来买松花，买二十个。父亲看看玻璃缸里，只有十来个松花了，便说：“买那么多？”“有多少要多少吧！”青年笑着说，“前天晚上，智县委来买松花，没有敲开你家的门。今天我想多买几个，给他预备着。”

“你是……”

“我是他的通信员，叫小马。”小马说，“智县委睡觉前爱喝两口酒，最喜欢吃松花。”

我想起来了，正是下雪的那天晚上，父亲正在灯下“碰账”，外面有人啪啪地敲门，父亲没有理睬。又敲，父亲便一口吹灭了灯……“那是智县委？”父亲吃惊地望着小马。

小马笑着点点头。

“我不信。”父亲摇摇头，也笑了，“半夜里，那么大雪，他来买松花，你干什么？”

小马说：“黑夜里买东西，他总是自己去，从不使唤我们，买到就买，买不到就回去。他怕我们狐假虎威，打扰睡下了的买卖人。”

从那以后，不管天多晚了，只要听到敲门的声音，父亲就赶紧起来去开，但是哪一次也不是智县委——智县委调走了。

他走了，好像是在一个春天，满街古槐吐新芽儿的时候。

（有删改）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梁实秋）

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

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取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

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的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红，像酒糟的，（１）鼻孔里常川的藏着两桶清水鼻涕，不时的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的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的吊出两根玉箸，他用手背一抹。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好像是在给谁穿孝，袍子在整洁的阶段时我没有赶得上看见，余生也晚，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即已油渍斑斑。他经常是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儿似的。我很难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是狞笑，样子更凶。

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上午的课很严，三日一问，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被淘汰，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所以每到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到了的学生，一部分是从事午睡，一部分看小说，一部分写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表。有时候逗先生开顽笑。国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举人。他们授课不过是奉行故事，乐得敷敷衍衍。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我想大概是由于正当防卫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两盅，摇摇摆摆的进了课堂。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题目尚未写完，当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这吸溜之际，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这题目怎样讲呀？”老先生转过身来，冷笑两声，勃然大怒：“题目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滔滔不绝的吼叫起来，大家都为之愕然。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我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辩了几句。这一下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他在讲台上来回的踱着，吸溜一下鼻涕，骂我一句，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当时我看形势不妙，也就没再多说，让下课铃结束了先生的怒骂。

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酒醒之后，他给我批改作文特别详尽。批改之不足，还特别的当面加以解释，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为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

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这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徐先生讲国文之前，先要介绍作者，而且介绍得很亲切，例如他讲张东荪的文字时，便说:“张东荪这个人，我倒和他一桌上吃过饭……”这样的话是相当的可以使学生们吃惊的：我们的国文先生也许不是一个平凡人吧，否则怎么能够和张东荪一桌上吃过饭！

徐先生于介绍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这一遍朗诵可很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的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的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是已经领会原文意义的一半了。

徐先生之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的抹，整页整页的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的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的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的给我解释一会，他说:“你拿了去细细的体味，你的原文是软爬爬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我仔细一揣摩，果然。（２）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在这删削之间见出他的工夫。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

离开先生已将近五十年了，我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齐老太太

冯骥才

齐老太太有滋有味住在西城一个小院里。老头死了后，就一个念想——家别散了。

她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闺女。闺女老三没出嫁，两儿子老大老二虽然都成了家，还全住在家里，守着老娘。老娘心里一幅幅画。一家人在这院子里春天栽花种草，夏天纳凉说话，秋天举竿打枣，冬天扫雪堆人。平时全家围着摆在堂屋正中一张方桌，一日三餐，虽无山珍海味，却有荤有素，有饭同吃，有福同享。闲时老太太叫来老三和两房儿媳妇陪她打打牌。孙男娣女们在院里玩耍。齐家人全都本分平和，彼此没斗过气、拌过嘴、红过脸。老太太说自己活在天堂里。可等到将来哪一天自己上了西天，想这个家，怎么办呢？说到这儿就掉眼泪了。

打牌是老太太平生一大好。可是她七十岁后，打多了便要歇一会儿。几个孩子便在堂屋一角，给她支了一张软榻，她累了，就倚在榻上伸伸胳膊腿儿，有了精神招呼闺女媳妇接着再来。反正全家人对老太太一呼百应，只顺不呛，每天最后一把牌都要叫老太太胡。

齐老太太的两房媳妇人都不错。平时，丈夫出去干活，都在家中料理杂事，哄孩子玩，一人一天轮流做全家的饭菜，还一起伺候婆婆，陪着玩牌。玩牌对谁都是乐事，一边玩，一边说闲话、吃零嘴、喝茶；玩牌不玩钱没劲，可这家人的钱都不多，赢输也不过三五个铜子儿，大半都“输”给了老太太。玩牌时，老太太爱在身边放一把痒痒挠子，她只要等牌胡，后背就痒痒；闺女老三有个小圆镜，时不时照一下自己；大儿媳爱放一盒洋烟，烟瘾上来憋急了，抽几口；二儿媳特别，总把手上一个金戒箍摘下来，放在一块手帕上，她怕洗牌时总磨这戒指。她是穷人家的闺女，这金戒指是她当年最金贵的陪嫁。虽然只是一个圆箍，没做工，但够粗，颜色很正。

天天打牌，这戒指天天放在她右手一边。可是一天，她抽空去灌暖瓶回来时，忽然“哟”一声，戒指没了。她找，别人帮她找，桌上地下找，一遍遍找，居然就找不着了。老太太说：“甭急，自己家还会丢东西，细找找。”

二儿媳就这一件宝贝，丢了自然心急，还有火，忍不住冒出一句：“就出去灌水这一眨眼的功夫，光天化日的怎么会没，除非闹鬼了。”

丢东西的事一出来，本来就叫在场的人心里发毛。大儿媳有点沉不住气，说：“哎哟二妹，我挨着你，你说闹鬼，可别是说我拿的。”

二儿媳说：“你干嘛往你身上揽，我能说谁，只能怪我不该把这么值钱的东西撂在桌上。”其实这都是些着急的话，可现在你一句我一句，就都是往火上浇油了。

话再说下去，就会呛起来。

齐家从来没过这种事，最坐不住的是老太太。她脸色像张纸，忽然双手把桌子一推，这么大年纪，居然推出半尺远。她大声说：“现在谁也别出屋，你们给我翻箱倒柜地找，相互别客气，搜身！我不信找不出来。我不信我齐家——关着大门会丢东西！”

老太太头一遭发火！

大伙乖乖地按照老太太的话做。把屋里从明面到暗处，再到犄角旮旯，每一寸地界全都细细找过，连老太太歇身的软榻也拉出来，翻一个儿。姑嫂相互之间，头一次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搜身。那一瞬，齐老太太把双眼闭上，好像死了一样；她心里觉得这个家该是好到头了，要毁了。无论这戒指在谁身上，一翻出来，全是给这家捅上一刀。可是奇怪的是，戒指还是没影儿。连条案上的花瓶全扣过来，还能跑到哪去？真还是应了二儿媳那句话——除非闹鬼了！

闹不闹鬼不知道，反正一股阴气从此罩住了齐家。先前那股子劲没了。人人各有心事，相互之间没话；若是说话，也是没话找话，若是笑笑，全是作假。谁知谁怎么想的？老太太的牌局还摆，却打不起劲儿来。一天老太太忽然“哗啦”一声把牌全推倒了，阴沉着脸说：“我气力不济了，打不下去了。”就此停了牌局。牌局一停，齐家冷清了一大半。

老太太心里那些画儿，也就一幅幅扯下来。

谁也不知该怎么把这局面掰回来，反正那金戒指找不回来，事情就过不去。

可是一天晚饭后，老太太趁着全家都没离开饭桌，忽然对大家说：“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你们听好了！二媳妇那戒指的事你们别再瞎猜，戒指是我拿的！我有急用。你们也甭问我拿去干什么用了。回头我会想办法把这事圆上。”

老太太这话像晴天打雷，全家脸对脸看着，不敢相信。可是，老太太一辈子没说过半句谎，她的话从来不会掺一点假。不论她说什么，大家全信。再说老太太的话也有道理，丢戒指那天，人人都搜了身，没搜身的只有老太太本人。当时谁也不会去搜她呀。如果不是她拿的，好好一个金戒指跑哪儿去了？如果是她拿了，怎么拿的？拿去干嘛用了？

老太太不说，没人敢问，也没人敢议论。可是从此，不知不觉对老太太的感觉就变了，她怎么能偷自己儿媳妇的东西呢？想都不敢想。素来对老太太的敬意，自然少了几分。这一切，老太太嘴里不说，心里有数。虽然她把事情的真相撩开，彼此的猜疑和别扭没了，可是从此她在这家里老老少少眼中，脸上没光，说话差劲，身子矮了半截。人就一下子老下去许多。往后很少出屋了，吃饭都是叫老三把饭菜端到里屋，不愿别人看到她。她是不是没脸见人？

一年多后，老太太过世。

齐家办过丧事，整理正房。当拆掉堂屋一角的软榻清扫地面时，老三忽然发现地砖缝里有个东西亮闪闪，她有点奇怪，蹲下来，从头上拔下簪子把这东西拨出来一看，大声叫喊兄嫂，大家过来一瞧，全都大吃一惊！原来就是那只丢失的金戒指，原来它一直好好地呆在这儿！

在丢戒指那天，这地方也都找过，只是因为那时是下晌，屋里没有阳光，自然看不到。现在是晌午，一道阳光射进来，正好照在这砖缝之间，金戒指便灿然夺目地重回齐家。

老三流着泪对着这戒指说：

“你干嘛躲在这儿了，你要了我娘的命啊！”

这家人想到老太太，不知不觉全都淌下泪来。

（有删节）

河上漂下一群羊

简默

河是黄皮肤，叫黄河。

站在岸边，黄皮肤的河照黄皮肤的我，河比我黄。

我渡河到下游去看石林，它藏匿于一条深深峡谷中，时光之手漫不经心地，甩出一记记耳光，留下一个个印记，响亮至今，惊艳至今。

河，阔面苍黄，如一匹肤色最深的黄表纸，黏稠稠的波浪堆卷，一口一口的，仿佛你我头顶上的旋儿，旋转不动了，成了河的旋儿。

来前我便被告知了，今天渡河将乘羊皮筏子。我没乘过筏子，但我见过被胶片定格在影视作品中或是风景画中的筏子——竹筏子、木筏子、橡胶筏子，唯独没见过羊皮筏子。据说，这种出没于黄河胸膛的筏子，只会说这条河的方言，仅识得这条河的水性。

羊皮筏子来了，居然，是被一条中年的肩膀扛过来的；居然，只有一面床板那么大；居然，由几排鼓胀的皮囊亲密串联而成。那些皮囊，是它们留在尘世的躯壳，瞧上去像一头头猪仔，怎么看都不是一只只羊。

在我童年的山坡上，青草是土地茂盛的毛发，野花是月亮遗落的露珠。一群羊离我是如此近，它们悠闲地踱着步子，埋头咀嚼着青草，像在给土地理发，用不了多久，或许就在一场雨后，毛发又参差不齐地生长了出来；翠绿的汁液流淌在它们雪白的牙齿和粉红的舌尖上，一朵朵的花拧身闪过不同色彩的身影，空气中泛滥着草根的清香。它们中的一只，长着两个尖尖的角，像扎着两个朝天辫，偶尔抬起头，与我对视了一眼，就这么一眼，我看见了它潮湿的眼睛里，掩饰不住的怯弱、安静与善良，它金褐色的双眼好似两枚金色小钉，将我钉在了忧伤上头。我向前一步，它退后两步，我抓住它的角，就像攥着它的命，它哞哞地大声喊救命，我头一次听见一只羊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拼了命地叫自己的母亲。面对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它，我心软如水，罢手了，它恢复了平静，继续埋头吃着青草，一动不动，像一块纯白的石头。

它们走下山坡，望河兴叹，命运就被篡改了。先是一柄被清水濯洗锋利的刀子，刃口向外贴着舌尖衔在齿间，一刀引出了一支血箭，接着它变成了一个动词实验厂，撕、拉、剥、撵、扯、挫等等，这一连串动词只为赶在它人世的余温尚未冷却之前，剥下一具完整如初的皮囊。

对待这些皮囊，如对待一个意志坚定者，在烈日下暴晒，在火堆旁烘烤，在盐巴中膝渍，在清油里洗澡，直至透明光洁，成为一个个扶不起的口袋。它们会被人嘴对嘴地吹满气，这是一桩考验人的肺活量的活儿，吹满一只羊皮筏子所有的皮囊，至少需要七个以上汉子的肺活量，他们呼出今生的空气，它们吸入来世的气息，借一口气，还回了魂。

然后，它们会被数根麻绳和数根木条捆绑在一个方形的木框子上，然后，它们会被赶入河中，上头载着我和我的同伴——一群曾经像它们一样四脚奔跑，后来学会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它们是一群不死的魂灵，像真正的灵魂一样，没有重量，身轻如燕，没有感觉，不会喊疼，贴紧河的胸腔，注定只能顺水漂流，向下向下向下游，无法回头。但正是它们，的的确确地，叫一整条河流称不出自己的重量，感到了挫骨削皮的痛。

（有删改）

戈壁绝尘

严风华

在山水秀丽的南方，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戈壁是什么样子。

当我飞临甘肃的上空，从飞机舷窗往下一看，我立即目瞪口呆。

飞机下面全是山，是我从没见过的如此辽阔无边、连绵成片的群山。但山山皆秃，没有林木遮掩，没有河水流淌，仿佛一群肌肉发达的或蹲或卧的虎豹全都被扒光了皮毛，光着身子任由太阳炙烤，而导致皮肤干裂，变得全身灰黄，毫无光泽和血色。

噢，大西北，裸露的大西北，灰黄的大西北。

落到地面，戈壁滩的苍茫赫然入目，我的感觉就不仅仅是目瞪口呆了。

四周环顾，没有人影。天和地之间，是一条平直的线。遍地里，每一颗沙粒、石块，每一堆沙土、乱石，每一条干枝、枯草，忽然都活了起来，仿佛就是词典里挣扎着跳出来后散落一地的词，一个个都代表着孤寂、干渴、饥饿、迷失、慌乱、恐惧、死亡这样的词义。捡起来读，心会发毛，手脚颤栗。

我知道我来到了曾经的古道——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最早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命名的。想必当年肯定是一条充满灵性充满浪漫的路吧，常常是驼队不断，马蹄声脆，绸缎拖地，五彩缤纷，轻柔而曼妙。也许我站立的地方，就曾经有驼队小憩过。夜色里，篝火灿烂，奶茶飘香，烤肉诱人，说不定地面上还残存着当年的残骨或木炭。

望茫茫旷野，已经看不出半点当年的喧嚣，看不出轻柔而曼妙的景况。一种苍凉的气息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戈壁的地面和上空。当我被戈壁的苍凉淹没了全身之后，很快就对这片辽阔的苍凉产生了敬意。

我听到了脚步声，一阵一阵的，由远及近。西汉的张骞，第一个穿过了西域的苍凉。

建元三年，张骞告别汉武帝，率随从百人，首次出使西域。张骞的队伍，一字排开，夹杂着马蹄声、驼铃声和人的脚步声，一路浩荡，经陇西，过敦煌，日行夜息，让这不曾出现过人烟的戈壁第一次留下了一串串人的脚印。元狩四年，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张骞几经周折，前后花了数十年的时间，终于用脚步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孔道，丈量出了一条惠泽四方的丝绸之路。

张骞无疑成了功臣，名垂青史。但两千年了，丝绸之路的砾石、风沙早已把张骞的脚印埋没得毫无踪影。而且，这条古路也早已停止了运行，但张骞的故事依然流传在这一片辽阔的苍茫里。

很幸运，在这条古道上，在这一片荒漠里，有一些事物竟能经受住风沙的冲刷，留下了足迹。玉门关玉树临风，最为坚贞和强悍，这是我的戈壁之旅最强烈的印象。

玉门关是汉武帝为确保丝绸之路安全与畅通，大约于公元前121～107年间下令修建的。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周边无一建筑，唯见茫茫沙砾，空旷无人。尽管日月侵蚀，已经显出破败，但它那种孤傲和霸气，依然镶嵌于城墙中，巍然不动。唐边塞诗人岑参曾作《玉门关盖将军歌》：“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其时，守关甲兵多达五千，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但今天它难免寂寞了。当年的热闹不再，当年的雄关已成文物。它只能作为历史的见证，为后人努力地与日渐一日的衰败和冷清抗争。

丝绸之路所经之处多是无边无际的荒漠，但因为有这么一些人的到来而变得热闹。自张骞之后，穿越过戈壁滩、大沙漠的人，还有大司马霍去病，西域第一任都护郑吉，西域行军司马班超，高僧法显、唐玄奘，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当然还有许多的无法记入史册的无名小卒。他们当中，有的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守护者，也有一些掠夺者、破坏者。正因为有了这些人，丝绸之路才有了悲喜交加的历史。

但一切都归为苍凉。那些人来时，步履匆匆，搅得沙飞石走，尘烟骤起。但时间一长，尘埃终要落地。后来者，看着前人留下的废墟，一番唏嘘之后，却找不到他们的脚步了。谁都是戈壁的过客。我长久地站在那儿，感受着那一片苍茫，渐渐又被苍凉淹没。戈壁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贯穿，那只是一片荒漠；丝绸之路要是没有那一群人走过，那条路就必然寂寞；那一群人如果没有留下悲喜，那就没有了苍凉；人要是没有经历苍凉，那就是苍白。

苍凉是戈壁的神。

（节选自《2011中国年度散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