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书法的载体。汉字起源于物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象形会意形声而成字,日月山水,花鸟鱼虫,莫不如此。汉字发展的独特路径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面貌。
汉字是前人千百年的书写实践而成,体现了汉字的结构美学与书写规律:横平竖直,点画呼应,上下包容,左右礼让,以形成中正平和之体。就像人要端庄、树要挺拔一样,每个字都是独立不倚的自我平衡体。谐调性、整体性、稳定性,是汉字的美学原则。谐调性是核心,只有谐调才能实现整体性与稳定性。所谓书法,就是书写汉字的法规与法度。书法成为艺术,恰恰是在汉字的“书写”过程中逐渐自觉形成的。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不仅传达着个人的才情气质,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被后人广泛而长期推崇的书法家王羲之,他的行书,形质坚毅,洒脱飘逸,骨气与逸气并生,法度与风 度共存。这是王羲之个人的学养气质与书法造诣所致,更与那个时代相关。因为那是一个精神解放、人格独立、文化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士人倾心寄情山水,追求不拘礼节的闲适与放达,寻求精神人格的自在真实,并形成以人为本的审美自觉——从人的音容笑貌、筋骨气色、举止风姿看人的禀赋气质,探求人的形神之美,以至于一系列艺术美学概念由此而生,诸如形神、气韵、风骨等等。汉字结构与书法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
唐代的社会气象与精神气度推动着唐人绕过王羲之而另辟蹊径,开创书法的新天地与新境界。唐人在书法上的贡献是以楷书为代表。颜真卿的楷书,磅礴伟岸,每一个字犹如一尊尊佛,雍容宽博,自信从容。如果说初唐时期的楷书承续了王羲之以来的隽永书风,那么,经过盛唐,南北融合,国势强盛,时代气象投射到文化之中,苍劲与粗犷之气化入楷书,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家,笔画中潜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千百年来,欧体字与颜体字,分别代表了遒劲与雄放的高度,成为楷书的标本,后人难以企及。
宋代承续了唐代文化,但难以逾越唐人。在楷书上,唐人几乎穷尽了法度与风格,宋人一 时也找不到拓荒之处,于是在意态上自由发挥。苏轼、黄庭坚等人不刻意讲究点画的平直均衡,而以自己深厚的学养与才气入书,强调笔势的提按顿挫之意,形成夸张变形的欹侧姿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宋人“尚意”。尚意,就是注重个人意趣,显露个性,出新意于法度之外,但 毕竟没有在法度上再创新格。
元明清时期的书法有法度和功力,技法娴熟,但就是缺少一种力量、缺少一种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象。书法更多的成为一种实用技法,而很少成为个人情感与精神的抒发。加之明清不清明,大兴文字狱,思想禁锢,精神压抑,书法中再难见到率性而为的天真烂漫。精神被桎梏 的时代,诗文和书法仅仅剩下了形式,唯美而干瘪,形体虽在,生气难寻。
书法是心迹,也是时代精神气象的载体。如果说书法是汉字的舞姿,那么,这舞姿摇曳的是书法家的心性,也是时代的精神气象。
(《人民日报》2014 年07月31日)
1.下列关于“书法”和“汉字”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A.书法是一种艺术,它以汉字为载体,在千百年书写过程中逐渐自觉形成的,体现谐调性、整体性、稳定性的美学原则。 |
B.汉字起源于物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象形会意形声而成字,它发展的独特路径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面貌。 |
C.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与书法家的学养气质与书法造诣等有关系,也传达着书法家个人的才情气质,如王羲之的行书就是明证。 |
D.书法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魏晋时期的士人开始形成以人为本的审美自觉,从而一系列艺术美学概念也由此而生。 |
A.魏晋时期一个精神解放、人格独立、文化自觉的时代,士人倾心寄情山水,追求不拘礼节的闲适与放达,寻求精神人格的自在真实。 |
B.初唐时期人们在书法上绕过王羲之而另辟蹊径,开创书法的新天地与新境界,把苍劲与粗犷之气化入楷书,呈现遒劲与雄放的风格。 |
C.宋代承续了唐代文化,但难以逾越唐人。在楷书上,无法在法度与风格上超越前人,只好“尚意”,即注重个人意趣,显露个性。 |
D.明清时期的政治、思想方面的氛围都对书法有禁锢作用,使得这时期的书法仅仅剩下了形式,唯美而干瘪,形体虽在,生气难寻。 |
A.中国的汉字有一套独特的结构美学与书写规律,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做人要求“中正平和”的原则是一致的,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 |
B.王羲之的行书之所以能够形质坚毅,洒脱飘逸,骨气与逸气并生,法度与风度共存,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与魏晋时代追求精神自由等等相关。 |
C.唐代颜真卿等人的楷书,不仅继承了前人的成就,更加注重结合时代的精神气象,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自我风格,并成为后人难以企及的标本。 |
D.书法到了元明清时期更多的成为一种实用技法,而很少成为个人情感与精神的抒发,是因为这时期的书法缺少一种力量和一种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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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曲折复义的表达方式,明确说小说故事是假语存(贾雨村)、真事隐(甄士隐),在真假、有无、虚实之间,《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艺术空白点,也就是“不写之写”。
“不写之写”应该主要从美学修辞学上来理解,而不是从索隐或随意联想的角度来理解。遗憾的是,“不写之写”大多数情况被属于历史学范畴的考证派或非文学立场的索隐派所笼罩。一部艺术作品,所能写到的东西相对于无始无终、波澜壮阔的生活来讲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不写之写”在“写”和“不写”之间有一个辩证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写”什么是值得反复思量和推敲的,“写”是主要的,是呈现给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是他们能够直接感知和认知的,是直接诉诸读者直觉经验的。至于“不写”,则属于并不完全由作家掌控的部分,由“写”唤起人们对“不写”感知、认知,这对作家来说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技能,对阅读来说不是轻易能获得的效果。
那么作家和作品中的“不写之写”究竟该怎么理解?作家的“不写之写”,应该是服务于其艺术目的的或者一定的艺术目的的。作家通过作品写出来的东西,虽然是局部的,但可以意识到它的整体,这才是“不写之写”。换言之,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而并不是所有的空白、笔触不到的都叫“不写之写”,不是在阅读过程中随意生发、随意联想到的内容都是“不写之写”。
从《红楼梦》的文本举例,如第三十五回宝玉与薛宝钗丫鬟莺儿的对话。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次。”宝玉见莺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钗来!便问道:“好处在哪里?好姐姐,细细告诉我听。”莺儿笑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又告诉她去。”宝玉笑道:“这个自然的。”正说着,只听外头说道:“怎么这样静悄悄的!”二人回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宝钗来了。既然这个秘密是莺儿不能告诉宝钗的,此时在莺儿和宝玉对话时当事人宝钗闯了进来,莺儿当然不能当着宝钗的面给宝玉说了,况且是秘密呢。薛宝钗究竟有什么别人都没有的好处,读者也就无法知道了。这个“不写之写”,是永无直接答案的。不是宝玉以后没有机会再向莺儿求证求解,而是作者“不写”了。
“不写”使文本具有了开放性,使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来丰富和确认,在阅读理解中让薛宝钗的性格丰富起来。而《红楼梦》的叙述又是具有文本的自足性、自洽性的,作家“写”了很多,“写”又限定了我们的理解和联想。薛宝钗有世上人少有的好处,作家为了让你关注、揣摩他的艺术描写,从设置悬念和激发阅读动力与兴趣来说,也是不会轻易直接告诉你的。急于求解问题的答案有,也没有,莺儿接下来要说的成为了文本的“空白点”,这就是“不写之写”的妙处。
这样的“不写之写”,构成了文本理解的不确定性,但具有理解的合理性。因为这些不写之写,是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根据对人物一贯的性格、行为逻辑、情感取向推测到的,但又不能完全说明白,不能完全“意于言表”,从而使艺术具有含蓄隽永、味之无穷的韵致和品格。
(摘编自孙伟科《〈红楼梦〉中的“不写之写”》)
材料二:
空白是中国画构图中处理黑白关系的主要手段。在《红楼梦》的画家笔法中,空白是被经常运用的一种。曹雪芹曾通过薛宝钗之口表达了他对绘画创作的见解。但作为一个精通绘画的作家,曹雪芹“自觉引进绘画技法”来进行《红楼梦》的创作,从而使其“不仅绘景、状物在妙合画理,而且写人、叙事也往往默运画学神髓,融入丹青技法”。他在作品中就特别注意这种空白手法的运用,不时在《红楼梦》中留有空白。
《红楼梦》中制造空白的手法,除了语言、情节的省略及“不写之写”等以外,还利用“矛盾”制造空白,创造出朦胧、模糊的艺术意境,从而增强了小说的空灵之美。例如:宝玉酒醉后要撵李奶妈,但被袭人劝住了,并没有撵,而李奶妈却说宝玉撵了茜雪。这看起来相矛盾,但实际是另起了头绪,是将茜雪“出去”的一段情节通过“矛盾”制造了空白,使读者可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去推想这其中的缘由。张爱玲就认为茜雪是“负气走的”,对此,倒是脂砚斋颇能理解作者的原意,他说:“照应前文,又用一‘撵’字,屈杀宝玉。然在李媪心中口中毕肖。”可见,作者笔法真是高妙,既塑造了茜雪形象,又刻画了李奶妈形象,可谓“一石二鸟”。
这正是空白的妙处。因为像这样的情节若实写了,不但容易使笔墨轻重不均,冲淡主调色彩,而且还使情节受到了限制,显得死板不活。而这里运用以虚写实、计白当黑的空白艺术手法,则使有限的画面中生出无限烟波,创造了烟云模糊的意境,增强了小说的空灵之美。若通部中万万件细微之事俱备,《石头记》真亦太觉死板矣。
(摘编自曹金钟《“矛盾”与<红楼梦>中意境的创造手法》)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红楼梦》中,曹雪芹运用“不写之写”艺术手法创设了大量的艺术空白点,借以体现作品真假相依、有无相生、虚实相合的故事特点。 |
B.红学研究的考证派和索隐派在对“不写之写”进行探究时,忽视了“不写之写”的美学意蕴,而以机械的方式理解其中的虚实空白艺术。 |
C.“写”和“不写”影响读者感受:“写”得越少,文本的开放性越强,读者联想空间就越大;若所有细节都交代清楚,作品就显得死板。 |
D.小说创作中制造空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随意而为,而是对已有内容的适度限制和对未写内容的有意设置,具有更加含蓄隽永的审美意趣。 |
A.就“写”与“不写之写”而言,“不写之写”是建立在“写”的基础之上的,不能喧宾夺主;二者应主次分明,相得益彰。 |
B.“不写之写”构成文本理解的不确定性,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合理解读,不是由作者完全掌控的,还取决于读者的理解能力。 |
C.《红楼梦》通过设置前后不一致或不合理的情节来制造矛盾,以此形成空白,引发读者质疑,进而推想缘由,探求真相。 |
D.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果不能对作品的留白、空白、不写之写等做出合理的联想、填补,就肯定无法完全领会作品的意旨。 |
A.第十三回,秦可卿的死讯传出来后,身为公爹的贾珍“哭的泪人一般”,并表示“尽我所有罢了”来料理丧事;而对作为丈夫的贾蓉有何表现却未作交代。 |
B.第三十五回,傅家两个嬷嬷受差遣看望挨打的宝玉时私下谈论他“连一点刚性也没有”,后文只写宝玉与莺儿闲话打络子一事,却不再对嬷嬷作其他描写。 |
C.第四十回,刘姥姥在宴会上逗笑,作者逐一展现了湘云、黛玉、宝玉、贾母、王夫人、薛姨妈、探春、惜春等人的情态,却没有写宝钗和迎春二人的反应。 |
D.第七十五回,中秋赏月,贾政要求限一“秋”字即景作诗。看了贾兰的诗,贾政“喜不自胜”并“讲与贾母听”;宝玉作完,贾政看了却只是“点头不语”。 |
5.《红楼梦》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写了黛死钗嫁的相关情节,林黛玉咽气之际声声叫着:“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你好……”留下了空白,能引发读者对黛玉的心理、性格,以及宝黛爱情的丰富解读,堪称“不写之写”的典范。请结合材料,进行合理想象,在“空白”处补写两条内容,并对其简要说明。
材料一:
在秦朝建立之初,中央推行三公九卿制度,地方推行郡县制,严格控制权力的归属,建立起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保密制度也日渐完善。秦朝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实行保密制度,对于泄密之人有严格的刑罚,并规定专人传送公文,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保密措施。而由于秦始皇确立了皇帝身份的至高无上性,秦代初期的保密信息侧重于皇帝本人的行踪,包括居所、行为言论甚至死亡信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所记载:“(秦始皇)所居宫毋令人……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而对于君主言论的保密更甚。秦始皇曾因怀疑随行人员泄露了他说的话,下令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皆杀之”。除了上述的明确保密要求,统治者还要控制知情范围。秦始皇在外巡行过程中驾崩,随行贴身官员选择秘不发丧,除丞相李斯外,只有“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由于保密措施严密、知情范围控制严格,其真相在公布前始终未泄露。正是因为早期保密思想尚未完全成熟,旨在维护国家政权的保密制度可能误入“歧途”,成为专制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手段。在这种严苛的保密观下,自然催生出官吏的自身警惕性。《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谨之谨之,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言不可追。”体现了当时官吏的为官之道。
在史料中,能够发现当时的统治者曾经通过颁布诏书、制度约束等多种方式,告诫各级官员要注重保密工作,并着重强调了泄露秘密的后果。《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天子之命为制,天子之令为诏。”在明确分类的同时,秦代还设立了专门负责公文起草、送呈、归档的机构,负责人称为“尚书”。尚书机构的所在地,戒备森严,有利于公文的安全保密。不仅机构秩序森严,对出任尚书的官员也有保密要求,“国家旧法,选尚书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笔真草,有才能、谨慎”。关于公文收发的程序也有《行书律》规定:“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搭配日月夙暮。”
为防止公事文书在传送过程中被私自拆阅,秦代专职人员都要对公文进行一定的处理。这种传统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和卿大夫在文书上用玺印封缄以示慎重,防止传递时泄密。发展到秦时,将文书的保密处理称为“封”。《法律答问》中记载:“丢失公文,已坐以论,后自得所亡,论当除不当?不当。”意为丢失公文,以罪论处,其后即使自己找到了所丢失的公文,但所论之罪仍不应免除。秦代对档案归档也有严格的保密要求,《商君书·定分》记载:“有铤钥,为禁而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通常情况下,档案正本存于中央禁室,副本存于皇帝殿廷禁宫、丞相御史大夫府及郡县,并规定私自进入禁室偷看档案者、改削者死罪,进一步保障了档案安全,防止泄密。
(摘编自蒋怿旻《秦代保密文化漫谈》)
材料二:
唐律不仅在宏观上清晰审慎地作出保密规定,还在各分则中考虑周全,未有疏漏。如《杂律》规定“诸私发官文书印封视书者,杖六十;制书,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泄坐减二等。即误发,视者各减二等;不视者不坐”。这一规定使得涉密人员更加严于律己,提高职业操守。《卫禁律》规定“诸缘边城戍,由外奸内入,内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觉,徒一年半;主司,徒一年”。《擅兴律》规定“诸密有征讨,而告贼消息者,斩;妻、子流放二千里。其非征讨,而作间谍;若化外人来为间谍,或传书信与化内人,并受及知情容止者,并绞”。这些刑罚制度对泄密罪作出比较明确系统的规定,为依法定罪提供了重要依据。唐宪宗时期,官吏张宿“自布衣授左拾遗……数召对,不能慎密,坐漏禁中语,贬郴丞十余年”。
在唐代的诗歌中,保密文化信息也有诸多隐藏其间。《唐诗三百首》中收录了一首朱庆余的《宫中词》,其中两句为“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叙说两个宫女见面,本想说说心事,一看鹦鹉在前,怕它学舌泄露给别人,只好闭口不言。唐代中期著名诗人元稹,因保密不慎,在仕途上遭受严重挫折,便借诗歌抒发自己的愁闷:“四五年前作拾遗,谏书不密丞相知。谪官诏下吏驱遣,身作囚拘妻在远。”更为知名的是“诗圣”杜甫,任左拾遗时曾撰写一首《晚出左掖》,其中的“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楼”,意为怕别人见到自己上奏皇帝的报告,就把草稿烧毁以免闲人说自己邀名;骑马上朝觉得太张扬,于是挤在狭小的马车里,好像鸡栖息在笼子里一样。古人曾对此作出评论,“明朝有封事,谏臣之心。避人焚谏草,大臣之体”,从大众的角度对杜甫谨慎的行为表达了赞许的看法。
(摘编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8期)
1.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秦初的保密信息侧重于皇帝本人的行踪、言论,并且还要控制范围,这种保密思想尚未完全成熟,它成为了专制君主驾驭臣民的手段。 |
B.秦代对公文进行了明确的分类,设置了尚书及其机构,对尚书人选有明确具体的要求,其机构秩序森严,这都有利于公文的安全保密。 |
C.秦代对档案归档有严格保密要求,档案分正本、副本且存在不同的地方,并规定私自进入禁室偷看、改削档案者的罪行,这样来防止泄密。 |
D.朱庆余《宫中词》中的“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两句,叙说宫女见面也不能随便说宫中事,怕泄密,可见唐代保密要求的严格。 |
A.秦朝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建立了保密制度,对泄密者有严格的处罚,有专人传送公文,逐步创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保密措施。 |
B.为防止公文在传送过程中被私自拆阅,秦代专职人员要对公文进行“封”的处理,如果私自拆阅,拆阅者就是“罪皆死不赦”。 |
C.《卫禁律》规定戍守边城者,如有由外私自进入境内者,或由境内私自外出者,而戍守者没有发现,法律要判处守卫者和主管者徒刑。 |
D.唐律从细节层面考虑周全。《杂律》让涉密人员更加严于律己,《卫禁律》《擅兴律》等刑罚制度作出的规定为依法定罪提供了重要依据。 |
A.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唐·罗隐《鹦鹉》) |
B.真迹进来依数字,别收锁在玉函中。(唐·王建《宫词》) |
C.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唐·白居易《访陶公旧宅》) |
D.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
5.根据材料来看,唐代保密文化在秦朝的基础上有哪些发展变化?
材料一:
何谓文艺评论的“初心”?这要从文艺评论的功能、价值和职责中去找寻。
作为人们对于文艺作品的认识、鉴赏、评判,文艺评论尽管总是后于文艺创作的,然而,时间先后无关地位高下,文艺评论绝非文艺创作的附庸与点缀,而是具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一个优秀的文艺评论家,首先要把好文艺评论的方向盘,坚持正确方向导向,本着良知与公心,对广大文艺家和读者、观众负责。反过来说,文艺评论也不应凌驾于文艺创作之上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而应与文艺创作展开平等、真诚的对话。评论家和文艺家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用磨刀石和钢刀来描绘批评家和诗人的关系。他说,诗歌仿佛一把刀,只有经过批评的不断磨砺,才能变得锋利。评论家和文艺家应该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在思想和审美的较量中,在不间断的挑战和应战中,相互砥砺,彼此成就。
健全文艺评论标准,要把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映、市场认可统一起来,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发挥文艺评论特有的“批评精神”,着眼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从宏观层面而言,文艺评论具有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作用,具有弘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的社会效应。从微观层面讲,文艺评论应对具体的文艺创作作出评判,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而人民鉴赏水平、审美能力、艺术修养的提高,有赖于评论家们专业性的工作。文艺评论家是一群特殊的读者与观众,是连接文艺创作和普通读者、观众的桥梁,他们以文艺评论引导读者、观众,并对读者、观众的最终评判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
文艺评论的初心和使命正在于,严肃客观评价作品,坚持从作品出发,提高文艺评论的专业性和说服力,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同时,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有效互动,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摘编自饶翔《文艺评论应秉持初心,助力创作》)
材料二:
纵观近年来的文艺批评,成就当然不容否定,但问题同样不容轻视。重塑科学、健康、锋利的批评精神,是文艺批评建设的当务之急。
今天的文艺批评家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局面。社会舆论和文艺创作潮流多变,取向各异,相关的话语环境和利益关系愈发复杂多样,批评话语附着的外部因素和引发的场外效应繁复。但这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迷失立场、放弃原则、随波逐流,失去起码的辨识能力和批评意识。批评家必须以探索真理、揭示问题、真诚批评为天职。虽然在市场经济、商业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利益观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这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把个人毁誉荣辱和一己私利放在首位,无视甚至离弃批评家的职业良知和底线。
文艺创作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文艺家和批评家都需要把持公心。无论批评还是表扬,出发点都是社会的文化价值和群众的文化利益,这个利益包括思想的、价值的、审美的。在这个前提下,文艺家和批评家完全应当坚持标准、坦诚相见、平和包容。一个好的文艺家,善于在接受批评中不断进步。而一个合格的批评家,必须对得起批评家的身份和责任,经得起品格和底线的考验,在褒贬甄别中体现对文艺、对社会和受众的担当。唯有如此,创作和批评才能共同进步。在文艺发展进程中,少不了探索与争鸣,创作和批评都需要不断地深化认识,提高水准。人民大众需要具有批评精神的文艺批评。搞理论装点、简单套用、用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甚至良莠不分、颠倒是非,这样的批评丧失了批评的精神和品格,令人失望。批评的精神是为文艺负责、为大众负责的精神,是批评家淬炼自我、与人民共进的精神。重塑批评精神,正确的文艺思想和方针才能真正成为主导,文艺批评才能重新找回失却的地位,文艺的成长才能蓬勃向上。
要改进文艺评论的方式方法。改变学术圈内“自说自话”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使文艺批评更接地气,更富生气、更有人气,引导大众在选择文艺产品的过程中分清优劣、明晰善恶、辨别美丑。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积极作用,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发扬科学理性的精神,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赞誉优秀作品,批评鞭挞不良现象,实现创作、评论与审美的良性互动,促进文艺创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文艺评论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只有这样,文艺评论才能真正实现引导文艺创作、探索文艺规律、推介优秀作品,提高鉴赏水平的重要意义,“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中国文艺批评家才能大量涌现。
(摘编自刘让兴《新时代的中国文艺批评该聚焦何处》)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 )A.文艺评论不是文艺创作的附庸与点缀,也不应凌驾于文艺创作之上,二者彼此成就缺一不可。 |
B.健全文艺评论标准,要把政治性、艺术性放在首位,着眼提高文艺作品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 |
C.作为特殊的读者与观众,文艺评论家以文艺评论引导读者、观众,并对读者、观众施加影响。 |
D.文艺评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引导文艺创作、探索文艺规律、推介优秀作品、提高文艺鉴赏水平。 |
A.文艺创作总是先于文艺评论,因而人们对于文艺作品的认识、鉴赏、评判总是后知后觉的,但文艺批评家例外。 |
B.作者引用贺拉斯关于批评家和诗人的比喻揭示了评论家和文艺家既是朋友又是对手,相互砥砺、彼此成就的关系。 |
C.改进文艺评论的方式方法,改变“自说自话”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就能使文艺批评更接地气、更加富有生气。 |
D.社会舆论和文艺创作潮流多变、取向各异、相关的利益关系复杂多样等是近年来文艺批评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A.评论家李健吾与好友巴金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见解和良知,就“激流三部曲”展开持续半年、数个回合的论战,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 |
B.现代作家张恨水学识丰富,吸收新文学素养,创作出雅俗共赏,集言情、武侠、历史等诸多文学类型的因素于一体,提倡抗战救国的文学作品。 |
C.美籍华人学者、著名红学家周策纵先生广泛结交海内外红学界的朋友,与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结为忘年之交,引领《红楼梦》研究走向世界。 |
D.面对市场,一些批评家坚持思想和艺术标准,在大量潮水般涌来的文艺作品中披沙拣金、去粗取精,将精品佳作淘选出来,推介给人民大众。 |
5.材料一号召文艺批评家“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材料二期待“‘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中国文艺批评家大量涌现”。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你对这两种“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理解。
以优雅表达治疗“语言癌”
刘巽达
台湾媒体新近提出一个名曰“语言癌”的概念,一时间应者甚众。最先“发难”的对象,是“做一个……的动作(如“拥抱”“微笑”“按摩”“点餐”)”之类的冗词赘句。这些词在现实生活中表达得非常烦琐,无意义地叠加赘词。最先表现在服务行业,似乎长一点的句子听起来较为委婉、温顺、礼貌,但一旦敷衍开去,不分场合,全都“拉长”。这种“语言的癌细胞不断增生”,扩散到大众口中,也入侵到标语及平面媒体里,甚至渗透到文字语法中,这就令人担忧了。
“语言癌”这一新概念,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升温,引起两岸媒体与学界的关注与热议,乃因其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命门。现代人无法用精准的中文表达,已然不是一两天的事,而是积久之弊。当触摸手机屏幕点赞大面积代替词语表达,当音频和视频大范围代替文字表述,当非规范的网络语言吞噬规范中文,当“西语”未加消化地侵入汉语,“语言癌”就在这一片雾霾中渐渐生成。
也许有人认为,“语言癌”的症状在台湾地区较为明显,大陆症状略轻。笔者并不以为然,在这一点上,两岸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对此,著名作家余光中认为,这和中文的“恶性西化”有很大关系,大家只顾学英文、看翻译小说,不再看用字精简的中文经典,结果英文没学好,却把中文学坏了。化简为繁,以拙代巧,加上电视、网络推波助澜,遂将“讲病态中文”变成时尚。台湾作家张晓风还分析说,电视记者常在现场连线时拉高音调,吐出长串累赘、不知所云的话语,这种“腔调”潜移默化感染到受众,“癌细胞”就一点点扩散了。这些分析无疑是切中肯綮的。咱们这边的电视节目“口水”也不少,“讲变态中文”在现实中更是常见,“英文没学好却把中文学坏了”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90后说话,前缀后缀经常是没完没了的“然后”。
在“语言癌”话题引发广泛共鸣后,台湾有关部门纷纷亮出应对方策,比如在会考中适时出一些“语言癌”的辨正题,引导教学,提升语文表达能力;比如在未来修订语文领域课纲时,将提升表达能力列为重要项目,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讨论、上台讲话,等等。这些从青少年抓起的举措无疑是可喜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全社会要形成说“雅语”的“雅风”,一要精准,二要生动,三要雅致,人人以此要求自己,并蔚然成风,才会感染到青少年。毕竟,对语言最大的影响,是社会文化,它不但存在于媒体之中,还存在于人际之间,无孔不入,深入肌理。
打造健康环保的“绿色语言环境”,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流行语中的健康新生词语,并及时融入语言河海,丰富语言宝库;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适时进行语言清污,对形形色色的“语言癌细胞增生”梳理判别并加以遏止,让它们在“雅语雅风”面前式微。唯有如此,“语言癌”才会逐步治愈。
(《光明日报》 2015年01月14日 02版)
1.下面对“语言癌”的内涵理解最准确的一项是( )A.常见到的“做一个……的动作(如“拥抱”“微笑”等)”之类的冗词赘句。 |
B.在生活中表达非常烦琐,无意义地叠加赘词,不分场合,全都将句子“拉长”。 |
C.服务行业中为让人听起来感到委婉、温顺、礼貌,故意使用长一点的句子。 |
D.已扩散并渗透到大众口中、标语、平面媒体、文字语法中的语言表达现象。 |
A.手机点赞、播放音频和视频代替文字表达,使用非规范的网络语言,导致“语言癌”生成。 |
B.中文“恶性西化”,大家只顾学英文,不再看用字精简的中文经典,“讲病态中文”变成时尚。 |
C.电视记者常拉高音调,吐出长串累赘、不知所云的话语,这种“腔调”潜移默化感染到受众。 |
D.大陆电视节目中的“口水”较多;现实中,90后说话,前缀后缀经常是没完没了的“然后 |
A.“语言癌”这一概念能迅速升温,是因为两岸媒体与学界的关注和热议,击中了命门。 |
B.两岸的“语言癌”在表现形式上有着不同,但在症状上,并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 |
C.台湾有关部门的应对方策虽然可喜,但在全社会形成说“雅语”的“雅风”更为重要。 |
D.治愈“语言癌”的过程中,既要吸纳流行语中健康生动的词语,也要适时对语言清污。 |
材料一:
幼读朱熹研究《诗经》的著作《诗集传》,心中很有疑惑:雎鸠是挚而有别(情意深厚又能保持一定距离)的,君子与淑女是像它们的,那么,这明明是“比”而不是“兴”了。朱子所下的赋、兴、比的界说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赋和比都容易明白,惟独兴却不懂得是怎样一回事。看《诗集传》中他所定为兴诗的许多篇,还是一个茫然。
数年来,我辑集了些歌谣,忽然在无意中悟出兴诗的意义。如“阳山头上竹叶青,新做媳妇像观音”,这里很可看出起首的一句和承接的一句是没有关系的。“新做媳妇”的美,并不在于阳山顶上竹叶的发青,之所以会成为这样无意义的联合,只因“青”与“音”是同韵。若开首就唱“新做媳妇像观音”,觉得太突兀,不如先唱了一句“阳山头上竹叶青”,于是得了陪衬,有了起势了。至于说到“阳山”,乃为它是苏州一带最高的山,容易望见,所以随口拿来开个头。这在古乐府中也有例,“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我们懂得了这一个意思,于是用“关关雎鸠”兴起淑女与君子便不难解了。作这诗的人原只要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嫌太单调了,太率直了,所以先说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只在“洲”与“逑”的协韵。至于雎鸠的挚而有别,淑女与君子的和乐而恭敬,原是作诗的人所绝没有想到的。八百年前的郑樵,他早已见到这一层。他在《读诗易法》(《六经奥论》卷首)中说:“关关雎鸠,是作诗者一时之兴,所见在是,不谋而感于心也。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他的解释是极确切的。
在苏州的唱本中,有两句话写尽了歌者的苦闷和起兴的需要:“山歌好唱起头难,起好头来便不难!”
(摘编自顾颉刚《起兴》)
材料二:
(颉刚)兄,您以“山歌好唱起头难”来说明“起兴”的必要,是不错的,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愚弟以为由近及远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歌咏的情事往往非当前所见所闻,这在初民许是不容易骤然领受的,于是乎从当前习见习闻的事指指点点地说起,这便是“起兴”。又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事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连着。如《吴歌》“阳山头上花小篮,新做媳妇多许难”,这里不但首句与次句不相联贯,而且首句上下截也明显是拼凑而成,无可理解,可是“阳山”与“篮”皆习见之物,首句韵字“篮”与次句韵字“难”,音韵近似,便可满足初民的听觉,他们便觉得这两句是相连着的了。这种“起兴”的句子多了渐渐会变成套句;《诗经》中常有相同的起兴的句子,这是因为此种句子唱得久了,流行得广了,要唱新歌的人也可借用;省得另起炉灶,另找习见习闻的事物编成句子——那究竟费力呀。反正只须跟着韵就行;唱惯了的句子倒更容易入于耳、出于口,更容易发生效用呢。这起兴句的韵脚之重要,决不下于全句的内容。四言意少,常以两句起兴,韵可在次句;七言歌谣,起兴常只一句,所以必有韵。
诗有赋比兴之分,其实比兴原都是赋,因与下文或涵蕴的本义的关系才有此种区别。赋是直说;比是直说此事以譬彼事,而彼事或见于文中或否;兴是直说此事以象征彼事——或用(颉刚)兄说,直说此事,任意引起他事。无论比兴,所直说的“此事”,原来必当是眼前习见习闻的事物。墨子论譬,说是“以其明知喻其所不知”,这正是比兴的作用,至于后来因艺术之美用比,则当另论。所以比兴与赋并无绝对的分别,只是说诗者的一种方便。
(摘编自朱自清《关于兴诗的意见——致顾颉刚》)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朱熹认为,《关雎》一诗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引出下句,是“比”而非“兴”。 |
B.顾颉刚认为,兴诗开首一句与承接一句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意义在句尾的韵脚相协。 |
C.郑樵认为,起兴句是创作时偶然所得的,作者并没有考虑它与下句的意义关联。 |
D.朱自清认为,民歌中一些起兴的句子因朗朗上口、传唱久远,渐渐变成套句。 |
A.顾颉刚以辑集的歌谣为例,辨析《诗经》中“比”“兴”的问题,例证典型。 |
B.顾颉刚引用郑樵的话,进一步佐证自己对“兴”的看法,其源可溯,有理有据。 |
C.朱自清关于赋比兴的阐述,既指出其相同之处,又论及其差异,分析全面。 |
D.顾、朱二人都引述了民间歌谣,论证的方法相同,结论也相同,互为印证。 |
A.“山歌好唱起头难”,顾颉刚引此以论证起兴的必要,朱自清则据此提出由近及远的原则。 |
B.广东多个地区的童谣,常以“月光光,照地堂”作为起首句,这是“比”而不是“兴”。 |
C.曹操的宴饮诗《短歌行》因每句仅四言,而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两句来起兴。 |
D.朱自清在顾颉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赋比兴无实质区别的看法,推翻了前人的观点。 |
诗歌起源的探讨同艺术起源的探讨一样,曾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时至今日,用思维与文化的眼光重新考虑这一课题,似可区分出诗歌的二重起源——圣诗与俗诗,分别加以探讨,可以避免许多纠缠不清的死结,使问题逐步明朗化。
简单地讲,圣诗指服务于宗教信仰和礼仪活动的诗歌唱词,如祭祀歌词、咒词、祝祷之词、招魂曲词等等。圣诗起源较早,当与人类法术思想的成熟和语言的发生同步。各大文明初始时期被各种宗教奉为“经”的诗歌作品,如古印度《吠陀》和《薄伽梵歌》、古伊朗的《阿维斯塔》、希伯来《圣经》中的诗篇、古埃及的《阿维斯塔》中的诗作、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中的颂神诗与创世史诗《艾努玛·艾利什》、古希腊文明中大部失传了的诗体启示录等,便都是因及时见诸文字记载而保存至今的圣诗。俗诗是相对圣诗而言的,泛指一切与宗教信仰并无直接关联的民间歌谣、韵语唱词等。俗诗的起源从理论上讲,当与圣诗不相上下,同样以人类语言能力的发生为前提。但由于二者在初民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地位大不相同,所以早期的俗诗大都因为无法及时记录为文字而湮没无闻了。《诗经》中的“颂”与“风”,大致相当于这里所说的“圣诗”与“俗诗”,而“雅”则介乎二者之间。
圣诗与俗诗虽同样古老,但其内容和形式却各具特色,相互之间既有影响作用,又明显地属于不同的思维和文化的产物。圣诗的溯源研究实际上必然属于宗教文化的范畴。俗诗的根源则在于世俗文化,尤其是民间的文化。随着从原始到文明的演进,许多本来作为宗教信仰对象的圣诗逐渐向世俗化方向转变,也就是从固定于仪式场合演唱的歌诗向非信仰的、文学性的说唱诗转变。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现存的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以创世神话和祖先事迹为主题的长叙事诗,似可看作由仪式性的圣诗脱胎而来的产物,但它们同世俗的抒情歌诗并不同源。安德鲁·兰的看法是,应区分民歌与史诗的不同来源,他说:“民歌有长时期和普遍的流传是可以证明的;这些歌,是从民众嘴里和心里出来的,同那些艺术诗,由于贵族为得到一种只有他们能有的那种史诗而生的,可以说是正相反。”
按照这种看法,民歌出自民间,反映的是民众的世俗心声;史诗出自贵族,是个人性诗作的滥觞。如果参考当代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安德鲁·兰所区分的两类源头实际上正是“圣”与“俗”的区别。
与史诗相对的民歌或歌谣之所以具有充分的世俗特性,是因为它们出自远离宗教圣事的民间下层阶级。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说的正是下层民歌创作的情况,与“美盛德”的宗教诗和史诗显然大异其趣。
(摘编自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
1.下列对“圣诗”与“俗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圣诗与俗诗是学者运用当今的思维与文化的眼光来研究诗歌起源时似可区分出来的诗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源头。 |
B.圣诗与俗诗虽然属于不同的思维和文化的产物,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但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 |
C.圣诗是指服务于宗教信仰和礼仪活动的诗歌唱词,各大文明初始时期被各种宗教奉为“经”的诗歌作品即属于此类。 |
D.俗诗泛指一切与宗教信仰并无直接关联的民间歌谣、韵语唱词等,在初民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地位超过了圣诗。 |
A.用思维与文化的眼光探讨诗歌的起源,虽然可以避免不少纠缠不清的死结,使问题逐步明朗化,但还不能很肯定地说彻底解决了诗歌起源的问题。 |
B.《阿维斯塔》、《阿维斯塔》、《艾努玛·艾利什》等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大部分记载下来并得以流传,可能是因为它在初民意识形态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
C.圣诗与俗诗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可以相互转化。许多本来作为宗教信仰对象的圣诗从固定仪式场合演唱的歌诗变成非信仰的、文学性的、说唱性的俗诗。 |
D.民歌出自民间,反映的是民众的世俗心声;史诗出自贵族,是个人性诗作的滥觞。安德鲁·兰的观点恰好说明诗歌的起源有“圣”与“俗”的区别。 |
A.从理论上说,俗诗与圣诗起源的时间应该差不多,它们都以人类的语言能力的产生为前提,但圣诗源于宗教文化,俗诗源于世俗文化。 |
B.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现存的以创世神话和祖先事迹为主题的史诗性质的长叙事诗,似可看作由仪式性的圣诗转化来的,但依然与源于世俗文化的俗诗不同。 |
C.民歌或歌谣之所以具有充分的世俗特性,是因为它们是下层百姓在自己的实际生活环境中创作的,歌者远离了圣诗作者那样的宗教目的,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
D.在世界各大文明初始时期被各种宗教奉为“经”的诗歌作品,如希伯来《圣经》中的诗篇、中国的《诗经》等,都是当时及时地被文字记载下来而保存至今的圣诗。 |
回溯史学史,可以看到,史学进步发展的动力,是学科自身强大而主动的反省、修复能力,是开放包容和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历史学都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冷遇和低谷,但随着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入,古老的历史学得以不断地迸发出新的活力。历史学发生的“数字转向”,便是已知的诸多新变化之一。
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格缜密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职业规范。仅以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为例,史料的范围从一般的档案、文献、典籍等,逐渐拓展到考古、图像、数据、口述等文字之外的形式。最近20年来,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与数字化原生史料的大量出现,成为历史学“数字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关于传统史料的数字化转换。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史料在不同介质和载体之间的转换,如由口述传统向文字书写的过渡,直接带来了传统史学的诞生;再如碑刻铭文的拓印,文稿的誊写、抄录与印刷,还有一度非常盛行的微缩胶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步。其中,文字书写与近代印刷的发明和应用,对人类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产生过革命性的影响。现代数码技术的发展,使得文件的存储、携带、阅读、检索和传播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单就史料本身而论,数字化使得历史研究者有可能尽量多地获取、占有和运用史料,并且全面细致地掌握相关的研究状况。但是,海量的史料超出了人类自然的阅读能力,这是之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新问题。于是文本、数据库和网络范围内的电子检索,成为今天每一个研究者日常的基本操作技能;而利用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统计学等方法的“数据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大数据”模型分析也应运而生。
再来看原生的数字史料,也就是运用数码技术直接制造产生的各类电子文档、信息和记录。随着数码电子设备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一个“数码”的时代。对于未来将要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他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取这个时代里大量以数字形式出现并存在的历史资料。在未来的研究者所要处理的史料中,也会有大量的电子邮件、数码通信信息、社交网络记录等。况且时代在变迁,信息存储的设备和格式可能早已更新换代,加之电子信息缺乏实体的物理存在,更为隐秘、难以查找,也易被删除、破坏、篡改和散佚,许多私人信息、官方文件和电子设备可能还设有加密保护。这些情况,对于仍然按照现有学术训练模式培养的研究者来说,恐怕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一些对未来史学发展的展望中,常常会提到“数字考古”“数字考证”等概念,这些或许都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家们的学术基本功之一。
事实上,数字化对历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数字化的媒体、技术和工具,已经深入到历史学的各种实践、演示、分析、教学、研究和传播当中,取得的成果也不胜枚举。但是,由于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传统学科本身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张力,对于历史学的“数字转向”这一议题也尚未达成共识,亟待深入展开讨论、更新学术规范、明确前进方向。历史学的研究实践,不仅需要广泛借鉴各种新的技术手段、充分利用先进的高科技产品和工具,而且要前瞻性地思考历史学本身在未来数字时代中的学科定位与理论特色。
历史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在时间序列上展开研究的学问,因此人们常常把历史比作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对话。而作为对话参与者之一的历史学家,通常站在其身处的时代,带着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展开相应的研究和写作工作。作为历史学分支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审视自身学科的独特视角,也促使我们思考与展望历史学的前沿趋势和未来前景。历史学者应该抓住时代机遇,迎接历史学的“数字转向”。
(摘编自周兵《迎接历史学的“数字转向”》,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历史学科自身强大而主动的反省、修复能力,开放包容和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都成为历史学研究进步发展的动力。 |
B.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入使得古老的历史学不断地迸发出新的活力,“数字转向”也是其中的一个新变化。 |
C.自19世纪,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职业规范,已比较严格缜密,这主要体现在史料收集、整理和考证上。 |
D.史学研究所遇到的数字化后海量的史料已超出了人类自然阅读能力范围的问题,是以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新问题。 |
A.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与原生的数字史料的大量出现,是判断历史学“数字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
B.文章第三段主要采用举例论证和假设论证的方法,列举了多个传统史料数字化转换的现象,阐述了数字化的意义。 |
C.文章在陈述观点时,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或许”等词语,体现了作者论证语言的严谨。 |
D.经过充分论证,作者建议要提前思考历史学在未来数字时代中的学科定位与理论特色。 |
A.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历史学都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冷遇和低谷,说明历史学的发展难免会遇到困难。 |
B.收集、整理和考证的史料范围不断扩大,表明历史学的“数字转向”要从文字拓展到文字之外的形式。 |
C.按照现有学术训练模式培养研究者不符发展要求,必须要具有“数字考古”“数字考证”等学术基本功。 |
D.数字化对历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是对于历史学的“数字转向”这一议题尚未达成一致的认识。 |
5.请简要梳理本文的论证思路。
材料一:
①文物承载文明与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与时代价值,理应依法受到保护。被业界誉为“南方周口店”的福建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曾获评 200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把古人类在福建生活的历史提前至约 18.5万年前。珍贵历史文物“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对于事关全局利益与长远发展的文物保护,切不能只算经济账、眼前账、局部账,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正如习近平同志当年批示所要求的,“必须认真妥善地加以保护”。
②具体的文物保护工作,确实常常与地方推进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矛盾,有的可能“耽误”矿产开采,有的可能“妨碍”土地资源盘活,有的还可能“影响”工业园区建设。据测算,叫停万寿岩矿体开采,对企业造成经济损失有6000多万元。这可不是一笔小钱,直接关系到企业效益与区域发展。然而,经济发展可以转型,文物资源不能再生。历史文物一经破坏,便难以修复,损失无法计量。所以,在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上,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来不得半点含糊。
③人们常说,文物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其实,“利”同样在“眼前”。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对历史文物进行科学开发和利用,完全能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一方面,相比文物的单一与脆弱,经济建设所需资源,大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可替代性,下功夫去寻找去改变去升级,总会有解决办法和出路。另一方面,文物保护不等于单向度付出、投入。万寿岩遗址如今已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独树一帜的遗迹展示、教育与研究基地,按文化旅游融合思路去开发,同样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有利于缓解资金压力,创造新的增长点。不为短期利益蒙蔽,算大账、长远账,完全能够做到“文物保护和发展生产两不误”。
④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是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保护,是“让文物活下去”;利用,就是“让文物活起来”。保护是利用的前提,保护好才能利用好;利用是保护的拓展,利用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传播文化,更有效地提升文物保护意识。近年来各地博物馆借助网络“走出去”,历史文化景区开展研学旅行、体验旅游,文创产品蓬勃兴起,都是文物保护与利用相得益彰的成功案例。把“文物保护与利用”这篇文章写精彩,必须精准把握好舍与得、破与立的关系,该关停的影响保护的发展项目必须坚决叫停,该拓展的价值利用项目一定要积极推进。
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保护文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锻造文化自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全社会共同努力,在保护和利用文物中激发穿越时空、直击人心的文化力量,一定能留住文化之根,守住历史之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魂聚力。
(周人杰《让历史文物“活起来”》,有删改)
材料二:
文物呈现的不仅是“物”,更是“文”,其中蕴含着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唐代画论家张彦远认为,图像有“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效用,“与六典同功”。基于此,要想让文物“活起来”,不仅要讲好文物的故事,展现文物的美,还要挖掘文物本身的文化意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文物本身就是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文物”二字最早见于《左传·桓公二年》:“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中国传统金石学关注的主要就是带有文字的青铜器、玉器、碑刻等器物,这些基本都与礼制、制度相关。其中鼎、簋、鬲、盘、尊、爵等礼器,主要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
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青铜器利簋,被认为是国宝级文物,就是因为内壁底部铸有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簋本是食器,后用作祭,祀和宴飨的器物,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天子在祭祀、宴飨、随葬时,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依次类推,不能越级使用。
其次,文物留存有中华文化的符号。“器以载道”,文物是文化的载体,是实物的文化,它蕴含着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精神状态、风俗信仰等信息,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文物是看得见、摸得着、可感可知的实物,每个人面对它时,都有自己的打开方式,让文物“活起来”就是要帮助人们找到那把打开的钥匙。
现藏于曲阜孔子博物馆的《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以连环画的形式,通过36 幅画记录了孔子的73载春秋,构图精练、造型传神、设色亮丽,通过图像和题文,让世人知晓至圣先师的善德懿行,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摘编自周俊玲《器·美·道——文物叙事的三重向度》)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文物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历史文物一旦遭到破坏便难以修复,因此,经济发展必须要为保护文物让路。 |
B.在保护的前提下对文物进行科学的开发和利用,就可以弥补因保护而带来的经济损失,而且社会和经济收益会更大。 |
C.文物的价值不在“物”而在“文”,因此,我们研究和利用文物,要挖掘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D.古代的青铜器、玉器、碑刻等器物,基本与礼制、制度相关,并且能反映出使用者的一些信息,为中国传统金石学所关注。 |
A.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存在着矛盾,单纯强调保护文物,就有可能影响到某些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地方的经济发展。 |
B.目前,许多学校安排学生到博物馆或历史文化景区开展研学旅行活动,这也是使文物“活起来”的一种方式。 |
C.我们要想了解某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精神状态、风俗信仰等,最好的途径就是研究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物。 |
D.在考古研究中,根据墓葬内鼎、簋等礼器的数量多少,考古专家可以大致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等级。 |
A.某地博物馆依托唐颜真卿楷书《西亭记》残碑召开形式多样的学术研讨会。 |
B.敦煌博物馆从收藏的残损文物中挑选出一部分珍品安排专家进行修复。 |
C.央视《国家宝藏》栏目通过对文物的梳理与总结,演绎文物背后的故事。 |
D.故宫博物院根据太和殿屋顶檐角的装饰物推出文创产品脊兽钥匙扣。 |
5.请简要梳理材料一的行文脉络。
美好的事物人人向往,若是缺少发现的眼睛,它也容易被遮蔽。上海市某儿童画展,一位小朋友的作品上有一个洞,评审们好奇地问,这是不是一幅破损的作品。小朋友说,这是进入世外桃源的入口。孩子的答案,耐人寻味。如何擦亮发现美的眼睛,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去回答的课题。
根据教育部日前与13个省(区、市)签署的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备忘录,当地政府将会同教育部门支持学校美育发展,建立美育评价制度。这是《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印发之后,推进学校美育工作的又一重要举措。
众所周知,美是有力量的,没有美育的教育也是不完整的教育。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审美教育对于人格培养的作用。蔡元培先生曾大声疾呼:“美育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人生观教育”。乔布斯也曾直言,苹果与其他计算机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追求科技的同时,始终保持对于艺术和美的追求。
然而,如何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赋予美育应有的位置,以更有力的抓手、更具体的评价机制,去培养和提升每一个公民的审美能力,却长期缺少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或许是因为,社会上并没有形成对审美能力的饥渴感。在人生每一个有趣的方面,都有美感的存在。美术馆内,许多人驻足于一幅名画前,凝神欣赏;音乐厅内,观众为一首乐曲微笑、颔首、动心;街头驻足,白发苍苍的老人,衣着得体、妆容精致地在你身边神采奕奕地走过,这些都是美的窗口。可是,肯定也有不少人认为,美既不能充饥,也不能养家糊口,不懂审美也没什么大不了。
只是,在物质供应日益丰沛、精神问题愈显突出的现代社会,审美能力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个人来说,它关系到感受生活的能力。我们每个人身处相同的世界,但是对于美的理解不同,打量世界的视角不同,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也就不同。难怪有人说,“从我们心中夺走对美的爱,也就夺走了生活的全部魅力”。
对社会而言,审美能力也是培育历史文化意识的重要基础。如今,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出国后选择去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玛雅美术馆参观,但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却不在少数;尽管城市中的雕塑越来越多,但真正走入市民精神生活的却寥寥无几;艺术品市场繁荣火爆,但泡沫也不小,个别收藏者连作者都不了解就举牌,一转身又投向下一场拍卖。可见,缺乏足够的审美能力和对于美的内在追求,国民很难在内心深处真正树立文化自信,也很难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不断提升现代文明的水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育是一种刚需。从现在起,全社会真正行动起来,支持美育发展,建立科学的美育评价制度,为时不晚。尤其是学校教育,要把美育课的开展真正重视起来,不断完善相关课程,配备充足的教师,探索科学的教学思路与方法,彻底从只重知识传授、技能训练,轻视人格养成与心灵教化的功利式教育中解放出来,注重引导学生的感知能力与审美情趣,保护好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很多时候,为美而献身,比为面包而活着更加幸福。当每一个公民都拥有发掘美好的眼睛与心灵,拥有完善的性格、更富情趣的人生和更高的精神境界,不仅是个人之福,也是国家之幸。
(摘编自“人民时评”2018年6月25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当地政府根据教育部要求,支持学校美育发展,建立美育评价制度,对推进学校美育工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B.美育是一种刚需,这是因为审美教育有利于健全人格的培养,它是培育历史文化意识的重要基础。 |
C.培养审美能力,对个人、社会意义重大,倘若缺乏足够的审美能力和对于美的内在追求,就很难提升现代文明的水位。 |
D.全社会没有形成对审美能力的饥渴感,人们认为美并不能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求,长期以来没有赋予美育应有的位置。 |
A.文章提出论点后,层层递进,全面论述了美育的重要性,剖析美育研究缺少方法的原因,进而制定措施。 |
B.文章论述审美能力对社会的作用时,列举大量生活现象,点例与面例相结合,大大增强了说服力。 |
C.文章在论述美育的重要性时,用详实的事例加以阐释,所引事例涵盖古今中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
D.文章运用正反论证的方法,将人们对待艺术的种种行为表现进行比对,以此突出审美能力的作用。 |
A.采用怎样行之有效的方法培养和提升每一个公民的审美能力,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共同思考的课题。 |
B.全社会都真正行动起来,转变观念,支持美育发展,建立科学的美育评价制度,是生活所需,是形势所迫。 |
C.为面包而活只为解决人的温饱问题,为美而献身则是高雅的精神追求,在很多时候,精神美更令人幸福。 |
D.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只要擦亮眼睛,善于观察,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 |
说“韵”
金开诚
“韵”最初的含义大约是指声调的和谐。蔡邕《琴赋》中的“弦弦既抑,雅韵复扬”,陆机《演连珠》中的“赴曲之音,洪细入韵”,用的便是这个意思。
声调的和谐经过人的“通感”首先向两个方面蔓延生发。一个方面是指人的神情、气派、风度上的和谐得体,这一般被称为神韵、风韵。但神情、气派、风度这几个词,一般说来是中性的,无褒贬之意。而神韵、风韵一般指神情、气派、风度中已经含有了某种和谐之美。另一个方面是在文学艺术中蔓延,这一般被称为气韵。如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将“气韵生动”列为绘画六法之首。
不过,以上所谓的形容人的和谐用神韵、风酌,形容文学艺术的和谐用“气韵”,这只是就一般而言,实际上两者混用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韵”的含义既已蔓延到形容人与文学艺术,就势必还要扩散到各种事情上去。“风流韵事”即其显例,而其事则必须和谐才能称为“韵”。如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修褉,就是风流韵事,有“墨皇”《兰亭集序》为证。倘若这帮人喝醉了酒争吵起来,乃至大打出手,那就既不“风流”也非“韵事”了。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写的不算“风流韵事”,因为“始乱终弃”这件事并不和谐;等到《会真记》演变成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写的就是“风流韵事”了,因为那事情虽有波折,终趋和谐。和谐之美是“韵”的核心含义,这是不大有变化的。
“韵”虽以和谐为核心,但这和谐却还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从谢赫强调的“气韵生动”就可以看出,和谐还须是动态的,具有外在的或内在的生动性。比如说时装店里使用的木制模型,套上了时装不能说它不和谐,但没有气韵;而活的时装模特儿的表演却变静态为动态,具有外在的生动性,那就或多或少有些气韵了。犹如断臂的维纳斯雕像之类,那是不穿时装也有气韵的,因为它具有内在的生动性。“韵”所指的和谐要结合生动这个特征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它首先出于声调,而声调则是流动变化的;蔓延到人,则人的神情、气派、风度也只有在活动中才能表现得充分;又蔓延到文学艺术,自然更要求生动传神。静态的书法、绘画尚且要求形象生动,才谈得上气韵,更何况动态的电影与电视剧等。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倘若毫无气韵,那便是劣作。
第二个特征是“韵”的和谐还要使人玩味不尽,所以又生发了“韵味”这个词。在京剧行家看来,唱得有没有韵味,乃是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照理说,一个演员唱戏,只要音色不怪异,又不荒腔走板,自然已达到和谐有“韵”的标准;但,事实上,“韵”之外还要再加上“味”,就是说这种和谐还必须能够引发音乐审美中的联想与想象,这样才会有使人玩味不尽的魅力。只有有了“味”,才能使“韵”这个审美标准更加富有中国特色。因为“韵”所指的和谐已经是传统的中庸思想的一种表现了,如果再加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味”,那就又涉及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阴阳统一了。
总之,对“韵”的追求,不但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而且也为传统文化宝库带来了相当客观的创造性成果。有关“韵”的创作经验和思想经验是很值得继承发扬的,它能使中国人的生活与创作多一点风姿韵致,少一点不文明。
(节选自《艺术欣赏之旅》,有删改)
1.下列关于“韵”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谢赫提到的“气韵生动”,体现的是文学艺术中的“韵”,这是由“韵”的最初含义经过人的“通感”在文学艺术中蔓延而生发的。 |
B.人的神情、气派、风度中所体现的“韵”只有在活动中才能表现得充分,并且这种神情、气派、风度上的和谐得体,一般无褒贬之分。 |
C.“韵”最初的含义大约是指声调的和谐,后来通过人的“通感”蔓延到形容人与文学艺术,并进一步蔓延到各种事情上,这些符合“韵”的标准的事情都含有和谐之美。 |
D.对“韵”的创作经验和思想经验的继承发扬既关乎个人的生活,也关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
A.“韵”首先出于声调,而声调是流动变化的,所以“韵”的和谐一定要结合生动这个特征。 |
B.和谐虽然是“韵”的核心,但在此之外,还要“气韵生动”和有“韵味”,这样才能使“韵”这个审美标准更加富有中国特色。 |
C.有“味”才能引发审美中的联想和想象,“韵”是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的结合。 |
D.静态的书法、绘画中的形象生动体现的是和谐外在的生动性,而电影或电视剧生动形象的演绎则体现了和谐内在的生动性。 |
A.正是因为形容人的神韵、风韵与形容文学艺术的气韵的混用,所以“韵”的含义才能由声调的和谐扩散到各种事情上去。 |
B.“韵”是“有”“实”,“味”是“无”“虚”。“韵味”强调作为“韵”的核心的和谐在生动之外还要有使人玩味不尽的魅力,这是比生动性更高层次的要求。 |
C.唐代元稹的《会真记》写的不算风流韵事,而《会真记》演变成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之后所写的就是风流韵事了,这说明事情只有经历波折,才能达到“韵”的和谐。 |
D.对“韵”的追求,不但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且也为传统文化带来了创造性成果,这一点是其他民族文化所无法企及的。 |
中国传统文学中,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常常形影不离。
第一,以借景抒情为主、以叙事造势为辅,是诗词曲之韵文文体。其中,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以故事为主线的叙事诗,如《七月》《长恨歌》等;另一种以抒情为主,情中带事;还有一种是事隐藏于诗情画意之后,明其事方可体会诗境和真情。其中,第三种最知名的应算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此诗的关键词是“古人”和“来者”。这两个词隐含着一段诗人以乐毅自居、欲在军中施展抱负却反遭贬罚的悲伤故事,以及古代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贤士的佳话。由此,“古人”和“来者”都是比喻伯乐。自信有乐毅之才的陈子昂,却找不到可识其才的伯乐,不由得怆然涕下。这样一来,叙事与抒情依然相从相生,只是事隐于情之后。
第二,以叙事为主,以造境写意为辅,是散文、小说的非韵文文体。其中,小说虽然主要是叙事的,却常伴有诗词曲赋和诗情画意的场景;唐传奇则倏忽奇变,给人诗情画意的美感,实为以诗思、诗笔叙写小说。就长篇小说来看,我们就不时能看到其中夹杂着诗情画意的场面。在《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刘备招亲”一类的场景画面屡见不鲜。在《西游记》《水浒传》中,也常见给人带来闲情逸致之乐趣画面。而《红楼梦》叙事如画,愈读愈感诗情画意充盈其内。且不要说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单小说第一回写甄士隐的故事,便可谓一部《红楼梦》的缩影和解读之文眼。一僧一道之《好了歌》,贾雨村中秋吟月之诗,“贾雨村”“甄士隐”的谐音寓意,处处暗藏玄机。
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形影不离现象的根源在汉字里。甲骨文字里的象形符号至少有两大类:一类是表意的物象符号,如山、水、日、月、鱼、马、牛、羊,一般表现静止的意义,多用来造境写意。另一类是事象符号,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一定空间和时间长度的符号。比如“奠”字,上面是一个盛酒的容器,下面是一个有腿的长台子,将一大容器的酒搬放到一个大台子上,为的是祭祀神明或祖先。一般来说,物象符号多由单一的符号构成,事象符号则由多个物象符号构成。这种事实表明,事象符号是物象符号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更为复杂的产物。物象符号一旦进入事象符号群里,原来静止的属性就会被激活起来,从而具有动态性。由此,物象符号和事象符号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存关系。这种相互依赖性和同生性,正是中国文学中抒情与叙事、写意与故事同生共长的根源。
(摘编自许建平《读懂中国文学,还得从汉字入手》)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诗词曲之韵文文体一般以借景抒情为主,但也包括以故事为主线的叙事诗。 |
B.只有了解黄金台之典与陈子昂的抱负与遭遇,才能读懂他怀才不遇的悲怆。 |
C.甲骨文中多个物象符号构成更高阶段、更复杂的、具有动态性的象形符号。 |
D.“三顾茅庐”“刘备招亲”在叙事场景之中常夹杂着许多诗情画意的画面。 |
A.第四段分析了甲骨文两种符号的共存关系,指出中国文学的特点与汉字的关系。 |
B.文章第二段与第三段分别从韵文文体与非韵文文体两个角度阐述了首段的观点。 |
C.文章多处运用举例论证,特别是汉字象形符号的举例,便于读者明白汉字特点。 |
D.首段提出全文中心论点: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融为一体。 |
A.叙事诗与小说均以叙事为主,但是叙事形式不同,一属韵文,一属非韵文。 |
B.“奠”字以盛酒的容器、有腿的长台子等物象符号,表达祭神祀祖的含义。 |
C.《红楼梦》或穿插诗歌,或利用谐音手法,暗示情节发展,提供解读思路。 |
D.读《长恨歌》、《好了歌》、唐传奇等中国传统诗歌,都可以从汉字入手。 |
材料一:
口述史工作最理想的访谈对象,当然是历史的亲历者。这是重点访谈对象,却并非唯一的访谈对象。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先行对他的亲友、同事、学生展开访谈。通过访谈他周边的人,了解重点访谈对象的家庭、工作经历、性格,能更好地辅助口述史工作者掌握历史亲历者的背景资料。在展开访谈前,能够针对其性格、经历来设计提问,更好地引导被访者,使采访事半功倍。
一般来说,前期资料的搜集主要通过查阅公开出版物和档案来完成。翻阅公开出版物后,对历史事件将会有个大概的把握。剩下的就是探索历史的细节。要还原历史,不仅要从大处着眼,细处也非常重要。历史的细节可以通过档案资料和口述来得到,这就需要口述史工作者在开展工作前先行做细致的调研和思考。
在开展工作前,可以和访谈对象确定访谈的次数。根据访谈的次数,把一个大主题划分成几个小专题:可根据实际情况,或是以时间段来划分,或是以事件来划分。每一次访谈,应以一个小专题为主,事先确定好提问的内容。两小时的访谈,一般约可设置十个大问题,提问和讲述的时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问题的设置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在访谈开始前,可先将事先拟好的提纲提交给被访者,让他们事先有所准备。这样,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也不至于无所适从,或者花费过多的时间思考。
(摘编自胡晓菁《做口述史工作的几点体会》)
材料二:
口述史学的跨学科特征与其研究方法和理论来源的跨学科紧密相关:口述历史访谈需要新闻学的采访技巧,受访者的选择需要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口述历史资料的转录和编辑需要语言学和文学的表达方式,口述历史资料的解释需要诠释学和心理学理论,等等。概言之,口述史学实践与研究本身具有多元属性与多元特征,因而它能够充分吸收与借鉴相关学科的概念、方法与理论,形成跨学科特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口述史学的研究与诠释视角汲取人类学、叙事学、文本理论、批判理论和记忆研究等相关学科理论而不断深化与革新。以口述史学的核心问题“记忆”为例,当代口述历史研究者吸收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有关个体记忆、自传记忆、大众记忆、集体记忆、公共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创伤记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逐步形成一套适合口述历史记忆问题的解释模式与理论框架。
口述史学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与应用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综观口述史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可以发现,它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在跨学科应用中,初级形式主要是利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来记录、保存、书写与传播相关学科本身的发展史,其学科门类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军事学等众多学科。比如,国内较具代表性的口述历史计划是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等11部门于2010年正式启动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其部分成果是目前已经出版50余种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同样,大英图书馆和科学博物馆也曾于2009年联合启动英国著名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口述历史计划——“英国科学口述历史”。此外,口述史学的跨学科应用还体现为其学术术语、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学科理论与功能在其他学科与领域中的交叉借用与整合。比如,在医学研究中,已经有众多学者将口述史学用于老年医学与怀旧治疗等临床医学与健康护理领域,希望通过口述历史为那些老年失忆或经历心理创伤的患者提供医学治疗,甚至逐渐发展出一门具有高度跨学科特征的新兴学科——叙事医学。此外,口述史学的跨学科应用还涉及众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如环境保护、反贫困、历史文化保护、市场营销等,因而其研究成果可以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摘编自杨祥银《激活多元功能,充分发挥口述史学的跨学科应用价值》)
材料三:
口述史学家在新世纪遇到的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口述历史的自传模式问题。众所周知,个人回忆的生动翔实是口述凭证的一大特点,但同时也是它的主要局限性。历史学家B·塔奇曼尖锐地指出,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总的来说只保存了“一大堆废物”。尽管多数历史学家不同意塔奇曼的观点,但也认为口述研究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潜力,因此必须设法确定口述史料的学术价值。口述史学家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回忆的可靠性问题。叙述者的原始材料无论多么完美,但毕竟不是历史本身,更不能代替对历史的解释。除了采用综合分析和比较的方法之外,口述史料与文字史料、实物资料的相互印证和补充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杨雁冰《口述史学百年透视》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口述史工作者应先采访重点访谈对象的亲友、同事、学生等,以便有针对性地设计提问,使采访事半功倍。 |
B.由于能够充分吸收与借鉴相关学科的概念、方法与理论,口述史学的实践与研究具有多元属性与多元特征。 |
C.口述史学推动着跨学科研究与应用,现在在世界各地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 |
D.口述史学资料来自受访者的个人回忆,属于自传模式,难免会有因过于追求生动翔实而导致资料不可靠的问题。 |
A.口述史学的发展与其理论来源紧密相关,随着相关学科理论的发展,口述史学的研究与诠释视角将得到深化与革新。 |
B.口述史学跨学科应用不仅体现在用口述历史方法来记录、传播相关学科本身的发展史,还体现在它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借用与整合。 |
C.口述史学的跨学科应用涉及众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因而其研究成果可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
D.口述史工作者在做好确定对象、搜集资料、明确提纲等前期工作,展开访谈后,还要转录、编辑以及解释历史资料。 |
A.阅读老教授的相关专著,了解他的兴趣爱好,激发他畅谈教育历程的热情。 |
B.访谈以老科学家本人为主,广泛访谈其学生、亲友,编写《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 |
C.查询抗美援朝时期的气象资料,对比老志愿军战士回忆的战斗经历和具体场景。 |
D.参观陶器博物馆,通过已采访过的制壶技艺传承人确认后,加进自己搜集的图片。 |
5.请简要梳理材料二第二段的行文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