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不是美学家，《老子》中也很少谈文学艺术，但其中某些用语如“妙”“朴”“虚实”“有无”，某些命题如“大音希声”“大巧若拙”“知白守黑”等，却对后来的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和艺术创作的基本法则。而其中最具根本性、最广为人知的，则非“道法自然”莫属。

“道法自然”语出《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而道则取法于自然。对老子所说的“自然”，今人容易产生两个误解：一是将“自然”理解为一个比道更高、更抽象的存在物，二是将“自然”等同于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但事实上，老子所说的“自然”并不是一个居于道之上的抽象存在，也不是那个外在于人类自身的客观之物，而是本然，是自然而然。因此，“道法自然”的意思其实就是遵循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它的另一种表述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者，顺其自然也，因其本然也。唯其如此，道才能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自然成就一切。

老子所说“自然”非客观之物，但“道法自然”并不反对以自然造化为师。既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天地万物无疑是人取法的对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法者并非物之表象，并非天地、自然万物的客观形态，而是显现于其中的某种意蕴。老子有关道的认识，得自他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和思考。万物各有其道，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人道、地道、天道莫不如是，而皆以自然为依归。

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把隐含在老子哲学中的潜在美学思想充分地展开了。在《庄子》一书中，“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寓言的形式得到了具体生动的阐述，如通过“东施效颦”“混沌开窍”等故事说明自然为美的道理，通过“伯乐治马”“鲁侯养鸟”等故事批评人为改变事物自然本性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庄子并不绝对否定人为的作用。固然，“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但如果是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从事人的创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便能巧夺天工、妙造自然，臻于“刻雕众形而不为巧”的境界。较之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庄子上述见解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更为直接。

在“道法自然”等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孕育出了独特的美学系统。与西方哲人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不同，中国古人并不赞成逼真地复制现实，而主张在作品中呈现自然昭示的意蕴。相应地，中国古代艺术家在观察事物，进行创作时，其目的也不止于对物象外部形态的把握和描摹，而更着意于传达物象背后的理趣。进而言之，中国古典艺术之所以重神贵虚，如书法讲究神采为上，绘画追求气韵生动，诗歌推崇意在言外等，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选自张海明《中华美学关键词：道法自然的要义》，有删改）

中晚唐时期怀古题材的篇什大量涌现。诗人们面对昔日繁华一时的古迹，或者那些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帝王陵寝，联想到唐王朝盛世不再，都不禁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当然，中晚唐诗坛上之所以怀古诗发达，其深层的原因更在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当年歌舞喧天的繁华城阙，如今却荒草离离。诗人用自己的眼光、体验，来烛照历史的情境，使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在历史中映出现实，在现实中反观历史。

诗的意境都是以时空形式存在，而诗中的时空，又未必是自然客观的，甚至也非纯然心理的，而是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以意象化的方式绾合在一起的审美时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语），便是形容诗的时空张力。怀古诗在时空感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诗人多将现实和历史糅合在一起，两重时空并置叠映，使人们既能穿越于时间的隧道，在眼前呈现出当年的光影；又能感知于当下，创造出身临其境的实感。刘禹锡的《石头城》尤能体现此种双重时空特征，其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山、城、潮汐，既是眼前之景，也是旧时风物。当下的时空是眼前景，过去的时空隐含于其中，深邃的历史感寓含于诗境。

时空并置只是一种分析模式，而如果要在审美上感受到这种张力，并且获得对于历史的感怀、对于当下的省思，必以意象或意境的直击心灵才能生发出强烈的审美效应。中晚唐的怀古诗，为了表现世事的沧桑陵替，往往以意象为焦点进行转换，绾合古今，使读者往来于古今之间。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堂前燕”的流转，寓含人世之沧桑。朱雀桥，乌衣巷，在六朝时都是大士族的聚居之地，而今却成了寻常人家。“堂前燕”作为枢机，联结古今。如果说，怀古绝句多数是以一个意象来绾合古今，那么，律诗则是以若干意象来联结古今，构成了整体组合式的双重时空。

时空的并置与绾合，通过意象的呈现而获得审美魅力，而诗人的观照方式也起着重要作用。韩林德先生曾说：“一个民族持何种观照世界的方式，是持直线式的‘焦点透视’，还是持曲线式的‘流观’，归根结底，受该民族的哲学思维和美学思维支配。”（《境生象外》）“流观”似乎是中国画的观照方式，其实诗中也多用之。从中晚唐的怀古诗来看，诗人往往从多个视点上来观照古今的迁替，通过几个不同的意象表现盛衰之感。中晚唐怀古诗中的时空是融为一体的，时间的纵深也就是空间的展开。怀古诗的审美魅力，可以从时空的向度上得以理解。

（摘编自张晶《时间绾合的中晚唐怀古诗》）

“逐水草而居”虽然是草原民族的基本游牧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游牧区域具有绝对随意性，草原固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各地区牧场却大体划分区域，成为固定的部族或部落放牧场所，草原民族的季节迁移、转换营地基本限于在划定的区域内进行，因天灾人祸偶然越过界线到其他部落牧场内放牧的现象虽然在草原上不是新鲜事，但以一个区域为基本核心构成游牧空间却是草原上通行的习惯。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所谓“各有分地”即划定放牧区域，匈奴各部分区放牧。不仅匈奴人“各有分地”，分区放牧是诸草原民族的通行做法。

《辽史·营卫志》载：“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明史纪事本末》载：卫拉特蒙古“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地皆有分地，不相乱”。清以前历代王朝中，草原民族实行“各有分地”的范围界线多带有习惯性，而且分地也没有严格界线，因此跨出分地游牧的现象屡见不鲜。进入清代，以蒙古人为代表的草原民族传统的不明确的“分地”边界逐渐变得严密而明确。自清太祖时期起，随着满洲人对蒙古人作战的节节胜利，蒙古各部纷纷归附清朝，至太宗时期，内蒙古几乎全部归附，或编入八旗，或安置领地于其故地，或给予新地安居下来。在安置方法上后两者均依满洲八旗之制，变成蒙古各旗，并同时划定地界、指定牧场、分配与编组户口，确定了各旗的放牧范围，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管理方法。

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不是无序的行为，牧民不但保持如中原农民般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周期性生活节律，而且也有着与农民耕地相似的一片往复游牧的草场。“各有分地”虽没有耕地那样明确的所属关系，但无论是习惯上形成的还是以制度性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每一个部落都有一片相对固定的草场，牧民四季营地的安置与逐水草的游牧生活基本均在这片草场范围之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自己分地内牧草生长不好或遇到旱灾、雪灾等灾害，才临时逐水草到其他部落分地内放牧。“各有分地”是草原牧民的空间占用形式，数千年来，正由于草原上存在“各有分地”的规则，草原才保持着以和平为主的历史进程。

以“各有分地”为规则的游牧生活维系着草原上分区游牧的秩序，维系着草原上的和平。但和平不是永久的，在战争阴云下，民族之间、部落之间无论起因于优良草场之争，还是起因于权力范围之争，或起因于宗教信仰之争，胜利的一方都会在新的领地建立新的分区放牧秩序；失败的一方则需千里游牧万里迁徙寻求自己的立足之地。非正常的迁移时常打破草原上原有分地的秩序，随后又建立新的分地，步入新的稳定。

游牧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包括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方式，以及依各有分地为原则确定的游牧空间。数千年里，草原民族依照这两项基准在草原上建立了生活秩序与空间秩序，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着草原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实现了由草原民族、游牧帝国迈向世界征服者的史诗进程。

（摘自韩茂莉《中国历史畜牧业的地理空间与草原游牧方式》，有删改）

“诗象”用于指称依靠文字内容而产生的主体想象和认知。“音象”与“诗象”是构成文学“意象”的基石，充分剖析作为“意象”重要维度的“音象”，有助于全面认知“意象”概念。

魏晋之前，“音象”主要以“乐象”为存在形态，到了唐代，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是“音象”存在形态之一。就此种“音象”而言，音乐或格律的运用会使作品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或气质，从而在整体上营造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效果。对入乐性作品来说，这种整体效果主要借助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来实现；对不入乐作品来说，则主要以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来体现。配乐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最典型形态，对唐代而言，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曲辞最具代表性。来看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据考证，该诗配乐歌唱之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王维诗的立意在送别，故此可以推断与之相配的音乐也应当以感伤的基调为主，即便是先有辞，然后才根据意境产生了曲，但音乐由回环的旋律而产生的“三叠”的唱法，对诗意的升华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从而使渭城清雨与阳关漫道、绿柳垂杨与大漠孤烟的形象对比更为突出，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唐代入乐性作品，还包括很多杂言曲辞。各种民间谣辞、酒令、琴歌，甚至是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深入人心，加以传播。很显然，吟唱之声的婉转动听，在人们接受文意、领会经旨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可能是模糊的，但它相当于一个朦胧的场域，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结合，从而使“意象”意义获得彰显。

如果说，入乐性的歌诗由于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得“音象”的作用较为突出，那么下面就来考察不入乐的徒诗“格律”中蕴含的“音象”潜能。对唐代徒诗而言，李泽厚称：“盛唐诗歌和书法其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甚至把唐代的律、绝体诗歌称为“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这充分说明了这些作品本身具有的音乐性。正是由于唐代诗歌在格律上仍然保留着音乐性潜能，在吟诵过程中产生的音乐效果便构成了新的“音象”存在形态。这种音声层面的“音象”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得益彰，从而使“诗象”升华为“意象”，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境界。

综上所述，“音象”在文学中与“诗象”同样重要，它们都是构筑“意象”、生成意蕴的必要保障。“音象”与“诗象”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

（摘编自韩伟《唐代“音象”刍论》）

注重情感表现自古以来是我国文学的鲜明特色和优良传统。不仅诗词歌赋始终离不开抒情言志，就是神话传说和戏曲小说也无不以情感为内核，注重表现人性人情以打动人心，追求以美善战胜丑恶的结局，使人们的美好情感和愿望得以寄托与慰藉。与此相适应，中国文论也建构起了言志说、缘情说、性情说、主情说等理论观念，既是对这种文学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深刻阐释，反过来也对文学实践给予有力支撑与引导。

一个多世纪前，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进入现代转型时期。那时的文学理论，受西方现代审美论文学观念影响，力图将我国传统情感论与现代审美论有机融合起来，创建新的审美情感论文学观念，以适应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发展的要求。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中阐发的便是审美情感论的现代文学观念，他认为感情与美是文艺的一对翅膀，想象是使它们飞翔起来的能力，而使人欣悦则是文学的目的，因此，感情、美和想象便是文学的三个特质。从上述可知，我国现代文论转型并没有割断传统，而是努力将情感表现与艺术审美融合起来建构新的文学观念，这对于新文学实践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现代文论转型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建构及其发展。反映论文学观念的重要特点是要求文学真实反映生活，特别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及其认识作用。但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并不仅限于追求真实性，同时还强调典型性和思想情感的力量。联系文学实践来看，以巴金的创作为例，他说当初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所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怎样生活得更美好，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从《家》《寒夜》等作品中，我们不仅能看出作者的影子与生活的真实性，更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作者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感。在作者笔下，寒意袭人的生活中并不缺少人性温暖，普通人物的命运遭际中无不充满了同情，令人悲观绝望的现实处境里也仍然让人看到希望。

然而后来的文学观念嬗变没有把这种文学传统继承下来。情感表现论的文学观念日渐式微，文学反映论也发生了各种不同情形的变异。一种情形是不要“源于生活”而只强调“高于生活”，似乎艺术创造越高大上越好，导致文学创作完全凭想象编造生活和粉饰现实，随心所欲地拔高乃至神化人物，把文学变成某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蜕变为一种伪现实主义。进入新时期后出现的另一种情形，作为对伪现实主义的反拨，只强调“源于生活”的真实性，而反对“高于生活”的典型性，使得有些作品只停留于各种阴暗生活与人性扭曲现象的揭露性描写，从中感受不到人间温暖，也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成为一种简单化的“暴露文学”，谈不上真正的文学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富有责任感的文论家积极倡导并努力建构审美反映论，将反映论文学观念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审美反映论的要义就在于，文学不仅是生活的反映，更是审美的艺术，而文学审美的核心就在于审美情感。在文学作品中，不仅有生活的真实再现和摹写，而且还有作家想象的创造和情感的表现，这才是文学的根本特性。这样的理论阐发无疑有助于深化对于文学反映生活的理解，从而将文学创作引向正确的道路。

（摘编自赖大仁《重建当代“情感论”文学观念》）

随着我国居民的精神文化消费比重显著提高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许多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发设计的文创产品呈热销态势，带动文创产业持续发展。在这一热潮中，也存在产品开发同质化、对文化内涵理解不深等问题。如何通过文创产品使优秀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成为滋养当代人生活的养分？

文创产品一大特点是文化赋值。文创产品研发重在实现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源的转化，关键之处在于文化精神的创新表达。从传统造物的造型、色彩、纹饰、工艺。提取和凝练直观鲜明的文化艺术符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是较为常用的设计方式。比如故宫文创的口红，色彩取自故宫院藏文物，外观取自宫廷绣裳纹饰；敦煌文创的胸章，选用六合莲花等盛唐时期的藻井纹饰；颐和园文创的月饼礼盒，纹饰取自乐寿堂“百鸟朝凤”、粤绣屏风纹样和园林建筑景观等。这些仅仅“形似”还不够、优秀文创产品还要体现中华传统美学的风格和意蕴，表现中华民族的自然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文创产品不仅是“物件”，更是一种文化表达。文创产品需植根文化、立象取意，在深层次上赋予消费者以文化的温度，在百姓日用中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助力文化传承与发展。

中华文化不仅保存在典籍文献、遗址文物中，更蕴藏在人们衣食住行用的日常生活中。文化传统只有存续在生活中，才能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过去，不少文博场馆的纪念品远离生活、缺乏创意，消费者买来后，大多将其放置在角落，任其蒙尘。当下，一系列文创产品从日常生活需要出发进行创意设计，不再局限于礼品馈赠和纪念品收藏，而是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但也应看到，一些文创产品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其质量和设计水乎还有待提高。比如，有的仅仅将文物纹样装点于服饰上，而不考虑具体穿戴场合。生活是文创产品创新的广阔天地，设计者应当深入熟悉当代生活，准确理解文化内涵，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应用场景和实用功能，优化文创产品的使用体验和情感体验，赋予文创产品以独特性和生命力，让人们在“日用而不觉”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创产品“火”起来，离不开对新生活新表达的熟悉和了解。比如，对于古代人物和动物，文创产品往往采用亲切、动漫化的方式来塑造，使其富有现代感，拉近人们与传统文化的距离。从古代壁画中复原的服饰，不再只用于影楼、剧院中，而成为不少年轻人行走街头的装束。穿越历史长河，古老的文化传统开始“逆生长”，在人们个性十足的生活空间和自我表达中得以传承、创新和发展。文创必须以文化为要素，尊重文化的本质和价值，避免单一、浅表地迎合市场趣味，更要防止恶搞。文创产品既要有趣味之作，也要有经典之作；既要有局部化用，也要有整体呈现；既要有现代技术助力，也要有传统工艺支撑。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造物的背后都是文化与精神之光。文创产品设计要深入解读传统、扎根现实生活，实现文化艺术对心灵的滋养。只有这样，文创产品才能承载厚重的人文底蕴，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在文脉延续中讲好当代故事。

（摘编自《文创设计：植根文化 贴近生活》）

生命的态度

朱良志

①朱光潜先生在谈到审美态度时，曾以古松作比喻，说人们对待古松有三种态度：古松是什么样的松树，有多少年份了，这属于科学的态度；古松有什么样的用处，这是功利的态度；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古松，发现古松是一种美的形式，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这是审美的态度。在审美态度中，古松成了表现人情趣的意象或者形象。

②其实，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以上三种态度都不同的第四种态度：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我生命相关的宇宙。我来看古松，在山林中，在清泉旁，在月光下，在薄雾里，古松一时间“活”了起来，古松成了一个瞬间形成的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我的“发现”使古松和我、世界成了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

③这第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引起与外在的观察混淆，称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包括我与外物）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在纯粹直观中创造一个独特的生命境界。

④这里的“态度”，又可以说是无态度，它的观照方式其实就是要去除态度。人总喜欢站在世界的对岸看世界，世界在我的对面，是被我感知的存在物、消费的客体、被我欣赏的对象。用这样的态度看世界时，人好像不在这世界中，成了世界的控制者、决定者。而“生命的态度”，则是由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与我的生命相关。

⑤王维《辛夷坞》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幽深的山林中，泉水淙淙流淌，溪涧边芙蓉花自在地开放，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落，这是一片寂静幽深的世界。又如王维《栾家濑》诗写道：“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在飒飒的秋雨之中，白鹭自在上下，诗人写的是自己的生命感觉。在这里，没有外在的“物”，没有被观的“景”，没有观照的主体，没有被观的对象。在诗人当下的体验中，人与世界共成一“天”，共同形成一个生命宇宙。这个世界，中国美学称之为“境”。

⑥中国艺术创造的这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有一些基本特点。它是艺术家在当下的体验中发现的，“境”是体验的真实。像王维《辛夷坞》《过香积寺》等小诗，几乎纯粹是山水花木的描写，没有人，甚至看不出有人的感情。其实，人隐在它的后边，这个生机世界是人在瞬间体验中“发现”的。“境”由心起，没有心灵的体验则没有境界，境界是心灵中呈现的事实。它是浑全的，人与山水草木等外在世界共同形成一个无分别的圆满世界。像吴历“一带远山衔落日，草亭秋影淡无人”诗中所呈现的那样，无人即有人，落日山影，草亭空阔，与我心浑然一体，没有分别，更无别虑，就是一个圆满的世界。最后出现在“境”中的人与山水草木是彼此相关的存在。“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凡常的小院，紧闭的院门，阴沉沉的天气里，寂寞的主人就坐在窗前，眼前是密密的小雨，满目的苍苔。在这里，苍苔、小雨、庭草，都成了诗人的对话者，是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存在者，由这样的存在者共同构成一个意义世界。

敦煌艺术在中国整个艺术史上的特点与价值，是在它的对象以人物为中心，在这方面与希腊相似。但希腊的人体的境界和这里有一个显著的分别。希腊的人像是着重在“体”，一个由皮肤轮廓所包的体积，所以表现得静穆稳重。而敦煌的人像，全是在飞腾的舞姿中；像的着重点不在体积而在那克服了地心吸引力的飞动旋律。所以身体上的主要衣饰不是贴体的衫褐，而是飘荡飞举的带纹。佛背的火焰似的圆光，足下的波浪似的莲座，联合着这许多带纹组成的一幅广大的繁复的旋律，象征着宇宙的节奏，以包容这躯体的节奏于其中。这是敦煌人像所启示给我们的中西人物画的主要区别。只有英国的画家勃莱克的《神曲》的插图中的人物，也同样表现这上下飞腾的旋律境界。近代雕刻家罗丹也摆脱了希腊古典意境，将人体雕像谱入于光的明暗闪烁的节奏中，而敦煌人像却熔化在线纹的旋律里。敦煌的艺境是音乐意味的，全以音乐舞蹈为基本情调，《西方净土变》的天空中还飞跃着各式乐器呢。

(选自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艺术与价值》)

材料一：

政策鼓励、市场认可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拥有光明发展前景的前提和基础性条件，但确保市场前景长久可持续，并真正在产销规模上不断冲高，最终还是需要市场的检验，即消费者真正认可新能源汽车产品。不可否认，由于客观的环境压力倒逼，也因社会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高度热情，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推广路径是适度超前的，即政府公务车、公共交通和民用三方面在共同发力，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发展更需要尽快形成产业自主发展的长期动力，其中技术不断进步对于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而言必不可少。实现技术进步，提升竞争力，正是跨越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比如，要通过提升并突破核心技术，解决新能源汽车高昂维修和养护成本、电池稳定性和耐久性，以及续航里程和充电设施的建设等一系列阻碍和难题。毕竟，新能源汽车市场寻求长远可持续发展，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着手解决，这些都需要依靠技术的不断创新加以应对和克服，才能实现一系列宏伟目标以及兑现新能源汽车发展兼顾产业进步和生态环保的双重重任。

（摘编自中国报告网《2017—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现状及竞争战略分析报告》）

材料二：

【注】同比，即跟上年度同期相比。

（《中国能源报》，《双积分政策优化带来多重利好》2019年7月27日）

材料三：

2009年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快速增长。2018年产销达到127万辆和125.6万辆，分别同比增长59.9％和61.7％。新能源汽车整车、关键零部件的技术水平明显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已由起步期进入成长期，产品的社会认可度显著提高，产业规模效应显现，动力电池和整车成本大幅下降。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长期执行补贴政策导致一些企业形成“补贴依赖症”，产业竞争力不强。二是消费应用环境仍需改善，一些地方对使用环节投入不足，充电等配套基础设施不健全，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三是地方保护仍然存在，不利于形成统一、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利于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四是随着保有量快速增长及车辆使用频率不断加大，新能源汽车产品运行安全风险增大，亟需加强安全监管，确保产业安全发展。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攻坚克难、爬坡过槛的关键阶段，应加快从追求发展数量向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节选自《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解读》，“新能源汽车网”2019年3月26日）

材料四：

无高额补贴的海外市场中，新能源乘用车车销量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形势良好。广阔的市场、新能源政策以及发达的汽车工业等促使欧、美两地成为海外新能源汽车主要市场。首先，欧美两地是传统发达地区，人民生活水平高，汽车消费量大，新能源汽车拥有广阔的市场。其次，由于环境保护等需要，政府也鼓励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积极出台多项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和车企生产新能源汽车，如法国为电动汽车主免除车辆购置税及公路税、美国对购买新能源汽车提供了税收减免，加州实行新能源汽车积分制等。最后，欧洲和美国有着成熟的汽车工业，拥有众多顶尖整车ㄏ商，几十年甚至百年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验让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更为迅速地把握市场，降低成本，提升续航。同时，创新的土壤还涌现了特斯拉这种行业标杆企业。

（摘编自《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发展态势》）

近年来，网络文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当代文艺建设的主力军和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并逐渐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和文化发展战略。然而，飞速发展的网络文艺在高度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轨迹上仍存在低俗、庸俗、媚俗、批量生产、原创匮乏等问题，其整体的艺术追求和美学要素仍无法完全做到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当前网络文艺的紧迫使命就是要深耕时代沃土，回答时代课题，创作出与时代主流价值观共鸣共振的作品，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描摹时代现实画卷。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产业赋能都对网络文艺的发展提出现实性和经典化诉求，网络文艺的现实题材也逐渐增多，体现出网络文艺创作的观念调整和美学转向。如，根据阿耐同名网络小说《欢乐颂》改编的电视剧至今已播出两季，引起很大反响。可见，这类现实题材的网络文艺因关注时代现实生活及人物命运起伏而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成为全民热烈讨论的文艺形式。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现实题材数量的简单增加还不能真正改变现有的文艺创作格局，网络文艺要真正有一番作为，需要在数量积累的基础上呈现质的提升。我们要警惕当前网络文艺现实题材的泡沫化、同质化倾向，充分发掘创新创造活力和想象力，长期不懈地做好广阔的现实时空和国家民族的宏大命题的对接。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绘写时代精神图谱。盛唐诗歌有磅礴浑厚之气，晚明戏曲小说追求思想解放之风，“五四”新文学吹响启蒙与救国的号角。那么，网络文艺又将如何绘写新时代精神图谱呢？当前的网络文艺呼唤精品，优秀的网络文艺作品在深入描摹社会生活现实、传递时代价值观和精神力量上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一些网络文艺作品的精神价值追求让位于娱乐经济效益追求，存在过度商业化、低俗化、平庸化等问题，高度预设的快感传播机制背离了人们对多层次、高品质阅读的期待，显然无法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当前的网络文艺要在注重流量和粉丝经济的同时，脚踏实地去感受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和气象万千的现实生活，为人民创作有温度、有筋骨、有情怀、有道德的文艺作品。唯有如此，网络文艺才能展现新时代人民生动丰富的精神风貌，谱写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气象。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引领时代文化风向。网络文艺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以文化自信为文艺培根铸魂，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构建出与当代中国的国家实力相匹配并具有持续发展活力和引领力的文艺生态。近年来，中国网络游戏、网剧、网络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剧等，纷纷走出国门，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力量。但客观而言，与席卷全球的好莱坞电影、韩剧、日本动漫等文化产品成功的文化输出相比，中国网络文学扬帆出海的历程和经验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对外传播的文化影响力也还不够。因此，未来网络文学若要持续引领文化风向，要在世界文学舞台呈现连接网络空间共同体的目标，除了不断加强原创品质的提升，还应更加敏锐、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反映时代精神，使中国网络文学真正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载体。

（节选自刘桂茹《网络文艺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光明日报》2019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