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代对《水浒传》的研究，对其思想认识的主要观点是农民起义、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忠奸斗争等，其中农民起义和市井写作的观点是《水浒传》认识的主流。考察北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到，除此之外，《水浒传》还表达了新的思想，其核心是夺回被剥夺的人权，要求平等。

《水浒传》从鲁达开始，将对自己的生存价值、尊严的肯定扩展成为对别人不幸命运的普遍同情，在其后出场的众多梁山好汉身上，摆脱个人不幸命运的渴望逐步发展为争取幸福生活的斗争，对弱者贱者一视如我的同情凝聚为对社会正义的向往。

对黑暗现象的揭露在《水浒传》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大量游离出土地和宗法关系的人员，朝廷靠扩军来解决一部分，以至于社会上充斥泼皮和军汉，这些人在书中得以充分反映出来。全书开头即写洪太尉误走妖魔，欺上瞒下，透露着北宋的腐败;特别是只因踢得一脚好球，谜昏君抬举做了殿帅府太尉职事的高俅的出现，将北宋朝廷的昏聩推向高潮。本是浮浪破落户子弟，却加官进爵，自私贪婪，进而公报私仇。迫害王进，致使王进母子夜奔，而后林冲夫妇死别、杨志怀才流落……这样的开头。正如金圣叹所评:“是为揭看掣乱为上作”。这样一个徇私枉法、欺上瞒下的北宋朝廷，怎能不激起英雄的反抗行动。

此外，《水浒传》中对108好汉排定的座次，制定了严格的制度法规，并颁布号令:“各各管理，悉宜遵守，毋得违忤，有伤意气。如有故违不尊者，定依军法治之，决不轻恕。”梁山的重新社会化过程首先是对个体成员的同化，书中对一些发生在好汉身上的不良行为一开始就表示了否定，如鲁智深痛打小霸王周通，晁盖骂时迁偷鸡等等，梁山好汉不论以前从事何种犯罪职业，上山后都能以大义为重，遵守纪律，抛弃劣习。同时是行为和目标的自我提高，从劫掠客商到任从客商经过，专一劫富济贫，惩治贪官;从满足于喝酒吃肉，小打小闹到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公然“要与大宋皇帝作个对头” ，梁山逐步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和行为准则——指向契约社会及其道德。

“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呼保义”，这是宋江的称号。他主张兼收并蓄各式各样的人才，如：引用史进、林冲等，使其各尽所能地发挥着作用，使梁山成为众多英雄好汉心目中的自由乐土。因此，有一个品格高尚、清正廉明忠义两全的头领对全局的发展是有利的。

在肯定《水浒传》反映新思想的同时，对于其中混杂的各种不良思想应给予足够的注意。对《水浒传》中思想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水浒传》，四大名著都能由此找到思想来源，是古代局部商品经济条件产生的思潮的不同反映，对于四大名著都有必要作如是观，这样对于四大名著，乃至明代文学尤其是中晚期文学的思想研究有着重大意义。

(摘编自乔瑞芳《<水浒传>中的文化内涵探究》)

中华文明缘何生命力如此旺盛？主要原因在于中华文化文明的核心精神之一：“礼”。中华文明实际是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理范围内展开并结成的一个巨大丛体，而凝聚这一丛体的正是“礼”。

“礼”推动中国最终成为文明之邦。云南元谋县、陕西蓝田县等地的猿人化石可证明从那时起有了中华民族的先祖。文明的孕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7000多处文化遗址，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华文明诞生了。从物质层面表现而言，一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之上；二是出现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在这些城市，特别是中心性城市出现大型建筑。从精神层面表现而言，“礼”贯穿始终。有学者认为，从红山时代的大巫师到上古时代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实际上都是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的大巫。伴随着神权走向王权，巫的祭祀演变为王的仪礼，祭祀礼仪演化出政治典章，原始歌舞演化出文学艺术。中华文明由此依靠由“礼”衍化出的一整套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传承至今，并不断走向实用理性，成就今天的礼仪之邦。

中华文明在早期生成的过程中，形成于黄河上中下游的三个文化区、形成于长江中下游的两个文化区和燕辽文化区等的接触中，“礼”被延伸，从部落到国家，从家族到民族，因而铸就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基因。基因生成后，中华文明至少经历了三次基因大调节，有效发挥了阻遏作用、激活作用。第一次是秦灭六国之后，由百家争鸣走向文化大一统，自汉武帝起，奠定了实用主义倾向的儒家思想统治模式。第二次是自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与中国儒家、道家融合，至隋唐，儒释道文化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第三次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入，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形成了方克立总结的“马魂、中体、西用”的综合创新。

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是从多元到一体，既有中华大地不同文明之间的兼收并蓄，也有对外界文明的兼收并蓄。的确如此，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来源于中华大地较为广阔的根基，先祖在这里狩猎、放牧，原始农耕的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来源于在多元文化接触中，相互竞争，相互依存，自觉创新；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来源于大量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辐射性影响；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来源于“礼”的基因，一脉相承，延绵不辍。

（摘编自张恒军《“礼”：中华文化文明的生命密码》）

在这个书法艺术大繁荣、书法教育渐火热的时代，书法教育的层次提升当是题中之义，专业教师的扩容也当是时势所趋，都是值得欣喜的好事，本应无所非议如果“导师”确实是在有责任地“导”，切实传导了中国艺术精神，承担了立德育人大任，的确值得欢欣鼓舞问题是，有些所谓“导师”似乎未能让书法教育取得高质量提升，书法“专业化”对推促书法创新的贡献堪忧。

目前，书法领域“尚技”之风依然盛行，这是书法发展中的非正常现象，其产生与伪导师顺应“展厅时代”之势指导学生密切相关。在书法教育领域，一些院校的书法专业把培养书法家当成主要任务，想成名成家就要“入展”“入会”，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学子如果不具备足够的文化修养，极易从专业修炼之路误入一味追求技术和效果的歧途社会上一些业余书法培训机构，为提升知名度和吸引力，更是把“入展”“入会”作为唯一目标，对“尚技”之风推波助澜，成为培养“书法技术工人”的“流水线”作坊还有一些针对青少年开展的书法教育，唯“高端”是瞻，贻害更甚这种以尚技、炫技为荣、为本的现象，背离了书法的艺术之道、审美之道、人文之道，与中国书法优秀文化传统相悖。

当下，书法界存在的另一个问题也与伪导师相关，即盲目追逐市场和价值市场经济时代，书法家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无可厚非，体现了时代进步。但是，当某些书法家的书法行为渐成逐利行为，将书坛视为名利场，便需要警惕了。这种现象的形成，与伪导师不无关联有些伪导师以炫耀润格为尊，以靠书法获利为荣弟子们则上行下效，一些年轻书家、初有成绩的学子，迫不及待地构想、铺设谋取利益的捷径，早早制定、公布自己的作品价位，并借助网络等平台兜售作品。伪导师们通过“导师班”“高研班”等培训课程谋利之手法，也为年轻人所追捧这种逐利氛围对书法艺术健康的肌体从上至下的侵蚀作用，不能不令人忧虑!

韩愈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书法导师应传授的“书法之道”，其核心又在何处呢?“书有工拙，，币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学书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从先贤之语中可知，深入中国书法核心传统，用心体悟中国书法的艺术之道、审美之道、文化之道，导师们才能更真切、准确地领悟自身在书法传播、教育中的责任和担当。

(摘编自郑荣明《导应有道》)

庄子的人生哲学起于游世的人生态度，行于自由的人生价值，最终化于审美与创造的人生境界。换言之，庄子哲学的终极归宿乃是一种基于审美观照的创造境界。因此，有人称庄子为古今第一艺术哲学家，他对中国后世美学思想和艺术创造的深远影响无人能及。国学大师徐复观在其代表作《中国艺术精神》中鲜明地指出:“他们（指庄子的修养功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上。”

的确，庄子将审美之境寓于自由游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游”本身是一种审美过程，过程就是一切，目的是无须预设与达到的。“游”是人之心灵的自由状态，无拘无束，一种无偏执于“心”的自由。此“心”乃功利之心、认知之心、敬畏之心。破斥功利、认知与敬畏之“心”，便是审美。正如西方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名言:“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快乐。”审美的本质在于精神自由，它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做无穷无尽的想象,审美心理活动当然也有它的目的性与规律性，但它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无规律的合规律。

庄子认为审美的极致乃是一种观照，但这种“无为”与“不作”背后却蕴含了创造的基因。他在《外篇•知北游》中写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他认为天地的无言之美才是美的极致，这与老子的“道法自然”是一脉相承的，圣哲之人探究天地之美并通晓万物生长之理，对世间万物采取一种观照的态度，这是对老子“自然无为”思想的深化。与早期人类对自然或恐惧或崇拜的心理判然有别，庄子以审美关系观照自然，深刻洞察到了人与自然的一种新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内篇•应帝王》“浑沌凿窍”的著名故事中更深刻地加以体味。

庄子以“浑沌”隐喻自然原本的规则与秩序，在“倏”与“忽”凿通“七窍”的干涉之下，失去本原而死。庄子认为,天地间的大美是在人为地进行审美判断之前所“存在”的那一种美，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无美之美”，亦即“混沌”之美。值得一提的，庄子所开启的混沌之门直通两千多年后当今科学前沿——混沌学。在这则寓言中，南与北可以视为事物对立的两极，倏和忽都是形容事物运动非常快的形容词，“中间地域”好比处在一张纸正反两面之间的中间面。“混沌”既是一个形容词,也是一种状态，用于描述那个“中间地域”的不确定性和客观存在，这相当于数学中的极限概念。庄子以这个精妙的故事，无意间直指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把非线性现象摆在了线性思维的面前，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正是与此有关。

若论审美与创造，庄子哲学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艺术领域。他认为美的创造过程就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过程，他在《外篇•田子方》中写道：“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槃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在庄子看来，画家“解衣盘礴”,坦然自若，不为世俗陋习所拘囿，以奋振、自然和率真的态度进入艺术创作的自由境界，这样才能艺与道相通，画出符合大美要求的作品，这一思想对于中国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摘编自吴靖《庄子哲学的三重境界》）

儒学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渗透在唐诗的创作宗旨和思想内涵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绵长的影响。通过对儒学的吸收、转化、融和，唐诗逐渐开拓着自身新的发展道路，尤其在应制、宦游、乐府、咏史等多种诗歌类型中，形成了文质浑融的诗性表达。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学肩负起“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功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理念早已融入到诗歌之中，尤其对唐代应制诗创作，具有一种箴规引领的作用。应制诗起于汉魏而盛行于唐，满足了彰显皇家气象与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及“文质彬彬”的美政要求。尽管应制诗只是一种围绕皇权展开的诗歌样式，但在诗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开启了唐诗注重“风雅兴寄”的先河。

如果说在应制诗中宣扬儒学满足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诉求，那么，像“初唐四杰”这样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诗”，则反映了唐诗在发展过程中对儒家理念广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四杰”在诗歌理论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学主张，有力纠正了齐梁文学思想贫弱的弊病，成为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先导实践。儒学的渗透对四杰诗体、诗风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或辽远壮阔、或秀丽明澈的山水之中渗透进自己的入世态度。以“四杰”为代表的宦游诗人，多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儒学的济世情怀、功业思想等联系起来，尽管有些诗作在艺术表达上还比较生硬，但为气象浑融的盛唐之音积蓄了经验，传达出了大唐独有的精神风尚。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面对战争留下的破败局面，中唐士人将儒学视为疗救之方，将儒学与诗文的载道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白居易、元稹等发扬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创作方式，大力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新乐府创作，写下了《秦中吟》《新乐府》等辞质、言直、事核、体顺的作品，希冀以此“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唐代士人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奉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将自己的治世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儒者的姿态写入唐诗；而“合时”“合事”的新乐府创作，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真挚、强烈、沉重、深刻的情感，从创作的角度实现了理念、心性与情感的完美统一。

在中晚唐的诗作中，咏史怀古的数量越来越多，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诗作之中，在治乱兴亡的议论和咏叹中凝练出个人的创作风格。对唐诗而言，儒学不仅是充盈于字句之间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诗人探究古今、感怀兴亡之际，还提供给人们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学是诗歌重要的思想背景与文化语境，不同的诗人在对儒学的坚守与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唐代的诗坛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广袤丰富的局面。

（摘编自王聪《儒学在唐诗中的精神转化与呈现》）

材料一：

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已被公认，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两者各具优势。但长期以来，医疗领域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遇到困境。

一是中医人员数量增长与中医机构发展缓慢，中医力量薄弱。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到2002年还是27万余人，53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分别为8.7万和157万人，增长17倍；中西医医生比例由3.2：1变为1：5.8。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

二是中医教育日益衰退。语言上，古汉语训练缺乏，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籍；课程安排上，中医理论培训严重不足，甚至《黄帝内经》等经典也不研读；技能培养上，中医望、闻、问、切等训练不多。

三是民间中医的发展临困境。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水平高、收费低、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知识，民间医生大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行医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非法。

四是中医医院存在西医化倾向。目前全国有2800多家中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靠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靠它收费，医院无法养活，医生只有受穷。

（摘编自陈永杰《中医药发展面临的严重困境》）

材料二：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关系到中医药的前途和命运。

传承精华，就是要让中医药发展源远流长。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离开传承谈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医药的精华，沉淀在汗牛充栋的中医古籍中，流传在历代中医大家的临床实践中，散落在疗效显著的民间奇方中，这是中医药学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命脉。传承不足，让多种中医技艺面临失传，让中医医道艰难延续。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必须培养大批中医“专才”，这样才能使“国宝”代代相传。院校教育是中医药人才的主阵地。当前，院校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医教育西化、中医思维薄弱、中医技能缺失等问题。师带徒，出名医，中医独具特色的技艺需要活态传承。中医临床功夫、中药炮制工艺，主要靠师徒一代一代口传心授。师承教育能为“草根”中医打开一扇门，让岐黄之术薪火相传。我们应将以“个性化”为特征的师承教育与以“标准化”为特征的院校教育相结合，将传统教育的精粹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之中，构建适应新时代的中医教育体系，为中医药发展打下最坚实的人才之基。

守正创新，就是要让中医药发展清流激荡。只传承，不创新，捧着金饭碗也只会越吃越穷。让中医药老树发新芽，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从《黄帝内经》奠定中医理论体系，到明清时期瘟病学的产生，再到现代青蒿素的诞生……创新，始终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中医药需要源源不断地注入创新的“源头活水”，在更多领域取得新突破。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中医药研究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多学科、跨行业合作为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带来广阔空间。我们不能因为创新而忘记“守正”，也不能因为“守正”而不去创新，必须把“守正”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

没有传承，创新就失去根基；没有创新，传承就失去未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必将让中医药获得无限生机，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新动力！

（摘编自白剑锋《守正创新，为中医药注入源头活水》）

材料三：

近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曾在武汉一线指导和参与救治的专家回顾总结了用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经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仝小林院士说，武汉疫情出现社区传播之后，我们将中医药治疗和干预纳入“四早”内容，第一时间为集中隔离点的发热、疑似、已确诊轻型和普通型患者以及一些密切接触者发放药物，发放通治方“寒湿疫方”的药72.3万服，覆盖5万多人，使很多病人在早期就得到控制，不向重症发展。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带队接管的江夏方舱医院，通过以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综合治疗，564名患者均没有转为重症。

“集中隔离，普遍服中药，阻止了疫情的蔓延，是我们取胜的基础。”张伯礼说，在向其他方舱医院推广经验后，1万多名患者普遍使用中药，各个方舱医院的转重率基本在2%至5%左右。

不少专家表示，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够减缓、阻止重症向危重症转化，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就我们在武汉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救治经验来说，一般的病人都有发热、咳嗽、气喘、乏力的症状，还有氧饱和度降低的表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党委书记叶永安介绍，采取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后，这些病人症状都有明显好转，发热、乏力、咳喘缓解率都在90%以上，说明综合救治能够有效阻止重症向危重症转化。

治愈出院的患者中，有一部分虽然核酸检测已呈阴性，但身体还未完全康复，需要持续的医学干预和心理康复。在这方面，中医药有着丰富的经验积累和干预的技术手段。

有时乏力、咳嗽或精神不太好，肺部炎症没有完全吸收，免疫功能没有完全修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办法，做一些呼吸锻炼，同时配合中医药针灸、按摩等综合疗法，可以改善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对脏器损伤的保护、对免疫功能的修复都有积极作用。”张伯礼说。

目前，仝小林院士团队正在针对恢复期康复的中医药干预开展研究，部分研究成果已经在临床中得到推广和使用。   

（摘编自新华社《中医药为新冠肺炎防治作出重要贡献》）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里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刺客，这几个人都是因为刺杀而青史留名，但都不是专职的刺客。其中前三人生活在春秋时期，聂政和荆轲生活在战国时期。曹沫是位将军，其他四位则是“客”或者“士”，就是寄居在贵族家中的人。前四位刺客所反映和显示的是新兴社会群体主体意识的自觉，显示了士人群体和个体的人格塑造，他们的刺杀行为只是为了实现个体或者群体的价值，还没有能进入到社会公共价值领域，缺乏历史意义，因此司马迁应该是希望通过荆轲的形象来赋予这个群体更为切实的社会价值。

荆轲的叙事方法跟前面四个刺客完全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拥有完整的履历和个体的精神特质。荆轲为人“好读书击剑”，好结交贤豪长者，曾经游说过卫元君，而且有个很大的个性特点就是能隐忍，这些都说明他不同于那些纯粹靠卖命为生的刺客。豫让活着就是在等待一个让自己去死的理由，给自己找送死的机会，但荆轲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所做的也不可能是不问是非、不问结果的事情。他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刺杀秦王，拯救六国。

燕丹刺杀秦王，固然有私仇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秦不断蚕食诸侯，严重威胁到了六国的安危，拯救燕国甚至拯救天下的责任都维系在这次刺杀活动当中，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因此这次刺杀承担着沉重的历史责任，有国家战争的含义。荆轲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说他希望能够活捉秦王，逼迫秦王签订政治协议。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荆轲的朋友高渐离还是坚持行刺秦始皇，他的理由也是不认同秦国对六国的吞并。由此可见荆轲刺秦并不是简单的复仇，而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行动。

为了使这次刺杀行为显得更加庄重、更加悲壮，在荆轲还没有开始行动之前，就有两位大人物为这次刺杀主动献出了生命。一个是智者田光，他是太傅鞠武的朋友，也是荆轲的朋友，是荆轲跟燕丹的中间人。燕丹嘱咐他说刺杀一事事关重大，千万不要泄露出去，田光说这是燕丹在怀疑自己，因此自刎而死，其实也是“欲自杀以激荆卿”，要刺激荆轲。另一个是从秦国逃亡到燕国的将军樊於期，他主动献上自己的头颅，为的是给荆轲创造接近秦王的条件，像是一场献祭的仪式，十分庄重。田光和樊於期代表着贵族和主流社会，他们为支持荆轲而慨然自杀，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生命加入到荆轲的刺杀行为之中，增加荆轲生命的分量，使得荆轲同时代表了各类反秦的社会力量。

荆轲的刺客身份也不同以往。跟前面的豫让和聂政不同，荆轲出发之前还有一段抒情描写：“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微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如果大家熟悉《史记》的话，就会发现这段描写其实很像项羽四面楚歌的那段描写。司马迁通过营造悲壮的气氛，表现出荆轲精神具有感天动地的感召力，把荆轲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从而使荆轲从前面一系列的刺客职业人群中脱颖而出，成为历史的英雄，赋予这个人物更加丰富的美学意义。

（摘编自过常宝《荆轲：从极端义士到历史英雄》）

在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学史上，散文是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它包括汉以后的赋与骈体文，也包括说理著作中具有文学色彩的作品。

我国散文与诗歌历史同样悠久。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辞，已可算作片断的散文，而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书》。《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尚书·盘庚》是商代国王盘庚迁都于殷的报告辞，古朴艰涩，语言带有感情色彩和形象性，“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等比喻，至今仍然活在我们的语言中。

先秦散文尚处在应用阶段。哲学家用以说理，史学家用以记事。前者有《老子》《论语》《孟子》《荀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后者有《春秋》《左传》《国语》《国策》等。这些书，虽属于哲学和史学著作，但都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诸子散文往往寓理于形，借助形象陈义说理，其中含有叙事成分，还有许多寓言故事和生动的比喻。《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精练简洁，含意深刻。书中不仅有孔子的音容笑貌，就连子路、颜渊、子贡等人的性格，也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孟子》属于对话式论辩著作，言辞雄辩，用语警辟，比喻精当，说理透彻，气势充沛，又曲折生姿，富有幽默感。《孟子》议论正大，深入浅出，气盛言宜，对后代散文，特别是唐宋散文影响很大。

《庄子》一书，自称多“谬悠之论，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在文章主旨的统领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地展示。庄子总能为他所要说的道理，创造出确切生动的寓言故事，全书仿佛是由寓言故事连缀而成。《庄子》丰富的想象力，及其汪洋态肆、变幻莫测、挥洒自如的风格，对后世文章多有沾溉。魏晋文人、宋代的苏轼所受的影响尤为明显。鲁迅评《庄子》说：“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莫能先也。”

其他诸子散文，《墨子》富于逻辑性，议论透彻；《荀子》朴实深厚，说理透辟，取譬精审；《韩非子》严峻峭刻，深抉隐微，对后代都有相当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史传文以记言、记事为主。《尚书》以记言为主，《春秋》是一部大事记，记述十分简括。相传《左传》是为阐释《春秋》而写的，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使历史事件故事化，引人入胜。如《晋公子重耳出亡》能够见出人物个性的情节更多，并且写出了重耳性格发展变化的历程。《左传》出色地记述了当时的许多外交辞令，描写了复杂的战争场面。《国语》记言多于记事，文学性不如《左传》，但也有很多精彩的部分。《战国策》以记言为主，塑造了一系列“士”的形象，莫不情态毕现。其中有不少出于虚构想象的文学性描写。《战国策》铺张扬厉、议论纵横、文辞瑰丽，是战国纵横捭阖的时代特征的体现，后代的赋和一些议论文多受其影响。

先秦散文开创了我国散文的最基本形式，即议论文和叙事文。后世散文尽管有许多发展变化，但与以上两种形式都有密切联系。虽然当时主要取散文的实用性，但其文学性的光芒已不可掩抑，在叙事、写人、寓理于形和语言艺术方面都是后世良好的先导。

（摘编自《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

材料一：

讲好中国故事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国家间的语言障碍和经验障碍等一定程度上堵塞了中国故事的传播渠道，造成传播路径不畅。将本土表达与精准送达相结合，是拓展中国故事传播路径的有效手段。

本土表达就是在了解国际受众思维方式、接受习惯和理解框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适时适地地调整传播路径，通过采取针对不同国家的本土化表达，构建起中国故事的国内外对话体系，增强传播的针对性。一方面，要深入目标传播国的文化背景，准确把握其接受特点，以寻求中国故事传播的突破点，为调整传播路径做好准备；另一方面，针对国别差异，用目标国听得懂、易理解的故事话语和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让双方在互通的基础上开展互动交流。

精准送达就是运用以数据为核心的算法技术，将中国故事融入高效的传播载体和平台，分析受众的个性需要、喜好和习惯，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实施定向推送和个性化传播，以提高讲好中国故事的精准度。一方面，要开发运用国内外受众使用率高、表现力强的载体，以高效的载体助推中国故事的精准送达；另一方面，用适宜的表达方式推送故事内容，以个性推送实现精准送达，满足个体的差异性需求。

（摘编自吴倩倩、张一《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大国精彩的三大着力点》）

材料二：       

随着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深入，其对我国国家软实力建设，特别是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作用日益显现。

内容融合是媒体融合中最直观的层面。在国际传播中，媒体可以利用自身特点，对内容进行充分挖掘，从多角度满足国际受众的分众化需求。与此同时，还可以改变以往单一媒体、单一形态的传播局限，利用新技术加强与国际公众的互动，增加趣味性。同时，充分利用新技术实现传播交互，提升国际舆论场的活跃度。在新技术助力下，国际传播不再是传统的单向传播，能实现与受众的互动。国际受众在接触网上信息时，拥有跟帖、留言等表达的机会，可获得更多的参与度和体验感，这能增强国际舆论场上相关议题的活跃度。

在国际传播中，不仅需要有优秀的作品和丰富的内容，还需要有完善的信息传播载体或渠道，才能将我们精心烹饪的“精神大餐”送达国际公众手中。多样化的终端连接增加了国际传播的途径。这些终端设备能适用于多样化的情景，发挥其独特作用，各司其职又融为一体。国际受众在不同的生活场景，甚至是碎片化的时间里，也都全天候、全方位地被纳入国际传播的网络。在此意义上，渠道融合极大增加了我国国际传播的空间和规模。

平台融合是渠道融合的升级阶段，一个成熟的平台往往运营多个渠道。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建设自己的平台“造船出海”，也可与成熟的平台合作“借船出海”，通过吸引多种传播主体的广泛参与，进行模式创新，将中国的故事和声音传得更远更深。当前，要加强国际传播，除了传统的官方对外媒体，还要强调其他行为主体的积极作用，如政府部门、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公众等。平台融合为多元主体参与、形成矩阵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如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不仅自建平台，还在全球十多个社交平台上运营了20多个官方账号，其在脸书上的账号拥有7000多万粉丝。

当今，“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传播逆差”拥有不断缩小的可能，中国面临赢得国际传播战略主动的历史机遇。未来，我国的国际传播体系必然与媒体融合的大势相适应，无论在内容、渠道和平台方面，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都拥有极大的提升潜能。

（摘编自张明新、文子玉《媒体融合促进我国国际传播的功能探析》）

材料三：

讲好中国故事，在当前西方话语霸权语境下，必须寻求并获得在国际场域的传播力。要想国际社会了解和接受我们，就要主动把我们的想法说清楚，让真实的声音先入为主。中国故事内容上丰富多彩，但在精神内涵和价值立场上，我们必须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地向世界介绍中华文明为世界带来的丰富历史智慧和历史贡献；必须围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世界讲好中国人民砥砺奋进、自强不息建设新中国的故事，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故事。

如果说中国故事是中国话语、中国立场的形象化表述，那么，修辞手法就是对中国故事表述系统的加工和装饰。修辞手法包括语言修辞和视觉修辞。语言修辞强调使用语言符号及对比、隐喻、象征等修辞策略，以讲述真实感人的个案、生动有趣的故事等。视觉修辞则是用图像化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要求必须了解目标受众的视觉文化心理。运用视觉修辞，不能停留在一些表层的文化符号输出上，而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价值内嵌于视觉图像中，以有效的视觉修辞策略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

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情感认同往往是达成意义认同的有效手段，当我们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时，往往也就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故事所承载的价值观。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必须能够塑造唤起国外受众情感认同的叙事语境。一方面个人了解他人的独特经历，并设身处地地体会和理解他人的思想和感受；另一方面，要寻求在特定议题上的共同见解，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寻找中外共同的情感认同点。当然，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不能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要经由故事引人入“道”。入“道”就是经由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向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事务和公共议题的中国方案、中国价值、中国智慧。

（摘编自连子强《中国故事对外传播叙事的体系性规定》）

案例1：动画片《雪人奇缘》在全球46个国家上映。影片中雪人大毛的冒险之旅途经千峰竞秀的黄山、波光潋滟的千岛湖、临江危坐的乐山大佛……让海外观众足不出户游遍大美中华：片中大毛对家的渴盼与期待，奶奶的操心与唠叨，伙伴们的团结与勇气，都让观众倍感温暖。

案例2：《国际广告》杂志刊登了一则某品牌油漆平面广告作品：画面上有一个中国古典式凉亭，凉亭有两根立柱，未涂油漆的左立柱色彩黯淡，柱面粗糙，一条龙紧紧攀附在柱子上；涂了油漆的右立柱色彩鲜艳，柱面光滑，一条龙跌落到地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