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国学有诸多联系，但不能直接画等号。书法是艺术，国学是学问。把书法当成国学，与把传统文化当成国学如出一辙。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用国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的学问才是国学。

那么研究书法的学问是不是就是国学了？不全是。举个例子，用传统文献学方法研究的传统书学，可称得上国学。

古代书论文献大多是文学性描述，多运用比喻、夸张和想象等文学手法，且行文简略，如孙过庭《书谱》中有一句经典概括“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意思是取法古人，不能背离时代条件，同时又不能随大流，过于迎合今人。写不出自己，看不到古人，是书法大忌。孙过庭以简短八个字，把古今书学的道理说通了。而这用短短几个字就能说透的问题，今人千言万语也未必能达其真谛。所以，凡遇古书论，都需用文献学方法，对所涉字词进行训诂学研究，这些自然属于国学范畴。

按照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划分，国学研究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一类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前者侧重于认识，后者侧重于实践体悟。书学也是如此。

书学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书法的基础是汉字，研究书法必须研究汉字本体，故此，书学的基础是字学，也即小学，小学又融于国学之中。所以，国学中的字学或小学，对书学研究有直接作用和影响。辑校和注疏是国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传统书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阅读和运用古代书论文献时，必须对其中的字词进行训诂或校注，否则易发生误读。譬如现在我们时常用“天真烂漫”一词形容书法作品至高的美学境界，但从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对“烂漫”一词的注解可知，“烂漫”的本意是花开十分，已渐有凋疏之意，用在书法上，则是指笔法粗疏导致的墨法凋疏，字法散乱。

书学还是有关人生体悟的学问。它不但需要对古代书论进行研究，更需要亲自实践。美感体验，或者说有关书法美的积淀，是在长期的笔法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而笔法的获得，又在于对人生、生命与自然的体悟，即唐人张璪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要有向外和向内的追求。向外追求最后都归于向内追求。向外追求自然，于自然万物中获得关于笔法的学问。譬如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黄庭坚观荡桨而悟笔法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向内追求内心的自证圆融，这方面，古代书论多有描绘，但过于玄虚。当然，笔法也可通过读书尤其是阅读古代书论获得，但读书也需进行人生体悟，读书而不体悟，等于吃饭而不细嚼，必定是“囫囵吞枣”。

所以，虽然书学与国学息息相关，但国学只是方法和途径。研究美、探讨美，是书学研究的终极旨归。但这美，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美学，而不是西学体系中的美学，故美学又必须建基于国学之上。国学也不是贴标签，而是实实在在地坐冷板凳，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

(选自朱中原《国学与书法》，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算法是指计算机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的计算步骤，用于计算、数据处理和自动预测推理。当前，算法技术广泛融入线上线下的各种应用场景，在提供各种便利性的同时，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算法作恶”逐渐引起人们重视。

算法自身不会对人们造成直接的危害，一般是通过算法的运行对人们的行为心理带来影响，算法作恶背后的心理效应主要包括回声室效应、信息茧房和尖叫效应等。

回声室效应指的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网络技术使得信息的传递和分享变得更加便捷简单，但也在无形中打造出一个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回声室”，使得人们更重视跟自己的假设或信念一致的事例。目前部分商业网站会根据用户的搜寻结果，进一步提供内容相近的网络信息，这种让人产生“挠到痒处”的心态反而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当我们越喜欢看某一类的文章，算法就越会更多推送类似的内容，这导致我们越来越加深自己原本的想法，即便自己原本的想法可能并不都是正确的。

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一般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内容，久而久之，会陷入像蚕茧一般的“信息茧房”中。信息茧房会加剧网络用户群体的极化，群体内的成员与外部交流会大幅减少，群体成员因为拥有相似的观点和看法，内部趋同的特征愈发显著，容易产生盲目自信、心胸狭隘等不良心理，并诱发极端思想和极端行为。

互联网平台的功能设置中，有时为了规避用户的反对，将一些体现个人自主性的设置隐藏很深，一般用户面对眼花缭乱的设置，很多情况下只能接受系统的缺省设置，将自主性完全交由平台。这种情况下，个体会不自觉地陷入平台算法推荐的信息中，对推荐内容感到高度满意并很难感知到自身的信息受限。算法借此不断培养用户对平台的依赖，久之，用户信息接收维度变窄，获取渠道单一，在单调的信息交互中形成特定的兴趣习惯，深陷“信息茧房”的桎梏。

尖叫效应是在资讯传播中得以显著体现，通过非法剪拼改编的惊悚、恶搞等低俗内容，迅速引发人们的大量关注，无论是从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还是引发人们的指责批评，都能获取高额的流量和点击率。在网络关注为王、流量为王的导向下，这种效应会成为一种传播的价值导向，吸引更多人制作违反道德、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在众多平台的裂变式传播下，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不良影响，算法就会沦为尖叫效应的帮凶。

技术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双刃剑”效应不可避免，但是考虑到商业的逐利内驱力，如果只寄希望于商业机构的自我约束，那无异于与虎谋皮。如何在充分发挥算法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潜在风险进行有效约束，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问题。

目前出现的一些超级平台，能够通过手中掌握的用户行为数据，实现对用户偏好的准确把握，并且有能力实现信息的精准投放。在资本的驱使下，仅仅通过“向善”的宣教很难达到效果。因此，必须通过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约束算法在合规的范围内被使用。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是欧洲联盟于2018年5月25日出台的有关信息保护的条例。GDPR面向所有收集、处理、储存、管理欧盟公民个人数据的企业，限制了这些企业收集与处理用户个人信息的权限，旨在赋予欧盟公民对个人数据的更多控制权。

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强调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应遵循“告知—知情—同意”的原则，即在处理个人信息前，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相关事项，并应取得个人同意。该法明确规定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并加大了对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惩处力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个人维权的难度。

GDPR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对中国互联网的冲击是巨大的，将对现有的基于搜集个人信息和隐私驱动的营收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使得算法在合法范围内被使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技术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堵住不断出现的算法作恶的新漏洞。加强行业自律，加强算法的道德和伦理建设是必要的。但是，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仍然会有平台游走在灰色的边缘地带。个人信息保护法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形成针对个人信息不法使用的包围圈。

大力保护用户的个人自主性，平台应该将个人自主性设置交由用户，向用户充分解释各项自主性设置的功能，使得用户能够对平台信息有更大的自主权。此外，在信息提供方面，平台应该对所有的信息平等对待，而不应该设置排他性的使用条款；扩大算法的信息披露力度，即作为算法的相关主体及利益相关方应该披露算法的运行原理，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和漏洞以及可能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潜在危害。

为了实现网络环境的风清气正，必须纠正“算法没有价值观”的价值判断。网络平台运营者应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我们应该发挥算法向善的一面，防止其成为不良内容传播的帮凶，以健康向上的价值观来规范和指引算法应用，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摘编自朱廷劭《算法技术人文应用中的向善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0期）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渊源和特点。认清中国文化的渊源与特点，才能认清中西文化的差别，从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应有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走自己的文化道路。

中国汉字的最早起源与祭祀、巫术、占卜有关，代表了人与天、地、神灵的沟通。一画开天，二分阴阳，三为天、地、人，汉字体现的这种神圣性，实际是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的汉字文化一脉相承。汉字从甲骨文、金文演变到楷书、宋体，前后相继又特色鲜明；从李斯的小篆到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毕昇的雕版印刷到清代的《康熙字典》，中国文字、文化的演变有非常清晰的传承谱系。

中国汉字成千上万，它的发生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汉字虽以象形造字开始，但绝大多数是形声字，既表音又表义：汉字结构有左右、上下、内外之分，但都有一个中心，都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方块字。同时，作为书写性文化，汉字最能体现中国人的艺术个性与审美情趣。真、草、隶、篆、行，五体变化，气韵生动。书法家的一笔一画，结构章法，都有情感和个性因素在里边。中国汉字还具有地域性特点。一方面各地方言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另一方面它又基于共同的文字表述获得了多样的统一性，这种方言和汉字加强了人们的交往，促进了人们的感情。

然而，近一百年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人迷失了自己的文化方向，丧失了应有的文化自信和理性认知，他们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应该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人过激地主张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倡导文字改革，即推行简化字、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人们出发点是好的，但事实上，这两项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汉字是否非要走西方拼音化的道路？笔者认为，汉字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个性。与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它主要是一种“以形表意”的文字，集形、音、义三位一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明、最形象、最丰富的一种文字体系。况且，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历来注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这种吸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翻译融入中国文化，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如我们的许多门常用语，如世界、平等、相对、清规戒律等都来自佛教用语。正是基于上述道理，汉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是谁优谁劣、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各自在保持文化个性和文化特点的同时，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发展的问题。正如《礼记·中庸》讲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论语·子路》讲的“君子和而不同”。

（节选自汪振军《汉字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

回望历史，19世纪的文学创作将文学从神学状态、准神学状态，最终推向了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间主义，或者说“文学即人学”的广阔大地。不过，当时流行的人性论和善恶模式，作为文学的聚焦区，作为现代启蒙思潮的重要部分，在进入20世纪的前后数十年里却出现了分化。

情况之一，“人学”成为“自我学”，或者说出现了自我路线。这种现象多来自发达国家的都市，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危机中。尼采的“酒神”说、弗洛伊德的“本我”和“无意识”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引导和呼应。正如彼德沃森在《思想史》中指出：“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美学对应物。”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卡夫卡等这些西方作家，差不多不约而同，把文学这一社会广角镜，变成了自我的内窥镜，投入了非理性、反社会的“原子化”和“向内转”，在作品中弥漫出孤绝、迷惘、冷漠、焦虑的风格。他们不一定引来市场大众的欢呼，却一直是院校精英们的标配谈资，构成了不安的都市文化幽灵。

情况之二，“人学”成为“人民学”，或者说出现了人民路线。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学成就时，使用了“人民性”这一新词，阐明了有关的三大内涵，即表现“小人物”，汲收民众语言，代表民众利益。后来，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等俄国作家，大多成为这种忧国和亲民的文学旗手，一直影响到中国以及东亚“为工农大众”的“普罗文艺”，乃至影响大半个地球的“红色三十年代”。这一幕出现在资本主义发达体系的底部和外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深重的人间苦难，非同寻常的阶级撕裂和民族危亡，作为穷国和穷人的尖锐现实，构成了文学新的背景和动力。

“自我学”和“人民学”，大概构成了20世纪两大文学遗产。

一般来说，“自我”与“人民”，作为微观与宏观的两端，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拓展对“人”的认知和审美，差不多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生活催生一种文字，释放了不同的感受资源和文化积淀。在良性互动的情况下，这也是“人学”的一体两面：真正伟大的自我，无不富含人民的经验、情感、智慧、愿望以及血肉相联感同身受的“大我”关切；同样道理，真正伟大的人民，也必由一个个独立、自由、强健、活泼、富有创造性的自我所组成。可惜的是，历史实践总是泥沙俱下，任何一种遗产都可能被有些人学偏和做坏，包括出现教条化、极端化、投机化的自我挖坑。当年鲁迅批判过“留声机器”和“招牌”式的高调“革命文学”，“文革”时期也出现过“造神”化的某些文艺宣传，直到当下广受非议的“抗日神剧”和“高级黑”，“人民”的形象在文学中屡遭扭曲，一再变得空洞而干瘪。在另一方面，非理性、反社会的独行者们也并非灵感大神，其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其幽闭或放浪的风格，无论是“沉默的”（布朗肖语）、“零度的”（罗兰·巴特语）、还是“无意义的”（昆德拉语），都让后来文学中的“自我”越来越面目雷同，离真正的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种高发性都市心理病——以至“文青”、“文艺腔”、“文科生”这些词，不知何时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已是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所向，成为文学及其相关教育的负资产。

更重要的是，时代在变化，文学不能止步于20世纪。“人民”与“自我”也都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潮扑来，多种视角该如何彼此含容和多元统一，重新融铸成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又比如，自有了生物克隆和人工智能，很多“自我”其实都是可以格式化、数据化、甚至能精确预测和管理的，哪有作家们以前想象的那么天赋异禀？当人的很大一部分智能被机器接管，众多专家发现，人类最后的差异性，恰恰表现于人的情感、精神、价值观、创造力。而这一切，恰好是共生环境和群体关系千变万化的产物，大大超出了“自我”的边界，不再那么“自我”，不是什么人成天照镜子可以照出来的。换句话说，“人民”与“自我”，都进入了新的陌生水域，都需要注入实践和理论新的活血。

（摘编自《文艺报》2019年7月22日韩少功《人民学与自我学》）

①宋代历史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特别的记忆。随着不同时期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的不同，人们对宋代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②元朝对宋的盖棺之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对程朱理学高度肯定，这与元统治者将朱熹学说定为“国是”一脉相承。其二，元朝史臣在论宋代“其有弊”时指出，“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这两个方面也影响了明清的认识。

③明朝统治者特别强调对宋朝历史文化的认同和继承。重修《宋史》和重视研究宋史成为明代史学的一大特色。有明一代先后产生了123种宋史著述，现存62种。明人对宋文、宋诗、宋词、宋画的褒扬和批评，更是奠定了宋代文学艺术与汉唐并峙的地位。

④19和20世纪之交，中西学者均将宋代历史指向中国近世的开端。1922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系统阐述了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内藤的假说是建立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而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与日本学界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对赵宋文化的高度褒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⑤那么宋朝“积贫积弱”的帽子从何而来？其实，早在南宋后期，有识之士就说“民穷”“财匮”“兵弱”是当时的三大弊政，元明清人一致认为宋朝“武备不振”和“积弱”。20世纪50年代末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将“积贫积弱”连用来概括宋神宗实施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先生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宋代历史部分的书写，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

⑥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积贫积弱”说呢？根据目前的研究，“积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延续到南宋，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财匮”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从“民穷”的角度来说，宋代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与魏晋隋唐相比，不论是法律身份地位、迁徙自由以及谋生手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不仅汉唐难以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而宋代大中城市里五万贯家财的富户人数众多，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宋朝的“积贫”。

⑦过去对宋朝积弱的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势弱，二是军事能力弱。对于后者虽有争论，但对于前者，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能认同，因为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不是辽、西夏、金、元所能比拟。

⑧进入21世纪，国际上开始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地位，这也使得国内学者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目前，宋代经济革命说、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散见于各类宋史论著。可预见的是，宋代历史的形象仍将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也是宋代历史的魅力。

（李华瑞《对宋朝历史为何有多样解读》，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7月1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称，在飞行检查中发现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问题。

疫苗事件引发了极大关注，而疫苗的真假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更改了生产参数的疫苗、效价不合格的疫苗并不等同于假疫苗或者“毒”疫苗。简单地说，疫苗的效价（疫苗的有效性）有一个60分的合格线，没达到合格线的疫苗可能只有40分，效果不够，不符合规定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疫苗没效果，也不代表它对身体有害。

某药物研发平台创始人兼CEO张清（化名）介绍，通常提到的假疫苗有两种，一种是疫苗上市之前研发数据错误导致疫苗为假，另一种的问题则发生在生产过程中，一般来说，原料选取的优劣和生产过程是否规范都直接影响疫苗质量。

某疫苗研发公司李强（化名）表示，“长春长生因更改生产参数而导致狂犬疫苗出现了问题，但他们更改了哪些参数，疫苗质量受到多少影响等情况目前都尚未公布，严格意义上这批疫苗暂时不能定性为假疫苗。但是企业不严格按照生产标准来生产疫苗肯定是违法的，必须受到严惩。”

（取材于 新京报《为什么疫苗容易出问题？》）

材料二：

2013-2030年全球疫苗行业市场规模变化趋势及预测全球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搜狐网《疫苗行业深度研究分析》）

材料三：

2月6日晚，瑞德西韦临床试验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启动，这引发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好消息纷呈沓至，人们热切盼望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和疫苗早日问世，尽早用于疾病治疗，挽救更多生命。但是，药物和疫苗研发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程序。

一般来说，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亚单位疫苗、重组微生物载体疫苗、核酸疫苗等类型。不同类型疫苗的研发手段略有不同，有些需要分离选取合适的病毒毒株，有些则要选取病毒里面能够制造疫苗的关键蛋白或是基因序列。一般要在实验研究筛选获得候选疫苗后，才能进行深入的开发研究。

无论是新药还是新疫苗的研发，都面临三大风险或困难，即巨额成本、漫长研发周期、低成功率。据美国塔夫茨大学药物研发中心评估，研发一种新药需要27亿美元。英国《自然》杂志也指出，新药研发成本约为26亿美元，大概需耗时10年，而其成功率不到1/10，疫苗研发的情况也大致相当。

此外，研发药物和疫苗还必须遵循现代医学的循证原则，也就是随机双盲对照研究。以研发抗御新冠病毒的药物为例，需要随机采用至少两个小组的人群、动物进行试验。一组用药，一组给予安慰剂。试验中要求对同一种药物进行试验的两组对象的条件（如，年龄、性别等）大致相当。双盲则是指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不了解试验分组情况。在药物和疫苗研发中，一般指医生和志愿者（包括参加试验的病人和正常人）都不知道是在试验什么药物。

在随机双盲对照原则之下，要进行体外（细胞）试验、动物试验、临床人体1-3期试验以及后续一系列试验，以验证和评价药物对目标适应症患者的治疗作用和安全性以及利益与风险关系。整个试验完成后，才能向医药管理部门申请上市和进入临床使用。

（取材于光明网《新冠病毒药物和疫苗研发也要遵循科学规律》）

“大数据”无法触及诗词的本质

陈慧

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诗云》，讲述了一个外星超级智慧生命体试图用“大数据”征服中国古典诗词的故事。小说想要表达的是，技术是反诗意的，对于依赖个体心灵和内在情感的诗歌来说，技术永远无法触及诗歌的本质。日前，《清华附小六年级学生用大数据分析苏轼还写了论文》的报道又引发众人关注。这促使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将诗词作为“数据”进行检索研究是否合理？让小学生通过大数据分析诗词是否合适？

诗词与大数据能否相得益彰，要从二者各自的特质说起。无论从创作还是从赏析的角度，诗词都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艺术，正所谓各言其志，诗词中大多寄托着作者的情感体悟，而诗作的水准则由诗人的才性神思所决定。诗词中的意象和兴味往往只可意会，需要在读者和作者之间达成某种精神上的默契。

对诗词的欣赏研究，不能一味寻章摘句，因为一首诗或词首先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营造出自洽而完整的意境。然而，大数据分析是一项纯客观的方法，是对客观数据的碎片化处理：如对苏轼全部诗词进行分词研究，再从中分析出高频词，此时苏轼的诗词是以“数据”形式呈现的，仅仅是一个个语词的序列，而非气脉浑成、寄托深远的活泼的整体，这不啻为对诗词的解构。

不可否认，大数据在检索、统计、定位方面的高效便捷对研究工作确有帮助，但再先进的技术手段也不能代替对作品本身的体察涵泳，正如捷径无法代替苦功。对苏轼诗词中高频词的搜索定位，只能得出某些外在印象，无法细腻深刻地触及其内涵和意旨。

小学生应该接受怎样的诗词教育？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有绵延不绝的“诗教”传统，古典诗词的关键功能在于涵养人的性情，使之归于温厚。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作家的全部人格，对读者的劝诫安慰如朋友兄弟般亲切。伟大的诗人修辞立其诚，吐露真性情，读者阅读其诗，不仅会为其真情感动，也很容易为其人格及人生境界感动，而心向往之。小学生使用大数据固然有助于培养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但这与诗词的教育旨趣相异。拿苏轼诗词来说，让孩子们将其看作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从具体作品中感受苏轼的悲欢离合、开朗豁达与家国情怀，并进一步培养起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不是比作为大数据视野下的客观对象而得出粗浅认知，要更有意义吗？

《庄子•天地》篇中激烈地拒斥技术，认为技术的滥用会导致心灵的遮蔽。那么小学生使用大数据，有没有技术的“滥用”之嫌？这个问题姑置不论，重要的是，孩子们的蓬勃诗心不要就此被遮蔽。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材料一：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承继文化的重要方式；书店,是传播文化的重要空间。很多人的知识启蒙和思想共鸣,通常会与一两本书有关，往往从家门口的书店开始。伴随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读书方式、阅读习惯有了很大改变，实体书店的发展受到不小冲击。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数字化阅读呈快速发展趋势，纸质阅读呈放缓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以新华书店为代表的老牌实体书店纷纷走上了转型的必由之路。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与源泉，裹足不前就会被市场淘汰。实体书店或引进时尚的设计理念与元素，打造“高颜值”书店，成为“打卡圣地”；或在原有传统业务的基础上，通过“书店+”等方式打造复合式文化平台；或积极进军社区、乡镇等薄弱地带。在拥抱新技术、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实体书店的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变革与创新贯穿始终。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扶持力度，为实体书店转型发展创造新机遇。2016年，中宣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2017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其中明确了推动全民阅读、营造“书香中国”等具体举措；2018年，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免征增值税政策进一步延续，这些都为实体书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当前，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个性化、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增加。“碎片化”的网络阅读不可能满足所有公众的需求，文化氛围的熏陶是实体书店的独特优势。《2018-2019中国书店产业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图书销售网点同比增长4.3%，从业人员同比增长5.5%。一大批特色书店在各大城市兴起，规模不减反增。

值得注意的是，书店的核心是书籍，对象是读者。在书店转型的过程中，过于追求“吸睛”“圈粉”“人气”，而忽略图书质量和服务，可谓本末倒置。那会导致能读的书越来越少，杂货商品越来越多；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游玩的人越来越多；书活动越来越少，商业性活动越来越多。

时代在变迁，科技在进步。变的是书店的形式，不变的是人们从阅读中获取精神慰藉的需求。“腹有诗书气自华”依旧是很多人的信念与追求。相较以前，读者越来越重视阅读时的体验。无论是老牌书店还是新兴特色书店，能否在满足读者日益精品化、差异持!化的阅读需求上做到极致，形成自己的读者群，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发展前景，毕竟书店既需要用“面子”吸引人,更需要靠“里子”留住人。

(摘自《实体书店转型要“面子”也要“里子”》)

材料二：

用“扩张速度惊人”来形容近年实体书店创办热潮，并不夸张。越来越多“最美”“高颜值”“豪华”实体书店在全国涌现；其中有书店甚至成了网红景点和打卡地标。

“网红效应”对于书店是把双刃剑,若不够红，书店客流与业绩会受到影响；但若是过于网红，又往往被火爆所累，造成客流过剩，有丧失专业性的风险。不难发现，如今大多新开的书店都讲究空间美学,追求店面的“高颜值”卖咖啡、卖文创、办读书活动，多管齐下；这对经营来说无可厚非。但有出版界人士提醒,如果读者走进书店只为了拍照或喝咖啡，那么书店存在的意义何在？书店沦为“背景板”，所谓人文情怀也不过是空话了。

“在一些投资人看来，开实体书店等于开免税的咖啡店、饭馆，且书店规模越大、装修越漂亮,减免房租就越多,得到的补贴也越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书店经营者说，这是引发实体书店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未必能契合普通读者诉求，不少读者更需要深入社区的中小书店，而非大卖场的豪华摆设。同时网红书店固然吸引一大批读者前往线下实体店观摩、阅读，但是网红书店的常客通常就是网友,或者由网友介绍来的读者，至于线下的吸引力则相当有限。

(摘自《如何回归阅读初心,安放好书店的灵魂》)

材料三：

对网红书店的争议，从传统的视角来看，并不太让人意外。一方面，网红书店只要不是喧宾夺主，为了确保书店能够有起码的盈利空间，开展一些复合型经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不应该被苛责。毕竟，对书店而言，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一些书店出售周边文创产品，定期组织线下读书沙龙、专家学者讲坛，抑或是像日本一些书店那样举行亲子阅读活动等，让书店从单纯的卖书变成一种以读书为纽带的线下社交场所，这其实是一种对书店功能的延伸和拓展,一定程度上也是在重新定义“阅读”，这是过去的书店所不具有的。

事实上，在讲究吸引力和体验感的时代,一家书店人气的多寡,除了书籍本身的质量，也与阅读氛围的营造有关,而这也是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城最大的区别之一。二者竞争“顾客”，靠价格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把阅读体验感和仪式感做到极致，才是正确的方向。

实体书店最红火的年代，恰恰也是信息相对匮乏的年代,人们接收的信息大多都来自书本。而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阅读和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在被前所未有地重塑,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书店也必须保持“传统”的味道，还停留在记忆中的样子。作为书店生态多元化的一种体现，网红书店更有利于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也唯有此才能真正给社会创造更多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空间，同时也为实体书店赢得生存空间。

正如古腾堡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欧洲近代化进程中思想的传播和知识的普及，数字技术的革命更进一步改变了知识世界的图景。历史学与新媒体相结合所诞生的数字史学，迎合了晚近以来历史学写作朝向大众化的趋势，成为公众史学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传统史料相比，数字化史料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传统的纸质史料，如图书和档案，不论其存世数量还是保存地点都是封闭的，有的文献本身可能就是珍本孤本，即便有印刷或抄录的版本，流传数量一般也较为有限。通过互联网平台，网络数据库、网络图书馆可以直接将数字化之后的史料呈现到用户的终端。研究者与史料之间，不再有空间的阻隔；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也不再有身份的差异。一个中学生可以同一位大学教授一样，获得同样的史料，并展开独立的研究和解读，专业研究者之前所拥有的特权在数字化时代逐渐消失了，这极大地扩大了公众史学的参与面，大大提升了公众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

数字史学进一步践行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学“自下而上”的趋向，更加走向平民化和大众化。数字史学的研究成果不再只是传统的学术专著和论文的形式，通过网络、影像等新媒体的呈现，极大地扩大了历史学的受众范围。与此同时，它也极大地鼓励了业余历史研究者的积极参与。以维基百科为例，它自建立之初即将自己定位为一部包含人类所有知识领域的百科全书，并作为一个开放源允许大众广泛参与。在约3500万注册用户中，有近8万名积极的写作者和编辑者，大多都是业余的普通网民。

与传统史学不同，数字史学毫不拘泥于形式，结合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形式的多样性。不仅文字、图像、动画、音频、视频、超文本等，均可以通过数字的形式呈现，而且在数字数据库和网络图书馆建设、网站演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单机光碟和软件开发、电子出版、多平台应用甚至电子游戏开发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

数字史学有着传统史学无法比拟的互动性。如果数字史学仅是网站演示或光碟形式的话，它同传统史学的差别只是改换了一种新的传播载体而已，都只是单向的内容发布。但自近十年前，基于网络平台由用户主导生成内容的互联网产品模式，也就是Web2.0技术的成熟，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数字史学的前进。Web2.0的分享机制，使得普通人不必精通计算机程序设计就可以利用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这样的平台上，专业历史学家、业余研究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可以展开交流和对话，数字媒体改变了传统的、单向的读者与作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及，数字史学与公众史学有着诸多的交集和共性。数字史学的发展为更好地开展公众史学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史料的前提和保障，在技术上为普通人参与历史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并改变了历史学的形态。

（摘编自周兵《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

“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讲“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其中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是根据叔本华(德国哲学家)的说法。叔本华认为，人在直观(直觉)中与万物无异，所以说“无我”，说“以物观物”，也就是写直觉中的境界。

从“无我之境”看，实际上就是触景生情。王国维认为作者当时的心理比较平静，没有什么感情，他称这种心境为“物”，这时凭直觉去观察外物，称为“以物观物”。这时受到外界景物的刺激，激起感情，由于这种感情是由外物引起的，好像是从外物那里传过来的，所以说“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实际上，我认为触景生情的“情”还是作者本身所具有的，所以一接触到某种景物，又被唤起了。比如陶渊明《饮酒》之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说“采菊”，说“悠然见南山”，显然有个“我”在。可见“无我之境”还是有“我”的。诗人在《归去来兮辞》里把自己的辞官、归隐比做“鸟倦飞而知还”，他看到“飞鸟相与还”的景象引起了自己的感触，是触景生情。

“有我之境”指的是诗人当时的心情比较激动，把这种激动的心情加到景物上去，高兴时看到一切景物也都在高兴，悲哀时看到一切景物也都在悲哀，所谓“物皆著我之色彩”构成缘情写景。像欧阳修《蝶恋花》：“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位女子因为她所想念的人在外游荡不归，无法留住，所以在“无计留春住”中感慨很深，非常悲苦。她把这种感情加到景物上去，把花人格化后去问它，接着又写花的飘零，来显示自己的感触。秦观《踏莎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作者遭到了贬谪，把自己悲苦的心情移到景物上去。所以，他看到的是孤馆锁闭，又是在春寒袭人的季节，更显得冷寂凄切：听到的是杜鹃哀鸣，又在“斜阳暮”的时候，更显得悲苦。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来，“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东楼》：“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不断追寻。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中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