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李白和杜甫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经历了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②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③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但问题在于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着地面对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④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余。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是绝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的。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选自余恕诚《唐诗风貌》，有删改）

毛泽东的诗词以其博大开阔的境界、恢宏的气势和乐观的革命精神享誉海内外，被人们广为传诵。

毛泽东的诗词中充满着豪气和霸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是何等豪迈的气魄啊!从这些诗词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介书生，而是一位策马扬鞭、驰骋疆场的英雄。

毛泽东一生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读毛泽东的诗词，就是读中国人民的革命史。他的诗词多以重大历史题材和形势为背景，有感而发，一气呵成。他的心中始终装着革命，即使看见山、河、雪、梅等自然界的景物，也能联想到革命，给景物以非凡的气势，以借景抒情。如《念奴娇·井冈山》《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水调歌头·游泳》等，没有一首是纯粹写景的。他的一喜一忧都与时代背景和国内外形势有关，喜时“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忧时“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他为善打硬仗、屡立战功的爱将彭德怀所写的“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直抒胸怀，毫不掩饰。

毛泽东的诗词很少言及个人感情。就连在得知爱妻杨开慧惨遭敌人杀害后，他也没有作诗悼念，只是满怀悲愤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直到1957年，他在给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杨开慧的好朋友李淑一女士回信时才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深情悼念杨开慧:“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可见并非英雄无情，他对妻子的思念几十年来从没有断过。可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更多的时候是投身于革命。他先后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牺牲，然而他顾不上太多的儿女私情，他的心中，装的是亿万百姓。

毛泽东的诗词更多的是战斗的武器，是鼓舞人民前进的号角。他的诗词体现出了蔑视一切困难，坚信革命必胜、人民必胜的乐观与豪迈之情。他不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时期，不论是面对新中国建立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情况，还是面对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和绞杀，从来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

毛泽东的诗词被广为传诵，深受人们喜爱。也许是毛泽东的诗词在字里行间体现的恢宏气势能够激起书写者的激情，很多书法爱好者抄写过他的诗词。他的诗词中的佳言妙句也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学、影视作品中。很多景点因他的诗词而名扬天下。他的诗词和他的思想一样熠熠生辉，光照后人。

材料一：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件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但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我们渴望诗意——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材料二:中华传统文化立足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始终关注社会和谐与人生幸福。这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商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致力于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构建。由此出发，便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爱万物”“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由人、社会至自然的层层理论展开，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切，无不体现着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向往与追求。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崇尚清静无为，主张返璞归真、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性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儒、佛、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可见，我们要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而且在传承中要有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之路。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材料三：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①大学的大要看它的精神是不是普遍主义的，看它的胸怀是不是兼容并包的，看它的眼光是不是能够放眼未来。大学的普遍主义立场与它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造福民族国家的功能并不矛盾。大学精神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但大学因其无用而有大用。比如，用狭隘的功利眼光看，想象力似乎是无用的，但是想象力是一切有用之物的灵魂。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说：“大学教育在为脑力教育的职业做准备时应起这样的作用：促进对构成职业基础的各种专业原则作富于想象力的思考，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在进入专业的学徒训练期时，他们已经锻炼了那种富于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即把具体事实与普遍原理相结合。”“一所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便什么也不是。”这种想象力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闲暇，需要摆脱杂念和功利心的束缚，想象力不是一件可以出售的商品，正因为这样，怀特海强调：不能用管理普通商业公司的条例和政策来管理大学，即使是大学中的商学院也是如此。想象力的敌人就是急功近利。所以我一再呼吁大学里的生活应该是一种优雅的，应该有很多人在那里发呆：发呆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在想一些永恒的根本的问题。这种状态类似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的做梦：他说他经常“坐着或者躺着，什么事也不做”“在我看来，谁若是每天不给自己一点做梦的机会，那颗引导他工作和生活的明星就会黯淡下来”。现在我们讲“中国梦”，如果每个中国人的梦就是发财梦、做官梦、明星梦，那么，每个中国人的梦加在一起的那个中国梦肯定不是美梦而是噩梦。

②哲学家罗素也反对工业时代的那种功利主义教育，他说：“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功利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将不会持久，功利主义的知识需要通过无私的研究来充实，这种研究的目的仅仅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一切伟大的进步起初都是纯理论的，只是后来才发现能够实际应用。即使有些辉煌的理论永无实用的可能，它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认识世界就是最大的用处。”

③罗素认为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并不是对一切知识都是正确的”，“因为托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楚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海妖究竟唱的什么歌，然而即使他确实搞清楚了，那也不能帮助他从一个地方长官提升为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学习研究，都应该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在罗素看来，现代大学精神的危机就是实用主义，“无论在哪里，知识渐渐不被人们看做是自身有益的东西，或是开拓人生的一种博大仁慈胸怀的工具，而是被看做只是工艺技巧的一个要素而已。

④关于人文通识教育的无用之用，爱因斯坦认为，一个大学不大可能因为社会生活的五花八门的要求而忙于搞各种专业训练，也不应该跟着这种需求亦步亦趋地追时髦。爱因斯坦说：“如果青年通过体操和走路训练了他的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那么，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思想的训练也是一样的道理“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即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该把获得职业知识放在首位。”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说出这样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摘编自陶东风《什么是大学精神》）

随着信息科学快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逐渐普及，融媒体、互联网+等新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发生深刻变化，当前文艺创作生产也相应呈现许多新趋势和新特点。如何把握互联网时代文化艺术变革规律，与时俱进地调整文艺创作生产方式，建设健康繁荣的文化生态，多层次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是新媒介语境下文化艺术行业应当着力解答的重要课题。

新媒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当前的新媒介主要指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网络应用，如微博、微信、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介往往是对旧媒介兼容与完善的产物，如电报之于书信、收音机之于留声机、电视之于电影，当一媒介的全部或部分功能被其他媒介兼容时，新旧之别就显现出来。当然，旧媒介未必都会因此销声匿迹，例如电影大银幕、仿真声场和集体观影等特性为电视所不及，电影和电视至今仍然共存。

历史地看，艺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总是如影随形。造纸术的问世、印刷术的发明、照相机的使用、电影电视的兴起，每次新技术推动下的媒介革新，都有助于文艺生产力的解放。当前，网络新媒介不仅催生出众多新的文艺形式，同时也在大幅提升文艺创新能力。在突破传播屏障、开拓创作视野的同时，新媒介还以促进艺术与技术深度交融、促进美学与科学交互增益的方式，深刻影响文艺生产理论与实践。

首先，新媒介超越时空的高效便利特性，使文艺创作门槛大幅度降低，极大解放文艺生产力。网络作家、网签歌手、数字画师等“网生艺术家”大批涌现，新媒介文艺社群数量之巨、崛起之快，史无前例。新媒介对文艺生产潜能的全面释放，使人类文艺版图为之一变。

其次，新媒介技术更新换代迅速，有力推动艺术重塑，对文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思维模式和审美习惯产生深入而持久的影响。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等领域大显身手，一次次为文艺审美创新带来惊喜。“媒介即艺术”的理念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可，文艺创造借助新媒介成为博采众长的跨领域综合行为。

再次，新媒介为文艺生产与消费打造出人机共舞的新平台，在提升文艺消费品质、丰富品类以及改善接受体验等方面收获丰厚。以阅读为例，各类阅读软件“改城略地”，妙趣横生的数字出版声像谐和，网络阅读人机交互特性和自动检索功能，赋予用户接受和使用信息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一系列文字声像平台使阅读无远弗届，妙趣横生。

新媒介不仅改变文艺创作生产方式，也在改变文艺存在的基础。新媒介提供新的创作工具和手段、新的作品储存载体与流布通道。对受众来说，新媒介成为接受文艺的重要渠道。可以说，新媒介既是文艺生存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也是文艺实现社会价值的主要依托。

（摘编自陈定家《新媒介赋能文艺创作生产》）

【推荐2】材料一：

在红色文化问题上，有两种不自信：一种是误以为文化自信只能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际上排除了红色文化，也就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红色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另一种是一谈起红色文化就有些不自信，以为红色文化是革命时期诞生的文化，现在我们成为执政党了，要告别革命了。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按照这两种观点，文化自信根本建立不起来。

既然中华历史文化发展，经过中国近代革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两大历史时期，始终没有中断，而且还获得了时代化、大众化的新生，既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弘扬、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获得了当代的新生，那么我们当今所说的文化自信，自然是贯通古今，而绝非专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也就是说，要做到文化自信，既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历史形态的自信，也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当代形态的自信，更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未来发展以及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贡献的自信。唯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才能健康地、持久地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摘编自李捷《红色文化与文化自信》）

材料二：

遵义师范学院坐落在贵州省遵义市一隅，凤凰山麓，湘江河畔。百年的建校历史成就了学校丰厚的人文积淀，而其中影响学校至今的，便是红军长征过黔北时留下的深深的红色革命烙印。“红色文化是我们学校发展的力量源泉。”该校党委书记王大忠坚定的话语中流露出一份自豪，这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发挥无数高校所没有的人文资源——红色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记者了解到，遵义师范学院一直本着“留得住、下得去、用得上”的育人准则，同时强调“坚持传承红色文化”。而这样的育人标准，似乎也正是继承了长征精神里舍小为大的精神。遵义本地保留至今的红色文化影响的不仅仅是学生个体，甚至还对引领学校发展有着重大意义。而打好教育这一胜仗，正需要学生个体和学校组织的共同努力。“红色”之于教育的影响可见一斑。

（摘编自徐逍君《红色文化能给传统教育带来什么？》）

材料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分别指向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创建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无数革命先驱上下求索、披肝沥胆，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这一伟大宏远的人生理想始终是“红色经典”传唱不衰的价值主调。革命志士之所以怀着执着的信念前赴后继地顽强奋斗，就是为了铲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结束人压迫人的历史，追求社会的正义公平，这一美好的社会愿景是“红色经典”全程展开的价值脉络。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革命英雄克制了一己之私情别绪，投身于民族独立解放的大业，以国为家，以苦为乐，躬行不辍，严于律己，目的就是消除差别，与民同乐。这一朴素的人格与操守是“红色经典”浓墨重彩的价值主体。因此，“红色经典”并非一般的历史叙事文本，而是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记忆。“红色经典”的价值元素也不单纯具有文学的审美意义，更具有刻画民族表情、塑造民族人格、展现民族精神图景的文化意义。

（摘编自惠雁冰、胡俊生《“红色经典”传承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

材料四：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它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其根本点在于红色。中国人对红色有着与生俱来的情结，它流动在民族的血脉里，遗传在民族的基因中。华夏民族的祖先炎帝又称赤帝，是中国的太阳神、火神；而黄帝的“黄”与“皇”字通假，在甲骨文中，“皇”字上面是光芒四射的太阳，下面是“王”字，因此，黄帝氏族也是崇拜太阳神、火神的族群。

红色代表着勤劳、勇敢、创造，代表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也代表着希望和胜利，是中国人民价值追求和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红色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借鉴和运用。正是因为有了红色文化的引领，中华民族才逐步从鸦片战争后备受欺凌、迷茫委顿的状态中挣脱出来，逐步实现了由落后衰败到繁荣富强的伟大转折。红色文化彰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真理性，是中国人民信仰、作风、道德、精神等的综合体现，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

革命先烈、英模人物是红色文化的人格化身，是红色基因的鲜活体现，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催人奋进的力量。要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就要广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文化宣传，充分利用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革命先烈的故事，深挖各类红色教育资源，丰富红色教育内容，不断为红色文化教育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让年轻一代了解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功绩，了解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引导他们理解红色文化的意义和精髓，使他们坚定振兴中华的理想信念，继承革命意志，在新征程上始终保持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力争上游的精神状态。

一个民族在其发生质的飞跃的关键时期，一定会受到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要想不被敌对势力摧垮，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丧失自己民族的共同信仰。丧失了信仰，就没有了凝聚力，就成了一盘散沙，这是我们在新时代斗争中可能遇到的最大政治和文化风险。因而，我们一定要将红色文化的种子不断根植于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中，使其成为一代代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重要动力，成为我们伟大事业永葆青春的健康基因。

（摘编自唐宏《用红色文化培养斗争精神》等）

①阙就是宫殿外门两旁高出的建筑物。《周礼》中的“象魏”，《春秋》中的“两观”，《左传》中的“观台”，都是阙。古代王宫有五门，最外面为皋门，雉门为第二道门，阙在雉门之外。郑玄注《周礼》说：“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汉代北阙的政治意义，应溯源于此。

②汉刚建立时，各地割据势力还没有剪除，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时，依据厌胜这种辟邪祈吉的方术压制凶顽，只建立了东阙和北阙。西汉时北阙的政治意义越来越被看重，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汉昭帝时这里曾发生过冒充卫太子的事件，曾引起很大轰动；汉哀帝死后，董贤曾在此免冠徒跣诣阙谢罪，太后诏书也在阙下宣读给董贤等。

③萧何这样建阙，还和政治史观有关。《史记》记载，秦的上帝祠中独缺黑帝，而传说中有五帝。刘邦认为自己就是黑帝，建立了黑帝祠，并沿用秦的水德之制。水德之制，是战国时的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的重要内容。“五德终始说”被历代新王朝建立者信奉，来阐释其政权的合法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据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刘邦则沿用秦的水德之制，水在五行中代表北方，东方为木，水生木。而南方是火，西方为金，火和金与水和木是相克的关系，这也是萧何只建北阙和东阙的原因所在。

④汉武帝在太初改制时，改汉水德尚黑为土德尚黄。到了西汉中后期，士人利用汉高祖为赤帝子，当为火德之说，极力鼓吹五行相生说。东汉时以洛阳为都城，营建宫阙时，除继承西汉初期的建筑理念，建立了北阙和东阙外，也在南宫修建了南阙，这和其政治史观密切相关。或许受此影响，南阙在政治活动中越来越重要。西汉时管理北阙的公车司马令，到东汉时成为专门管理南阙的官员，公车司马令的职责在西汉时都是北阙的政治功能。在政治地位上，东汉时南阙渐渐超过了北阙。

⑤阙作为一个政治符号，闪现着耀眼的光芒。汉代很多名臣都有诣阙上书的经历。汉武帝时，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东汉时，冀州刺史朱穆因得罪宦官势力被治罪，“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汉桓帝最终不得不赦免朱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正义，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在阙前表现出的“锵锵”风骨，并不输“巍巍”帝阙。

（摘编自宋艳萍《汉阙与汉代政治史观》）

黄河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深远。一方面，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文化；另一方面，从中国文明诞生伊始到唐宋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中心和重心。可以从文明诞生到文化基因和性格的养成，再到“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三个方面来看待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历史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一个主流范式是：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以聚落形态的演进标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国文明起源路径可以概括为“聚落形态的三个演进”，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万邦”形态。中国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其多元性可概括为两大河流域——黄河与长江。就黄河流域而言，在其上中下游都发现了作为上述三个阶段三种形态聚落的考古遗址，为我们展现出一部文明起源的真实画卷，显现出早期黄河文明的物化形态。

始自夏王朝的中原正统观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观念。它历经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在对夏商王都的历史地理考据中，夏朝和商朝的都城都有迁都情况，但其王都均在黄河中游地区。《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的，由于夏商周的王都均建在中原地区，所以中原正统观经夏商西周代代相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密不可分。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先后经历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西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机制下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观念，是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标识。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基因性要素之一，而建都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和汉唐王朝，是为其奠基的两个重要阶段。

费孝通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来进入“自觉”阶段。民族类型与国家形态结构有对应关系。中国从秦汉开始，国家形态结构变为“中央一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与从秦汉开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中央一元化统辖的郡县制结构。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的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并使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圆心。由此，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因其国都的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所在地。在这个意义上，黄河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摘编自王震中《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历史意义》）

文起八代之衰

清　石

如果可以穿越回大唐，在那盛世之初，我们可以见到最流行的文章是这样的：

“……前朱雀，后玄武。左苍龙，右白虎。环卫匝，羽林周。雷鼓八面，龙旗九游，星戈耀日，霜戟含秋。三公以位， 百寮乃入，鸣佩锵锵，高冠岌岌。规矩中，威容翕，无族谈，无错立。若乃山中禅定，树下经行。菩萨之权现，如来之化生。莫不汪洋在列，欢喜充庭。天人俨而同会，龙象寂而无声。”

这是“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盂兰盆赋》中的一段，文中描述了武则天于如意元年(692)将盂兰盆分送佛寺的情形。“三公”以下，百官静默并立，武后临御，举行盛大法会。当时骈文盛行，多数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杨炯文风号称“骨气”“刚健”，这篇文章已是被赞为“词章瑰丽，由于贯穿典籍，不止涉猎浮华”(《四库全书总目》)的佳品，当时给皇帝上奏疏便是用这样的文体。

而过了几十年之后，最为人传诵的文章变成了这样：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这就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中早已熟悉的唐宋八大家散文。

这一次文体的改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东汉以来的浮华文风为之一变。这次文体改革的口号是“文以载道”，倡导上继三代两汉的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的散文，而与六朝以来流行的“今文”，即骈文相对立。改革的发起者是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又为欧阳修等宋代散文大家所继承。虽然朝代相隔，他们文章的精神却是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散文的高峰。

这次改革，称为“古文运动”。它起因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赋税繁重、外族入侵等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当时政治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此时的文人也不得不思考自身的处境，寻求改革的处方。晓音先生曾在《从诗人之诗到学者之诗——论韩诗之变的社会原因和历史之变》一文中指出，这一时期科举也成为寒士的主要出路，但由于凭门荫勋力而进者猛增，科举取人数量很小，少部分很快升入朝列，而大多数寒士仍被排挤下来，毕生潦倒困苦，满腹牢骚不平。韩愈的一位朋友，著名诗人孟郊，参加科举考试多年，即使在46岁那一年进士登第，仍然一生穷困潦倒，最终悲惨地死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敢说真话，敢于流露出真性情，发出“穷苦愁思之声”，这是古文成于韩柳的关键。

晓音先生认为韩愈对古文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高了散文的文学价值，使散文在说理记事之中还表现出他自己倔强刚直的个性和愤世嫉俗的激情。《进学解》与《送穷文》,反话正说，是韩愈“以驳杂不经的游戏之笔,抒发其半世坎坷不遇的牢骚，文外之旨深厚蕴藉，最能见韩愈的性情面目”。体现了韩愈在幽默自嘲之外，明道守志的傲骨。

“文起八代之衰”，这句话是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对韩愈的赞誉，赞扬他发起古文运动，重振文风的历史勋绩。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定律告诉我们，物质与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转换，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从有秩序到无秩序。热力学第二定律实质上就是说宇宙万物从一定的价值与结构开始，不可挽回地朝着混乱与荒废发展。熵就是对宇宙某一子系统中由有效能量转化而来的无效能量的衡量。根据熵定律，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宇宙或任何地方建立起任何秩序，都必须以周围环境的更大混乱为代价。

熵定律的最重要之处莫过于它对时间的定义。经典物理学的时间是可以沿着两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方向行进的，运动物体的每一个变化，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被逆转的，完全可以有正的时间和负的时间。然而一旦我们把一段拍摄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泻而下的片子倒过来放，那时一切都会显得荒唐可笑了。这么一来，水就会从底下向瀑布顶上流去。虽然牛顿建立在数学上的模式告诉我们，理论上水是可以从底下向瀑布顶上流去的，然而我们知道这不可能发生。

时间流逝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前。时间体现了能量从集中状态到耗散状态，从有序状态到混乱状态的变化。如果熵的过程是可以逆转的，那么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可以挽回。用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男爵的话来说就是：“泥浆会重新聚成砾石，而砾石则又会再度回到它们原先崩塌的山峰上去。”

时间永远向前运动，因为能量本身永远从有效状态转化为无效状态。每当发生任何事情，世界上的能量就有一次耗散，熵的总值就有一次增加。牛顿力学世界模式忽视了熵定律所反映出来的现实，从而制造了一个假象，似乎时间是世界上的一个独立过程，能脱离自然的运行而独立存在。由于采用了这样一种把人与自然彻底隔绝开来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人们的意识就与时间、生命和熵的过程脱节了。随着宇宙中可用能量的消耗，发生的事件日益减少，这就意味着剩下的“真正”时间越来越少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增加能量的消费，我们不但不能节省时间，而且会更快地失去时间。我们无法逆转时间或熵的过程，那是早已定了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对自身生活与行为方式的选择，决定世界上有效能量的耗散速度。

（节选自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有删改）

材料二：

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长期以来，西方科学被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统治着，按照这种观点，世界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自动机。确实有不少现象在我们看来是决定论的和可逆的，比如无摩擦的摆的运动，或地球围绕太阳的运动，在这种可逆运动中，无所谓时间的优势方向。但是，也有许多不可逆的过程，它们涉及时间的方向性。假如你把两种液体（例如水和酒精）掺在一起，从我们的经验可知，这两种液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混合起来。我们却从未见过这个过程的逆过程，即这种混合物能自发地分离成纯水和纯酒精。因而，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过程。

显然，除了决定论的过程之外，肯定还存在一个概率的因素，包含在某些基本过程中，例如在生物的进化或人类文化的演变中，即使是对决定论坚信不疑的科学家大概也不敢说，在宇宙大爆炸之日，本书的出版日期就已镌刻在自然的定律之中了。按照经典看法，自然的基本过程被认为是决定论的和可逆的，包含随机性或不可逆性的过程被看作仅是一些例外情形。今天我们在所有的地方都看到了不可逆过程的作用。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觉察到这样的事实，即在所有的层次上，从基本粒子到宇宙学，随机性和不可逆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科学正在重新发现时间。我们还有两个至今尚未得到答案的基本问题。一个问题是无序与有序的关系。著名的熵增加定律把世界描绘成从有序到无序的演变。然而生物或社会的进化向我们表明的却是从简单中出现的复杂性。这怎么可能呢？结构怎能从无序中得出呢？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现在我们知道，非平衡（即物质和能量的流）可能成为有序的源泉。

但还有第二个问题，甚至是更为基本的问题：经典物理学或量子物理学把世界描绘成是可逆的、静态的。在这种描述中，没有什么进化可言，既没有向有序的进化，也没有向无序的进化，动力学能给出的“信息”不随时间而改变。

我们希望对动力学和热力学的统一工作将清楚地给出对机械论世界观而言是崭新的熵概念。时间与现实是紧密关联的，对于人类来说，现实是嵌在时间流之中的。

（节选自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有删改）

材料三：

直到20世纪初，人们还相信绝对时间。也就是说，每一事件都可由称为“时间”的一个数以唯一的方式来标记，所有好的钟在测量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上都是一致的。而在相对论中，人们必须抛弃存在唯一的绝对时间的观念，代之以每个观察者携带的钟所记录的他自己的时间测量——不同观察者携带的钟不必要读数一样。这样，对于进行测量的观察者而言，时间变成一个更为个人的概念。

当人们试图统一引力和量子力学时，必须引入“虚”时间的概念。“虚”时间是不能和空间方向区分的。如果一个人能往北走，他就能转过头并朝南走；同样的，如果一个人能在虚时间里向前走，他应该能够转过来并往后走。这表明在“虚”时间里，往前和往后之间不可能有重要的差别。另一方面，当人们考察“实”时间时，正如众所周知的，在前进和后退方向上存在有巨大的差别。这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差别从何而来？为何我们只能记住过去而不是将来？

科学定律并不区别过去和将来。更精确地讲，科学定律在称作C、P和T的联合作用下不变。C是指用反粒子替代粒子；Р的意思是取镜像，这样左和右就互相交换了；而T是指颠倒所有粒子的运动方向，也就是使运动倒退回去。在所有正常情形下，制约物体行为的科学定律在CP联合对称下独自不变。换言之，对于其他行星上的居民，若他们是我们的镜像并且由反物质而不是物质构成，则生活会刚好和我们一样。然而在日常生活的“实”时间中，前进和后退的方向之间还是有大的差异。想象一个水杯从桌子上滑落到地板上被打碎，如果将其录像，你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出它是向前还是向后退。为何我们从未看到碎杯子集合起来，离开地面跳回到桌子上，通常的解释是这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表述的在任何闭合系统中无序度或熵总是随时间而增加。桌面上的一个完整的杯子是一个高度有序的状态，而地板上破碎的杯子是一个无序的状态。

无序度或熵随着时间增加是一个所谓的时间箭头的例子。时间箭头将过去和将来区别开来，使时间有了方向。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时间箭头：首先，是热力学时间箭头，即在这个时间方向上无序度或熵增加；然后，是心理学时间箭头，这就是我们感觉时间流逝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可以记忆过去而不是未来；最后，是宇宙学时间箭头，在这个方向上宇宙在膨胀，而不是收缩。

（节选自霍金《时间简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