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咋猛长绿色产品

吴齐强 李铁刚

“贴上绿标，小黄瓜身价倍增，一公斤卖到12元！”说起绿色农业，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店下镇店下村村民陈青山赞不绝口。

也许你不知道，有“赣中粮仓”之称的宜春，绿色农业同样表现不俗。目前，全市认证的绿色食品146个、有机产品350个，绿色有机农产品数量占到全省40%。一个传统农业大市咋长出这么多绿色产品？

宜春青山绿水，农业资源得天独厚。但长期以来，传统农业效益比较低，农民增产难增收。

“农民就靠种地，但要换个种法。”万载县茭湖乡谢溪村村支书邓福根说，十多年前，他和几个村民试种有机姜。老邓坦言，一开始并不顺利，技术不行，一次一次找专家解答；技术难题解决了，市场又不认可，价格一直上不去。但邓福根相信，好产品一定能卖上好价钱。多年坚守，谢溪村的600亩有机姜迎来市场转机，价格卖到普通姜的1.5倍，姜农年收入几十万元。示范立竿见影，村民积极跟进，有机毛豆、有机草莓、有机水稻,村里有机农产品实现了全覆盖。

绿色有机农业好是好，可调结构不能政府一厢情愿。宜春的做法是“政府引导，让市场发力。”

全市10个县市设立专门服务窗口，182个乡镇建立流转服务中心，2106个村建立服务站，全市土地流转面积达197万亩。政府还提供技术服务。樟树市中洲乡为土地“减肥”，推广绿肥种植、秸秆还田，多用农家肥。江平村村民邹润平说：“往年我每亩地至少要施20公斤复合肥，30公斤钾肥，今年除了一车牛粪，只下了5公斤复合肥。”

在宜春，绿色有机观念渐入人心。铜鼓县大塅镇交山村，106户村民以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种植有机白茶1000亩，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农民参与分红。去年，合作社收入240余万元，村民人均增收1100元。

绿色有机农业，靠一家一户不行。宜春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区，促进各种要素向园区聚集，实现农业生产标准化、品牌化。

在袁州区现代农业示范园，负责人杨军生介绍：“优质农产品才有竞争力，现在园区聚集的都是绿色有机企业，产品畅销国内外，供不应求。”

宜春全市建设7个国家级、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去年以来，园区共投入资金29亿元，引进培育新品种220个，示范推广新技术40余项，农产品加工产值近6亿元。

有质量还要有市场。宜春利用大型会展、互联网+电子商务等多个平台，组织生产经营主体“走出去”，不断拓展市场销售网络。同时把品牌建设作为发展核心，规范有机绿色产品的生产、认证、经销等行为，打造一批知名、著名品牌。全市共有袁州油茶、靖安白茶、宜丰竹笋等7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樟树中药材、高安蔬菜等地方特色产业成为亮丽名片，整体品牌效应逐步凸显。

密切利益联结，让农民融入产业，钱袋子鼓起来。宜丰县新庄镇南垣村返乡大学生姚慧峰，前年回乡种植绿色有机水稻。他种出来的稻谷每公斤卖10元，价格是普通稻谷的4倍多。

看到有机稻的高收益，村民纷纷要求加入，他成立了生态种植合作社，并注册了“稻香南垣”商标，还开发出豆腐、米粉、米糕等一系列有机农产品。“合作社还开通了网络、微信销售平台，通过线上线下销售，稻香南垣系列产品供不应求。”姚慧峰说，目前合作社有成员71户，种植面积800多亩，年产值400多万元。

（选自2017年2月19日《人民日报》）

共同体思想始终作为政治哲学讨论的课题而存在着，儒家的思想内部同样具有一种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先秦儒学中的大同世界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奠基于“天道”的本体论之上。而“天道”往往被视为超越世俗政治的法令，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其次，儒家认为，在大同世界中，人们把公共利益视为普遍性的追求目标。国家间的“和而不同”，就是以最和谐的公共价值观包容多元的差异。第三，大同世界的另一现实表现是文化层面的“大同”。但大同思想没能在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实现，而真正通行于中国两千年政治社会的是以“家国一体”为核心的小康礼制。小康社会的出现标志着私有制的形成和对氏族公社制度的打破。“天下为家，各亲其亲”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公天下”向“家天下”的历史蜕变。

尽管“公天下”没有在现实层面得到落实，但宋明时期的儒者却通过吸收佛教思想，把空想性的“大同”观念转化为一种 以道德实践为核心内容的共同体思想。任何一种共同体理论都是建立在人格平等、互信互爱的基础上，与佛教倡言“慈悲为怀”“众生平等”“万物皆具佛性”的理念有相通之处。宋儒受这种观念启发，也认为虽一草一木亦具心性与天理。他们的思想重心已经由大同世界的制度设计转为通过心性修养成为达到万物一体境界的人，并将整个世界看作自己的家庭。不过，宋儒讲“万物一体”，似乎更倾向于展示宇宙间人与物的关系，尚未能在人我交往的社会现实中展开。直到王阳明以良知为本体，以亲民为工夫，将宋儒“仁体”落实到具体的人我交往之中，才真正建立起一种普遍性的道德共同体。在王阳明看来，若要使仁德作用于天下，就必须将道德的自我涵养与泛爱万物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即明明德与亲民的统一。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加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世界政治、文化也趋于多元化发展。世界各国联系不断加强，同时国家竞争纷至沓来，意识形态冲突、国家利益至上、狭隘民族等问题愈演愈烈，严重危及共同体的良性运转。那些憧憬采取“华盛顿共识”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路线就能改变本国命运的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腾飞。反观中国高歌猛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儒家的共同体思想就凸显出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方案追求的不仅仅是自身发展，更是带动周边国家、带动世界共同发展。中国的儒家尊重所有的文化，包容所有的文明，强调建立一个以尊重、平等、包容、共享、和谐、多元为原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携手与共去应对各种人类面临的挑战与危机。

（摘编自刘培功《从“大同世界”到“万物一体”》）

百岁杨绛亦芳华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年满百岁了。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魅力。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锺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锺书的。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直到钱锺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但即便如此，在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向75岁的杨绛颁授“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其后，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风雨生活的《我们仨》，到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在杨绛先生住宅小区的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1977年春，钱锺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很多人都为此感叹，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锺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锺书在世时的旧样。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锺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百岁老人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相继去世后，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已累计到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 　　

她和钱锺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锺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锺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锺书的“拦路虎”。 　　

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要学会享受做一滴清水的快乐。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摘自《深圳特区报》）

精神明亮的人

王开岭

十九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

“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

一位以“面壁写作”为誓志的世界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当作一门必修课来迎对……为什么?

它像一盆水泼醒了我，浑身打个激凌。我竭力去想象、去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着它——陪伴你的，有刚刚苏醒的树木，略含咸味的风，玻璃般的草叶，潮湿的土腥味，清脆的雀啾，充满果汁的空气……还有远处闪光的河带，岸边的薄雾，怒放的凌霄，绛紫或淡蓝的牵牛花，隐隐颤栗的棘条，月挂树梢的氤氲，那蛋壳般薄薄的静……

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偃息和孕育；而日出，则象征着一种诞生，一种升跃和伊始，乃富有动感、汁液和青春性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充满了新的热力。

黎明，拥有一天中最纯澈、最鲜泽、最让人激动的光线，那是生命最易受鼓舞、最能添置信心和热望的时刻，也是最能让青春荡漾、幻念勃发的时刻。像含有神性的水晶球，它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原初印象，唤醒体内某种沉睡的细胞，使我们看到远方的事物，看清了险些忘却的东西，看清了梦想、光阴、生机和道路……

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力量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认真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

“按时看日出”乃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透过那桔色晨曦，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剪影：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

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次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

仔细想想，或许确实有过那么一两回吧。可那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凌晨 ——睡眼惺松，满脸疲态的你，不情愿地背着包，拖着灌铅的腿，被人流推搡着，在昏黄的路灯陪衬下，涌向出站口。踏上站前广场的那一刹，一束极细的猩红的浮光突然鱼鳍般游来，吹在你脸上——你倏地意识到：日出了！但这个闪念并没有打动你，你丝毫不关心它……

或许还有其它的机会，比如登泰山、游五岳什么的：蹲在人山人海中，蜷在租来的军大衣里，无聊而焦急地看夜光表，熬上一宿。终于，当人群开始骚动，在巨大的欢呼声中，大幕拉开，期待已久的演出开始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混乱、嘈杂、拥挤不堪中进行的。越过无数的后脑勺和下巴，你终于看到了。和预期一模一样。你会突然惊醒：这是早就被设计好了的，美是美，但就是感觉不对劲儿。

而更多的人或许连一次都没有！一生中的那个时刻，他们无不蜷缩在被子里。他们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第一万次、几万次地打着呼噜。那光线永远照不到他们，照不见那身体和灵魂。

多少年，我都没有因光线而激动的生命清晨了。

一个真正热爱自然、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一如福楼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比平日里看到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

（有删改）

行将消逝的物语：油纸伞

李振南

每当在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季节，深夜里听那淅淅沥沥、时断时续的春雨时，我的思绪便会穿越时空，抵达江南小镇的小巷和它的油纸伞。

在我的脑海里，油纸伞是江南最美丽也是最遥远的一个梦了。记得儿时，在滴滴答答的雨帘下，我们撑开油纸伞，一爿爿烟雨葱茏的天地近在眼前，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田园风光纷至沓来，让人恍然进入梦境。现在，这个梦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只有在那些发黄的典籍里，还能依稀看到它们的影子，也只有在以假作真的影视画面里，能模糊地见到它们的赝品。

油纸伞，它于何时何地发明，又是哪一个独具慧心的匠人所造，现已无从考证。但我想，油纸伞的出现，一定是在江南，被潇潇暮雨氤氲着的江南，很容易使人产生创造的灵感。于是，一把把油纸伞，从江南仄仄的小巷里走出，伞下的人或是明眸皓齿的女子，或是一袭青衫的书生，静静地在雨中沉思、遐想或踟蹰，那么宁静，那么典雅。或是两把油纸伞交错磕碰而过，蓦一回首，便擦出了爱的火花，产生了如水的柔情。正像在《雨巷》里徘徊的诗人，苦苦等待着眼睛里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也正像民间传说中的《白蛇传》里，因为油纸伞演绎了许仙、白娘子的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油纸伞走向乡下，肯定是《白蛇传》以后的事了。这种竹木结构，用纸糊成的雨伞，都无一例外地散发着桐油的漆味，芬芳但又有一丝刺鼻，那黄黄的颜色，温暖着打伞人的心。记得，小时候乡下农人的家里，多半都是有一把油纸伞的。现在，我想起来，我家也有一把手柄长长的油纸伞，虽然不知道使用了多少个年头，伞面也已破旧，然而孩提时每每撑开，总会有山水的味道，有亲人的味道，在雨中一路追随陪伴。

我家的油纸伞属于祖传或是母亲陪嫁过来的，我至今仍不得而知。按照我们这里的乡风，油纸伞是“有子生”的谐音，是吉祥的象征。所以，过去在闺女出阁时，其父母总要送上一把油纸伞讨个吉利。我家门角里的这把油纸伞是不是母亲的陪嫁物，我一直没有问过，那时也不懂得问。

过去，乡下的油纸伞，一般是妇女和儿童的用物，成年男人的遮雨工具是箬笠、蓑衣，他们讲究的是实用，不需要诗情画意的伞。我儿时使用油纸伞都是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又大又笨重的油纸伞，有时候我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将它撑开。在斜风骤雨中，油纸伞和人都晃荡在乡间泥泞的土路上，这时，雨模糊了视线，风吹淡了田园的颜色，雨和伞构成一组天然的乐器，雨在伞背叮叮咚咚地敲打着音乐，此起彼落，使寂寥中的行人有了一份乐曲的慰藉。

油纸伞仅陪我走过童年和少年的时光，尼龙雨衣出现后，它便被搁置在每户人家的墙角、厨房而渐渐地破损、霉变，直到永远消失。如今，油纸伞早已被式样繁多的自动伞、折叠伞取代，它们做工精细，如五彩的花朵在大街上、小巷里、阡陌中次第开放。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尽管它们源于油纸伞的构想，是油纸伞的沿袭，但已缺乏了油纸伞的诗意。因为它们没有了木质的湿润，油纸的芬芳；没有了其张开时的热烈、坦诚和闭合时的羞涩、含情脉脉，缺失了一个民族的古典情怀。所以，当若诗若梦的油纸伞逝去后，我们就再也无缘读到一首像《雨巷》那样令人心澄眼热的诗歌和《白蛇传》那样缠绵悱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