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疫灾的发生，既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也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既受社会规律制约，也受自然规律制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口密度不断提升，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不仅疫灾流行的频度越来越高，而且疫灾流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同时，随着人类干扰自然和破坏自然程度的加深，疫病种群不断增多，疫灾的破坏性不断增强。从自然规律看，寒冷期气候变化大，疫灾相对频繁；温暖期气候较稳定，疫灾也相对稀少。同时，有的病原体具有自然疫源性，这类疫病所导致的疫灾流行，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如鼠疫、血吸虫病等。还有的病原体存活需要较严格的生态环境，这类疫病也有一定的地方性，如疟疾、黑热病、霍乱等。

从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20年间，我国至少有893年为疫灾流行之年。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频度为20.99，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北宋以来，疫灾频度不断上升，明清疫灾频度高达78.34，是第二个疫灾高峰期。在中国古代，每当疫灾发生，政府蠲免租税，赈济钱粮，施医给药；下罪己诏，祭祀神灵，请求上天宽宥。民间则捐钱捐粮，施医给棺；行巫道术，驱逐厉鬼；抬神巡游，求神保佑。民国时期，疫灾的应对渐渐步入科学的、制度化的轨道。但是，当时公共卫生体系毕竟处于草创阶段，社会又动荡不安，疫灾流行之时，政府和民间的应对效率，总体而言仍然非常低。

（摘自《疫灾的历史地理学思考》，有删改）

材料二：

“新冠肺炎”具有强大的人传人特性，从很大程度上说，普通民众的行动决定了这场战“疫”的成败。关注普通民众在这场重大公共危机中的行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在全能型政府背景下，民众的“等、靠、要”思想会比较严重，被动等待政府的“上门服务”，与国家、政府对应的社会能动性不强。但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广大民众主动建群、加群来交换信息，并动员自有资源、协调行动，自主解决了很多问题，充分发挥了各种正式、非正式社区组织的功能。这为全能型政府背景下社会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样本。

为了防疫需要，封城、封路等隔离手段，客观上给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但城乡民众高度配合政府的统一指挥，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物资哄抢、恐慌式的大量出逃，没有出现对管制政策的对抗。整个城市，运行井井有条。这不仅节约了宝贵的疫病防控资源，而且为疫病防控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在这次疫情中，最初几天出现了一些谣言，这完全符合谣言产生与传播的规律，但这些谣言很快就因政府特别是知情民众主动辟谣而消失，后续几乎没有产生传播范围较大的谣言。这次新冠肺炎各种谣言的消失，除了政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的影响外，主要还是与广大民众知识的增长、判断力的提升有关。但民众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显然不是提前储备的，而是海量的民间科普在短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舆情的内容上，建设性的批评逐渐取代了泄愤式的批判，客观的监督性行动取代了情绪性的破坏；在应对舆情的行动上，广大民众一改初期的狂躁，非常冷静、谨慎地接受、转发、发表相关信息与言论，以及基于冷静的反思。与此同时，在较多细节的披露和媒体的引导下，民众开始设身处地地思考一线工作人员的处境，不再盲目指责，社会包容度显著提升。

虽然广大民众表现出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仍然需要冷静、客观地关注和反思与普通民众进步不匹配的一些问题。民众参与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缺乏制度支持，渠道仍需拓宽。同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疫情信息由于种种原因披露不及时、细节不够，才酿成后续的疫情危机和舆情事件。这是我们以后在应对各种危机时需要重点关注的。

（摘自《新冠肺炎战“疫”中普通民众的转变与进步》，有删改）

材料三：

2019年底，中学联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次疫情可谓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

随着收入和学历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提高安全、健康、智识等方面的生活质量，而长期以来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欠账和重视不够，需要尽快扭转。特别是要转变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民生公共服务的投入和管理。与此同时，要加强跨地区、跨层级和跨部门的价值共享，实现国家治理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有力。

目前我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基本健全，但是在野生动物保护、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还有待补足相关制度。要加快弥补这些领域的制度盲点和制度漏洞，避免由此可能诱发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增强制度的权威性，避免制度停留在纸面上，使制度真正发挥预定作用。

此次疫情应对，广大医护人员、领导干部、基层人员和每一个中国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都展现出了巨大的集体意愿，使全政府和全社会的防控策略得以奏效。但是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比如，湖北等地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乃至一问三不知现象，暴露出责任意识、专业知识和治理能力的明显欠缺。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使其在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上能够适应国家治理的新需求。

此次疫情大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下了“快进”键，必将在各个方面加快国家治理转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摘自《疫情大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下了“快进”键》，有删改）

北京在风水方位上一向讲究北贵南贱。天桥是北京南城的贫民窟，东侧更是京城著名下水道龙须沟。这个地方开始繁荣，是在清朝末年永定门外修马家堡火车站。铁路取代大运河的地位，成为新的南北大动脉，火车站的作用就是大动脉上的通衢据点，让其周边在交通和经济方面受益颇多。

下火车的人从永定门进城，造成这一地带交通拥堵，因此在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以天桥为总站，开设连通南北城的有轨电车。

既是全国铁路枢纽，又是北京城内公共交通枢纽，天桥就更热闹了。火车是打外洋来的新事物，不过天桥的基础，仅是个从火车站经济图中衍生出来的粗糙的劳动力市场，它是按旧模式存在的。江湖艺人的嗅觉非常敏锐，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和庙会、赶集一样，能为卖艺提供大流量观众群。庙会和赶集不是天天都有，还要等到节日；而火车站只要还运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桥几乎天天热闹不息，于是江湖艺人们改流动卖艺为常驻卖艺，天桥周边的江湖文化氛围就如此形成了。

天桥卖艺场子的中心区并不算大。就这么大的一块地界，但是艺人越来越多，全削尖了脑袋往这扎。按耍车把式的老艺人金业勤回忆，最多时，有六百到八百艺人来这讨生活，随着空间资源的紧张，艺人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卖艺场子的环境气氛，完全像一个城乡接合部的集贸市场，撂地艺人就如同摆摊的小商贩，一个挨着一个，鳞次栉比。一方面，撂地的场子不是供艺人专享专用的，而是谁的能耐大谁就能用。我今天犯懒不想出摊，这场子就让别人给占了；我今天家里有事，惦记早点回去，离太阳下山还有三个钟头我就收摊了，前脚刚走，后脚立即让其他人占了。而且这块地界还是“摆明地”，意味着这场子有使用费，要向经营这块“明地”的摊主奉上孝敬钱。另一方面，逛天桥的观众也像逛集贸市场，除少数简陋棚屋剧场外，就是个开放空间，走马观花随便瞧随便看，而且主动权始终放在他这边，他觉得谁的表演好看就看谁，他愿意舍钱才舍钱。

这就是天桥艺人所处的残酷生存环境，完全是一片原始森林。他们如同野生动物，只能采取最现实的手法展开竞争。做艺讲原则，收摊没饭辙，这一天下来要是挣不着钱，连杂合面捏的窝窝头都吃不上。什么道德艺德，在“生存”俩字面前全都是扯淡。在这个地方，“别让自己饿肚子”才是得到广泛认可的真理。

形成这么一种极端现实的江湖世界后，所产生的副作用，就是出现了一个以江湖艺人居多、以江湖习气为主的独特人际圈子。这个圈子表现出浓烈的封闭性，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解释，就是出身阶层与社会身份固化。江湖艺人长期浸染在江湖卖艺圈，他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江湖人江湖事江湖规矩江湖话，除此之外，接触不到其他的社会资源，更接触不到比他所处的阶层更高层的那些优质社会资源。反过来，其他阶层、尤其是高阶层的人，也会用另类眼光去打量这群江湖人，用带有个人偏见的评判准则定位这群江湖人。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让他们“下海容易上岸难”，一旦沉落到江湖艺人的阶层，再想翻身，从这个穷窝里挣脱出去，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这是个更加残酷的事，因为它断绝了人活在世上最起码的精神支撑力：希望。科举残酷不残酷？考大学残酷不残酷？都跟底层江湖社会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不一样。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尽管有种种弊端，却是得到全社会承认的通途，尤其得到上层社会首肯的正道，再难走，也能给底层群体提供改变命运的晋升之路。别看“范进中举”的故事常被用来作为对科举制度的讽刺解读，但范进中举后，其命运和社会地位立即改善了，老丈人胡屠户当众忏悔：“虽然是我的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高等级的戏剧艺人，虽然不通过科举走仕途，但他们身居仙界，有更多的“通天”之路。相比之下，唯有江湖艺人这个圈子，永远在最底层，找不到任何向上攀爬的途径。而且当希望永不存在时，受累受难就不止他一代人，而是子子孙孙。

（节选自秋原《乱世靡音》，有删改）

有趣，和枯燥、乏味相对，是一个人身上闪闪发光的品质，是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剂”。说一个人有趣，是很高的评价。

那么，何为有趣？明人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对“什么是趣”，古今中外，尚无定论，只能见仁见智。在文人墨客笔下，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趣者，存乎一心，大凡让人心生快意、心旷神怡的，都莫不有趣。

有趣的人，对生活抱有大爱。有时，即便身处逆境，他们也能过得兴致盎然；即便眼前满是苟且，他们也总能找到诗和远方。苏轼就是个十足有趣的人。被贬官后，他没有愁肠百结，而是发现了生活的真和趣。在黄州，他把“价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的猪肉，做成了色、香、味俱全的“东坡肉”，并撰文《猪肉颂》，讲述烧制心得。

有趣的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因为万般好奇，凡事都想探个究竟、弄个明白，自然就能找到常人一般难以发现的趣和乐。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他笔下的文字也是妙趣横生，比如，“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虾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惊恐。神定，捉虾蟆，鞭数十，驱之别院。”如此趣味盎然的文字，若非有趣之人，肯定抓耳挠腮、冥思苦想也写不出来。

有趣的人，深藏大智慧。要从平淡的日子中咂摸出趣味，离不开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悉，对知识阅历的深厚积淀。鲁迅先生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鲁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针砭时弊，入木三分。而鲁迅本人，却幽默、有趣得很。一次，友人给鲁迅捎来一些柿霜糖，“吃起来又凉又细腻”。听说有药用效果，他本想留着以后吃。谁料，“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又吃了一大半。”读到此处，让人忍俊不禁，掩卷而笑。

有趣的人，不仅自己收获快乐，也是别人的“开心果”。而人一旦无趣，就不免面目可憎，让人避之不及。现在，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平日以“斗图”为乐，从各类小游戏、小程序中寻求快意，而一旦合上电脑、锁住手机，往往双眼发胀，大脑茫然，趣味尽失。这样的趣，终非真趣。不妨学学前人，多发现、挖掘生活的趣味，多吸收、汲取方方面面的知识，让自己有趣，让生活有味。

（摘编自孟祥夫《有趣的人不苟且》，有删节）

材料一：

近日，在不少地方的倡议下，制止浪费成为商家和顾客的共识；宣扬大吃大喝、暴饮暴食的直播不见了，推广绿色健康饮食理念的直播受到追捧；节约粮食和资源，杜绝任何形式的浪费，成为许多家庭家风家教的重要内容……连日来，中央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得到全社会热烈响应，凝聚起崇俭抑奢、反对浪费的强大正能量。

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也。从“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严厉要求，到“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的令行禁止，再到“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的热情动员，国家高度重视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饮食风尚不是小事，通过这个小切口，可以推动价值理念的大革新、经济活动的大升级，可以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健康生活为目标，来一场饮食文化“绿色革命”，可谓正当其时。

让饮食文化简朴俭约起来。《资治通鉴》里讲：“俭约，所以彰其美也。”苏轼感慨：“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素为中国人所反对，物尽其用、利用厚生素为中国文化所提倡。勤俭节约这个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传家宝”，无论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都不能丢。当下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只有驰而不息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不断扭转讲排场、比阔气的错误观念，清除未富先奢、炫富竞奢的土壤，才能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让饮食文化绿色低碳起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也应成为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的重要指导原则。我们必须把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融入日常生活，提倡绿色、低碳、环保、可持续，戒除滥食野生动物等破坏生态平衡的饮食陋习。

让饮食文化文明健康起来。“纵口欲而百病生”，饮食与健康关系密切。暴饮暴食、油大味重、荤素失衡，诸如此类问题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各类病症的发生。不科学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还可能加剧医疗负担、引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影响不可小觑。健康中国，离不开健康饮食。如今生活条件改善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一去不复返了，“吃得对、吃得好、吃得健康”理应是高品质生活关注的重点。生熟食分开存放和加工，添加公筷公勺、实行分餐制，合理膳食、荤素搭配、营养平衡，这些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接受。

全面小康既是物质丰盛的小康，更是饮食健康、饮食环保的小康。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践行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涵养简约文明的饮食文化。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8月18日04版)

材料二：

今年突发的疫情对原本正常运转的国际经贸产生不小冲击，可以说是让粮食安全危机意识重回大众最直接的原因。3月下旬，越南率先宣布禁止该国大米出口，到4月中旬则有俄罗斯、埃及、印度、哈萨克斯坦、泰国、乌克兰等14个国家出台限制农产品和食品出口政策。中国因为人均耕地资源不足等问题，一直是粮食净进口国，虽然口粮方面进口占比较低，但如果国际贸易再受到不可预测事件的冲击，难保不影响国内粮食的供应。

此外，诸如特大气象灾害等因素，也会影响粮食的供给。就今年来说，国外出现了“蝗灾”，数千亿只蝗虫自非洲飞越红海进入西亚和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过境处粮食大幅度减产，一度引发全球粮食安全担忧；国内则出现了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透露，今年洪灾使6000公顷的农田遭到破坏，其中11400公顷的土地没有收成，好在还不至于影响中国粮食安全。

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指出中国“谷物供应基本上自给自足，口粮绝对安全”。疫情并没有影响国内粮食生产丰收，目前过度担忧粮食短缺大可不必。不过，接连出现的突发情况也提醒我们，近忧虽无，远虑不可不防，而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正是目前国人应对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谋远虑的有效应对措施。

(摘编自“第一财经网”社论《粮食安全无近忧但需谋远虑》)

材料三：

以服务宏观调控、调节稳定市场、应对突发事件和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为目标，科学确定粮食储备功能和规模，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强化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督，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爱粮节粮意识，抑制不合理消费需求，减少“餐桌上的浪费”，形成科学消费、健康消费、文明消费的良好风尚。普及推广经济、适用、防虫、防霉储粮新装具、新技术，帮助农民减少产后损失。示范推广绿色、环保、智能粮食储藏设施设备，鼓励适度加工，提高物流效率，减少粮食流通环节的损失损耗。

优化粮食应急供应、配送、加工网点的布局，建成一批规范化粮油配送中心、粮油应急加工企业和应急供应网点，形成布局合理、设施完备、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粮食应急供应保障体系，强化应急处置功能，提升应急供应保障水平。

(摘编自《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材料一：

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参与面之广、参与度之深、受关注程度之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派出5批近800人的专业队伍驰援武汉，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有4900余人来自中医药系统。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国际临床评价指标认为，对于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真正反映疗效的关键指标是转重率。临床发现，中医验方在减轻发热咳嗽症状、控制病情进展、提升人体免疫力方面有独特优势。德国病毒学家奇纳特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西医结合疗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医药在防止病毒吸附细胞、病毒复制等方面有明显效果。”

作为欧洲第一个实现中医药立法的国家，匈牙利在抗击疫情之初就非常重视中医药的作用。今年2月底，在匈中医师就开始熬煮可以增强免疫力的中药茶饮，并免费向当地民众发放。“中医药能因人而异地进行针对性治疗，帮助病人减轻病症，独特优势和作用显著，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获得越来越广泛认可。”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认为，“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已经是抗击疫情的重要方案，中医药正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

（摘编自《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医药抗疫》，《人民日报》2020年3月24日）

材料二：

有人质疑，面对一个新发疾病，西医没有特效药，中医为啥有方子？

其实，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二者看待人体和疾病的角度不同，治病方法也不相同。例如，面对新冠病毒，西医的重点是寻找有效药物，直接消灭病原体；而中医则着眼于病因和病机，通过整体调节，清除病原体的生存环境，调动人体的自我痊愈机能，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本次疫情初期，我国中医专家对患者进行诊察分析以后，结合武汉气候特点，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新冠肺炎属于“寒湿疫”，在治疗上应主要针对寒和湿，用辛温解表之法。为此，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推荐“清肺排毒汤”。此方是对张仲景相关经方的融合创新运用，既祛寒闭，又利小便祛湿；既防疫邪入里，又调肝和胃。除了通用方，还有针对不同病情、不同证型的其他方剂和中成药。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回望中华民族历史，中国人和疫病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疫”的记载。东汉中后期，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明代医学家吴又可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温疫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起到积极作用。凭借浩如烟海的中医经典和针、灸、砭、药、按跷、导引等医术，中华民族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凶险疫情。中医药学组方的关键，在于精准找到病因病机，明确治则治法。无论什么疾病，中医只要找到致病原因，就能从古代经典中得到答案，从而制定出诊疗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并用，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法宝”。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中医和西医是战友。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携手共进，才能降伏病魔、造福患者。我们应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中西医的差异，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盲目否定中医。

（摘编自白剑峰《用疗效证明中医实力》，《人民日报》2020年3月13日）

材料三：

3月18日，中国第二批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13人抵达意大利，其中中医专家引人注目。这是中国首次派出有中医的医疗专家组驰援海外战“疫”。中医专家将向海外讲述中西医结合战“疫”的中国经验，并为当地侨胞提供诊疗咨询。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数据显示，迄今，中医药参与治疗的中国确诊病例超过90%。世卫组织近日发布消息，决定删除其官网上关于抗疫“常见问题”一栏中“不应使用传统草本药物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关内容。此举被认为是中医药抗疫的临床效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

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全球战“疫”，中医大有可为。然而，受文化传统差异和各国法律政策影响，在参与世界各国的临床救治过程中，中医和中医药依然面临重重阻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道人类共同考题，疗效是最佳答案。中医出海，和西医强强联合，势必为世界彻底战胜疫情注入一剂“强心针”。

（摘编自《侨胞为何对中医战“疫”充满信心？》，《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3月23日）

材料一：

一张桌子、两边各竖起一块挡板，隔出一个相对私密的沉浸式小格子间。不少人都对韩剧《请回答1988》中的付费自习室印象深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付费自习室开始在国内多个城市出现。

广州越秀区有一家付费自习室，该自习室分为公共区域和自习区域，两个区域之间有两道门将其隔开，避免自习区受到噪音影响。公共区域中央摆放了一张大桌子，不时有顾客坐在桌旁吃零食、交谈等。该区域还布置了一整面墙的书架、可小憩的沙发，以及一些零食饮料。公共区域又称为“讨论区”，学习累了或者需要互相交流时可以前往公共区域就座。

公共区域的对面，则是付费自习室的关键：自习区。自习区分为经济区和舒适区两档，分别收费8元/小时和12元/小时，区别在于舒适区有独立的帘子遮挡，完全看不到其他自习座位。而在经济区，灯光比较暗，要看书只能到每个自习座位打开台灯照明。自习座位之间互相用厚厚的挡板隔开，座位上方设置了置物柜、充电插座等。

除了提供学习空间，付费自习室通常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则需要遵守。以越秀区这家付费自习室为例，该店的每个自习座位隔间都会张贴《会员守则及告知事项》，其中包括卫生整洁规定、违规处罚规定、零分贝规定等。守则中称，自习区严格禁言，讨论交流请使用小纸条，或到公共休息大厅。除此之外，该自习室还可提供学习计划监督提醒服务。

付费模式上，该付费自习室采取预收费的会员制方式，第一次免费体验2小时，之后就需要办会员卡，分为月卡、季卡、年卡、储值卡等，最低额度的储值卡为1000元，折算成单次收费在8—12元/小时。记者注意到，在工作日的21时左右，该店的上座率超过了一半。店员向记者介绍，来自习室的顾客以备考学生、考证的白领、准备出国的人为主，一般都是长期备战，来自习室的频率很高，也有附近的上班族前来自习。“有的顾客来着来着，就会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座位，从那之后就一直预订那个座位。”

（摘编自詹晨枫《每小时最高数十元   付费上自习值不值》）

材料二：

百道新出版研究院11月26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沈阳、西安、天津、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的付费自习室均超过50家，其中沈阳付费自习室个数已经超过100家。

付费自习室自今年国庆以来，突然成了“流行元素”，甚至有不少年轻人把它作为假日“打卡圣地”。如今，媒体又报道付费自习室数量剧增。部分网友认为付费自习室只是一把“虚火”，那些“买座自习”的人不过是跟风、作秀。我以为，付费自习室突然时髦和热闹起来，固然有“跟风”的成分，但并没有什么不好，这样的“跟风”应该来得更猛烈些。

付费自习室的兴起，可以理解为一种必然的经济社会现象，是一把“实火”。随着我国经济长期较快发展，以及社会竞争压力的日渐增大，人们更舍得花钱为自己的成长投资，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对于那些求上进、求发展的年轻人而言，属于“刚需”。有网友认为，去付费自习室学习就是作秀，放着家里宽敞舒适的环境不用，非得花钱在小小的幽暗隔间里找罪受。如果持这种观点的人去付费自习，就肯定是为了作秀，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学习对于生命的意义，更无法想象在“小黑屋”中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畅游知识海洋的乐趣。“花钱买自习”，对爱学习的人来说，不是作秀更不是折磨，而是享受，是充电。大多数人“跟风”去付费自习室，往往是因为自律能力不够强，需要“花钱买环境”。他们在家无法静下心来学习，就希望找到一个学习氛围比较浓的地方，倒逼自己沉下心来学习。当然，也有少数人坚持学习，完全出于自觉、自律。

关于环境与个人的关系，“出淤泥而不染”终究只是个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才是常态。“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总体而言，环境对个人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注重对正向环境的营造，潜移默化地达到以境育人的目的。一个自制力不是特别强的人，如果到了付费自习室，就能够静心学习，不是挺好吗？只要经济上能承受，又何须别人替他们喊“贵”喊“委屈”呢？

总之，让“付费自习室”来得更猛烈些吧，当“跟风”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成为一种常态的、正向的风气，何乐而不为？

（摘编自李蓬国《“打卡”付费自习室，“跟风”又何妨》

材料三：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国庆长假期间，不少城市的年轻人选择将付费自习室作为假日“打卡”地，北京、上海等地，甚至出现了国庆7天预约满座的情况。“买座自习”的模式并不为所有人接受，有网友觉得，每小时5元到20元不等的花销有些高昂；不过使用者却表示，他们愿意每天花费近百元“投资”学习，以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提升。对于不同的看法，当然可以搁置争议，但从付费自习室成“打卡”地映照出的现实问题来看，却也值得深思。

首先，说明“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型社会构建卓有成效，“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也越来越得到认同。以往，很多人心中都认为，学习只是学生时代的事情，其实不然，殊不知社会瞬息万变，知识随时都在更新，一旦放弃学习就可能与社会脱节。付费自习室的走红表明“要我学”正在向“我要学”转变。

其次，之所以要选择去付费自习室学习，说明正常的学习环境不够好。这里的好坏当然不是指硬件方面，相反，很多自习者在家中能拥有更舒适的学习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更好的学习效果。其实，很多人都有随时随地学习的想法，奈何诱惑实在太多，“手机不好玩吗”“电视不好看吗”，套用一句流行语，有时候想学习真是“太难了”。

去付费自习室固然是解决难题的途径之一，但如何面对干扰因素，找回对学习的专注态度，也越来越成为现代人必须要面对的课题了。没有主动屏蔽干扰的意识，即使身处付费自习室，手机照样也可玩得不亦乐乎。让处处都能变成“付费自习室”，那才是真本事。

最后，付费自习室的走红，也从侧面表明在自习室等学习场所的公共供给上，还存在短板与缺口。图书馆占座抢座的新闻未曾消失，下班后想继续充电的人只能望锁兴叹。如何在学习场所供给不足上破题，最大化利用好现有资源，既关乎民众的切身权益，更影响着“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型社会的构建，需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于“花钱找罪受”的付费自习室使用者们，我们当致以敬意，可如若能既不“花钱”也不“受罪”就能学习好，岂非两全其美？

（摘编自夏熊飞《付费自习室成“打卡”地   映照出哪些现实》

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等角度阐发，也可以放进文学世界理解。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端午节就是例子。端午又称“重午”，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为避邪气，用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所有的节日都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清明扫墓祭拜，是追念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也依赖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比如，说到春节，连小学生都会说出王安石的“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到清明，无人不会吟诵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说到中秋，大家立即念起苏轼的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

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明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瞽献曲”或者“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捉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给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级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或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展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歌，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展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坛最具魅力的诗人之一，受西方浪漫派和唯美派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在诗歌创作上，他极力追求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并达到相当的高度。作为他的重要代表作，《再别康桥》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徐志摩诗歌创作的审美精神，积淀了较为丰富的审美意蕴，极具审美价值。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的抒情名作。徐志摩早年游学英美，受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影响很深，初步形成了唯美主义的价值趋向；但后期回国后，国家的贫穷落后，社会的腐败黑暗，与他的理想相距甚远，现实的刺激，心理的失落乃致失衡使他的思想常处于失望、伤感、哀怨的状态，他的这一心灵轨迹，反映在诗歌创作里，就是大量的关于爱情和人生的玄想，他更多地把笔触伸向自然和人生，凭藉自然美景来阐释自己的主观情怀，寄托自己的理想，表达自己的忧郁烦闷，作为他后期思想的代表作品《再别康桥》自然地打上了这种种的烙印。但尽管如此，和其他一些作品如《落叶小唱》相比，《再别康桥》仍不失为一首自然健康、明朗清新、委婉含蓄、起伏有致、音律和谐、手法新颖、脍炙人口的好诗，极具审美价值。

茅盾先生曾经说徐志摩诗的全部思想内容就是“在梦的轻波里依徊”。《再别康桥》审美意蕴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其对于性灵的抒写和表现。徐志摩主张诗应表现作者的“性灵”，表现“筋骨里迸出来，血液里激出来，性灵里跳出来，生命里流出来的真纯的思想”。从整体上来看，这首诗是抒写离情别绪的，康桥是徐志摩心灵最重要的精神驿站。

水乳交融、美妙深邃的意境美是《再别康桥》审美内蕴的第二个重要方面。近代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说过：“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在这首诗中，徐志摩对意境的领悟和运用可谓炉火纯青，已臻化境。云彩、金柳、艳彩、青荇、水草、彩虹、幽梦、长篇、笙箫，这些丝毫不相关的景物，经诗人妙手穿联，犹如珠玉一般熠熠生辉。康河的美景和诗人的情思融为了一体。徐志摩以一种最为得体的诗歌话语熔炼出了一种最为优美的意境。

炉火纯青、行云流水的优美技巧是《再别康桥》审美内蕴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徐志摩是“新月诗派”的重要成员，他刻意追求并力图体现“新月诗派”的“三美”主张，即“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创立了一种温柔清新、明丽晓畅的诗风。对此，陈梦家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志摩的诗是温柔的，多情的，自由奔放的。”《再别康桥》比较全面地体现出了徐志摩诗歌的创作特点，体现出了形式美、音乐美和绘画美。全诗语言洗炼，清新优美，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极富流动感，修辞手法的精妙运用，使得全诗生动有致，客观景物人格化、主体化，无形之中增添了诗歌迷人的魅力。

摘编自张再良《<再别康桥>审美意蕴探析》，“改革与探索”）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要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权益,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完善立法。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我们要适应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和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宪法规定,树立平等保护、促进发展的立法理念,确立民营企业“法无禁止即可准入”的原则,重点围绕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投融资、公平竞争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加快推动修改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清理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健全充分听取民营企业意见的立法工作机制,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规范执法。完善涉及民营企业行政执法的权责清单,厘清职责边界,将政府部门行政权、执法权等公权力的设置与运行置于法治监督之下,提高行政执法工作法治化、规范化透明化水平。坚决反对和纠正以权谋私、吃拿卡要、乱收费等违纪违法行为,确保民营企业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正常经营不受干扰,切实解除企业家的后顾之忧。推进审批制度和“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的市场空间。全面推行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标准,坚决杜绝随意检查、多重检查、重复处罚等执法歧视行为。切实改进执法方式,增强服务意识,做到行为规范、程序规范公正司法。妥善处理民营企业涉纪涉法案件,既要查清问题,也要保障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加大民营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社会主体之间案件纠纷的审理力度,依法保护公平竞争。加快甄别、纠正侵害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错案冤案,将中央保护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的政策落到实处。

加强服务。创新和拓展公共法律服务,组织律师、公证、仲裁等法律服务行业和法律援助、法治宣传机构为民营企业服务。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民营企业矛盾纠纷排查,将处理涉及民营企业的矛盾纠纷作为重点,第一时间开展调处化解既定分止争,又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经营困难,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引导民营企业家讲正气、走正道,遵纪守法经营,合法合规竞争,做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的贡献者,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民营经济的认同度和支持率,树立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思维和价值导向

(选自陈娴灵《为民营经济营造良好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