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①

（美）海明威

秋天，战争不断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②的深秋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这时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商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它们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冈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葬礼的仪式时常在院子里举行。我的膝关节有病，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像个锦标赛选手。”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他检查时，少校对我眨眨眼，一面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待的时间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

起初，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RATELLANZA”“ABNEGAZIONE”^③，等等。但是，透过这些辞令，可以看出真正的含义：我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

至于那位少校，杰出的剑术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不过，他却夸奖我口语流畅。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说起来挺容易，我不太有兴趣了”。“嗯，不错，”少校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他就教我语法。不久，我感到意大利语完全变了样，以致当我脑子里语法概念模糊时，都不敢同他交谈了。

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人的大笨蛋，并且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煞费心思来教我。少校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手术椅中，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要是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吱吱咯咯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拍几下。“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把手术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

“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说，“难哪！”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简直忘不掉悲痛。”他边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挺起腰，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手术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在少校坐的手术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类似他的病例，但已整形，完全是正常的手了。我不知道医生打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医疗机器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

（选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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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等待

[美国]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死。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又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脚，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去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加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塞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哦，可怜的傻宝贝儿，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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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节选）

海明威

早上，孩子朝门内张望，他正熟睡着。风刮得正猛，那些漂网渔船不会出海了，所以孩子睡了个懒觉，跟每天早上一样，起身后就到老人的窝棚来。孩子看见老人在喘气，接着看见老人的那双手，就哭起来了。他悄悄地走出来，去拿点咖啡，一路上边走边哭。

许多渔夫围着那条小船，看着绑在船旁的东西，有一名渔夫卷起了裤腿站在水里，用一根钓索在量那死鱼的残骸。

孩子并不走下岸去。他刚才去过了，其中有个渔夫正在替他看管这条小船。

“他怎么啦？”一名渔夫大声叫道。

“在睡觉。”孩子喊着说。他不在乎人家看见他在哭。孩子说：“谁都别去打扰他。”

“它从鼻子到尾巴有十八英尺长。”那量鱼的渔夫叫道。

“我相信。”孩子说。

他走进露台饭店，去要一罐咖啡。

“要烫，多加些牛奶和糖在里头。”

“还要什么？”

“不要了。过后我再看他想吃些什么。”

“多大的鱼呀，”饭店老板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鱼。你昨天捉到的那两条也满不错的。”

“我的鱼，见鬼去。”孩子说，又哭起来了。

“你想喝点什么吗？”老板问。

“不要，”孩子说，“叫他们别去打扰圣地亚哥。我就回来。”

“跟他说我多么难过。”

“谢谢。”孩子说。

孩子拿着那罐热咖啡直走到老人的窝棚，在他身边坐下，等他醒来。有一回眼看他快醒过来了，可是他又沉睡过去，孩子就走过大路去借些木柴来热咖啡。

老人终于醒了。

“别坐起来，”孩子说，“把这个喝了。”他倒了些咖啡在一只玻璃杯里。

老人把它接过去喝了。

“它们把我打败了，马诺林，”他说，“它们确实把我打败了。”

“它没有打败你。那条鱼可没有。”

“对。真的。是后来才吃败仗的。”

“佩德里科在看守小船和打鱼的家什。你打算把那鱼头怎么着？”

“让佩德里科把它切碎了，放在捕鱼机里使用。”

“那张长嘴呢？”

“你要你就拿去。”

“我要，”孩子说，“现在我们得来商量一下别的事情。”

“他们来找过我吗？”

“当然啦。派出了海岸警卫队和飞机。”

“海洋非常大，小船很小，不容易看见。”老人说。他感到多么愉快，可以对一个人说话，不再只是自言自语，对着海说话了。“我很想念你，”他说，“你们捉到了什么？”

“头一天一条，第二天一条，第三天两条。”

“好极了。”

“现在我们又可以一起钓鱼了。”

“不。我运气不好。我再不会交好运了。”

“去它的好运，”孩子说，“我会带来好运的。”

“你家里人会怎么说呢？”

“我不在乎。我昨天逮住了两条。不过我们现在要一起钓鱼，因为我还有好多东西需要学。”

“我们得弄一支能扎死鱼的长矛，经常放在船上。你可以用一辆旧汽车上的钢板做矛头。我们可以拿到瓜纳巴科亚去磨。应该把它磨得很锋利，不要回火锻造，免得它断裂。我的刀子断了。”

“我去弄把刀子来，把钢板也磨磨。这大风要刮多少天？”

“也许三天。也许还不止。”

“我要把什么都安排好，”孩子说，“你把你的手养好，老大爷。”

“我知道怎样保养它们。夜里，我吐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感到胸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把这个也养好，”孩子说，“躺下吧，老大爷，我去给你拿件干净的衬衫来。再带点吃的来。”

“我不在这儿的时候的报纸，你也随便带一份来。”老人说。

“你得赶快好起来，因为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你可以把什么都教给我。你吃了多少苦？”

“可不少啊。”老人说。

“我去把吃的东西和报纸拿来，”孩子说，“好好休息吧，老大爷。我到药房去给你的手弄点药来。”

“别忘了跟佩德里科说那鱼头给他了。”

“不会。我记得。”

孩子出了门，顺着那磨损的珊瑚石路走去，他又在哭了。

那天下午，露台饭店来了一群旅游者，有个女人朝下面的海水望去，看见在一些空酒瓶和死梭子鱼之间，有一条又粗又长的白色脊骨，一端有条巨大的尾巴，当东风在港外不断地掀起大浪的时候，这尾巴随着潮水晃来晃去。

“那是什么？”她问一名侍者，指着那条大鱼的长长的脊骨，它如今仅仅是垃圾，只等潮水来把它带走了。

“Tiburón（西班牙语：鲨鱼），”侍者说，“Eshark（这是侍者用英语讲‘鲨鱼’——Shark时读别的发音，前面多了一个元音）。”他打算解释这事情的经过（他想说这是被鲨鱼残杀的大马林鱼的残骸，但说到这里，对方就误以为这是鲨鱼的骨骼了）。

“我不知道鲨鱼有这样漂亮的尾巴，形状这样美观。”

“我也不知道。”她的男伴说。

在大路另一头老人的窝棚里，他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躺着，孩子坐在他身边，守着他。老人正梦见狮子。

破晓歌声

【美】雅典娜·阿塔娜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

今年的圣诞雪应当是红色的。战况日益激烈，德国人、英国人的鲜血在新年继续交融、浸染着弗兰德斯的土地。吉姆朝背后殷红的战场扫了一眼，回到营房。哨兵呼地站起来，微微一抬左手里的刺刀。

“是我！”吉姆叫道。

“吉姆？”哨兵放下步枪，“谢天谢地，你还活着。”他如释重负地说。

“你好，沃特。”吉姆招呼老朋友。沃特凝视着他，眼窝深陷的大眼睛在黑暗中看不清楚。想到这场可怕的战争随时随地可能夺走任何人的生命，他俩不禁打了个寒战。

“有一段时期我们压根儿没想过死亡这回事。”吉姆说。

“那是两年之前了，我们在教堂为圣诞音乐会做最后的排练。”沃特回忆道。

“你沙哑着嗓子参加合唱。”

“唱《平安夜》的时候，我砸场了。”沃特十分伤感地说，“当时尴尬得要命，因为《平安夜》一向是我最喜欢的圣诞歌曲。”

“喂，你不应该说喜欢它！”吉姆生气地低语，一下子将沃特从逝去的好时光中拽回来。

“为什么不该？”

“你不知道是谁写的那首歌？”

“当然知道，弗朗兹·格鲁布。”

“他是德国人。

“那又怎么样？'

“沃特·史密斯下士，两年来，我们英国人一直在向德国阵地开火。怎么能够一边和德国人打仗一边依然喜欢他们呢？”

德国士兵雅各布只晓得冬天到了，时间融化成一片硝烟，如同白雪在千万双皮靴底下被踏成泥浆。弗兰德斯不是梦想家的乐土。所以，雅各布“不相信奇迹”。他报名参军，并非他多么想把英国人从地球上抹去，只是因为征兵已经开始，他别无选择。

琥珀色的朝阳即将升起，雅各布从新鲜的积雪上面踩过去。他年轻，头发乌黑，眼神精明沉稳，眉毛陷在额头一条深深的皱纹里。他曾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音乐家，现在却一脸老气横秋。战斗把他变硬了。

“早上好。'

雅各布弯下腰。“也祝你早上好，”他对招呼自己的士兵卡尔说，“尽管并没有什么好事儿。”

“你怎么知道呢？”卡尔反问。“或许今天是英国的投降日，我们不用再打仗了。”

雅各布嗤之以鼻，“你想要胜利？你找错地方了。

“想想吧，”卡尔补充道，“你最后一次聆听和平之音是什么时候？自从1914年，我们就一直在跟英法军队交火。”

那又如何？”雅各布问。

“嗯，你不认为一切总有结束的一天吗？有朝一日大家会厌倦战争，会渴望停下来听一听子弹以外的声音。”

“不！”枪炮的怒吼声中，吉姆看见沃特倒下了，他大叫一声，跃出战壕跑到好友身边。鲜血从沃特土黄色军装的前襟扩散开来。看在上帝的份儿上，眼下可是12月24号，平安夜——惊喜奇迹之夜啊。

“平安夜到了。”他嘶哑着嗓子说

“不……不。”吉姆感觉自己的泪水流淌下来，“沃特，听我说，你必须活下去，你必须好起来。”然而沃特的目光逐渐散开，直视苍穹。

他说：“吉姆，我们应该合唱一首，《平安夜》……”

“坚持住，你会没事的。”吉姆哽咽得说不下去了。他试图扶起老朋友的身子，他不允许沃特死掉，可是沃特直挺挺地躺着不动，伤口还在汩汩地流血，胸前染成一片红色。他的手紧紧抓着吉姆的衣袖不放。

“《平安夜》，吉姆。”他轻声说，“请开始吧。”

“《平安夜》。”吉姆呆呆地重复道。

沃特深吸一口气，微启嘴唇，他最喜爱的圣诞歌曲的第一句音符飘了出来。

他们周围，激战正酣。然而在那一刻，对于吉姆，全世界只剩下挚友美妙的歌声。吉姆的心在剧烈颤抖。随后他的歌声汇入沃特的歌声，帮助他把调子接下去。像多年来一样，他俩一块儿唱啊唱。

“雅各布！”一只手推推他的肩膀。雅各布跳将起来，步枪差点落地。“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责问道。

“听！”卡尔在枪林弹雨的呼啸声中大喊，“圣诞节！圣诞节！”

雅各布竖起耳朵，然后听到了阔别许久的声音。歌声越来越响亮。熟悉的旋律！

“《平安夜》。”卡尔高喊。“弗朗兹·格鲁布的歌。他们在唱！他们不完全讨厌德国人呵！”

雅各布听不见卡尔在讲什么。他侧耳倾听，全神贯注于音乐。随后他跟着哼起来，记起了歌词——突然他开始用母语演唱《平安夜》，他的声音甚至盖过了隆隆的战火。

在他四周，士兵们垂下手中的枪支，瞪大亮晶晶的眼睛。朋友和敌人都停止拼杀，静静站立，屏息谛听。他们听见两个男人在唱歌——一个用英语，一个用德语——歌唱希冀地球和平的同一首歌。

当歌声余韵袅袅升入星空，大地一片安宁。

取景框（节选）

【美】雷蒙德·卡佛

一个没有手的男人上门来卖我家房子的照片。除了镀铬的铁钩子外，他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普通男人没什么差别。

“你是怎么失去双手的？”在他说完他想说的后，我问道。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他说，“你到底要不要这张照片？”

“进来吧。”我说，“我刚做了咖啡。”我还做了点果冻，但我没有告诉这个男人，我想看他怎样端住一个杯子。

“也许我要用一下洗手间。”没手的男人说。

我想知道他怎样拿住相机的。那是一架旧的拍立得，很大，黑色的。他把它绑在皮带子上，把皮带从肩膀上绕到背后再绕回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相机固定在胸前。他会站在你房前的人行道上，从取景框里找到你的房子，用他的一只钩子按一下按钮，照片就会蹦出来。

我一直站在窗户后面观察，明白了吧。

“请问洗手间在哪儿？”

“往前，向右转。”

弯腰，弓背，他把身子从皮带里脱出来，把相机放在沙发上，又把外套扯平

“我去卫生间的时候你可以看看这个。”

我从他那儿接过照片。

照片里有草坪的一个角、车道、停车棚、前门的台阶、飘窗和我每次从厨房往外看的窗户。

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我怎么会想要这样一张照片？

我凑近看了看，发现了我的头，我的头就在照片中厨房的窗户里。

这让我想开了，以这种方式看见自己。我可以告诉你，这会让一个男人思考很多事。我听见冲厕所的声音。他沿过道走来，一边微笑一边拉拉链，一只钩子拉住皮带，一只钩子往里面塞衬衫。

“你觉得怎样？”他说，“可以吗？我个人认为照得不错。我很有一套吧？说实话，这真是专业的才照得出来。”

“咖啡在这里。”我说。

他说：“就你一个人，是吧？”

他看着客厅，摇了摇头，说：“太难了，太难了。”

他在相机旁边坐了下来，往后靠时叹了口气，笑起来的样子像是知道了什么但又想告诉我。

“喝咖啡吧。”我说。我思索着该说些什么。

“有三个孩子来过这里，想帮我把门牌号漆在路缘上^【注】。他们要一块钱。你大概不做这样的事情吧，做吗？”

这话有点儿不着谱。但我仍然注视着他。

他慎重地把身体往前倾，杯子平衡在他的钩子之间。他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我一人做事。”他说，“从来都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你想说什么？

“我是想看看这些事之间有什么联系。”我说。

我头疼。我知道咖啡对头疼没什么用，但果冻有时会有点儿帮助。我拿起了照片，“我当时在厨房，”我说，“通常我在屋后待着。”

“常遇到这种事么？”他说，“然后他们就这么站起身来走掉了，是吧？你听我说，我一个人工作。怎么样？你要这张照片吗？”

“我要。”我说。我站起身并端起杯子。

“你当然会要的，”他说，“我在市中心租了个房间。没什么，我坐公车出来，把周围的活都做完后，就去下一个城市，你明白我说的了吗？我曾经有过孩子，和你一样。”我端着怀子等着，看着他从沙发上艰难地站起身来。

他说：“是他们让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仔细看了看这副钩子。

“告诉我，”我说，“告诉我价钱。再给我和我的房子照几张他的钩子。”

“谢谢你的咖啡和让我用洗手间，我很同情你。”他举起又放下他的钩子。

“没用，”这个男人说，“他们不会回来了。”

我帮着他把皮带绑上。

“我可以给你个好价钱。”他说，“一块钱三张，再低的话，我就要赔本了。”

我们来到外面。他调整了一下快门，告诉我该站在哪里。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绕着房子走，有板有眼的。有时我向侧面看，有时我看着正前方。他会说：“很好，非常好！”

直到我们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又回到房子的前面，他说：“二十张了，够了。”

“不够！”我说，“上房顶。”

“天啦！”他前后看了看，“可以，你现在来劲了！”

我说：“全部的家当，他们搬了个精光。”

“看这！”男人说，又举起他的钩子。

我进屋里搬了一把椅子。我把它放在停车棚下面，但够不着。我又拿来一个木板箱，把它放在椅子上面。

在屋顶上待着，感觉还不错。我站起身来四处看了看。我挥挥手，没手的男人挥了挥他的钩子。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那些石头，它们让盖住切口的铁丝网看上去像是一个石头的鸟巢。你知道，那些孩子，他们把石头往上扔，希望把石头丢进烟囱里。

“准备好了吗？”我喊道，我捡起一块石头，等着他在取景框里找到我。

“好了！”他喊道。

我让手臂向后伸，大叫一声：“开始！”我尽全力把这些扔得远远的。

“我不知道。”我听见他在喊，“我不搞动态摄影。”

“再来！”我尖叫道，捡起另一块石头。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只见牛的犄角，富裕农民的长毛绒高帽，农妇们的头巾在集市上攒动。尖厉刺耳的嘈杂声、嗡嗡声一片，持续不断，气息粗犷。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大声喊道：“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马具商，他看见您捡到了。”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奥士高纳大爷，马朗丹先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不会相信他把这根绳子错当成了皮夹子。”

这位老农气呼呼地举起手来，表示以名誉起誓，再次说：“老天有眼，这可是千真万确，丝毫不假的啊，乡长先生。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我可以用我的良心和生命担保。”

乡长又说：“您捡起皮夹子之后，甚至还在地上找了很久，看看是否有票子从皮夹子里漏了出来。”

老人又气又怕，连话都说不上来了。他抗议也是白费，别人不相信他。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一时左右，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维尔村的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奥士高纳大爷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跟克里格多村的一位庄稼汉聊起了绳子的事情。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只能再次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有人背后议论说：“这都是骗子的歪理。”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