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有学者指出，秦汉时期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①这是中央集权制度创建，健全并得以初步确立的时期﹔

②这是由文化多元走向文化思想相对统一并确立社会主导思想的时期﹔

③这是一个以开放和发展为主题的大时代……

材料二   

材料一   （魏征说）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乱代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吴兢《贞观政要》

材料二   任人（依靠保举）而不任法，则法简而人重；任法（依靠规则）而不任人，则法繁而人轻。法简而人重，其弊也，请谒公行（私下求官风气盛行）而威势下移；法繁而人轻，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贤不肖均（无论是否有德才同样为官），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并用，轻重相持，当安所折中？

——苏轼《私试策问人与法并用》

材料一   汉廷每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简称则曰“贤良”……“孝廉”为孝子廉吏之简称，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重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使政府性质确然超出乎王室私关系之上而独立。

——钱穆《国史大钢》

材料二   为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自南北朝后期便开始探索考试选官的方法。隋唐间均田制以土地国有、计口授田为原则，摧毁大族豪强的庄园经济，使一批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得以产生，并参与分享文化和权力。唐代手工造纸产量颇大，雕版印刷渐趋流行，为普通人读书并参加科考创造了便利条件。

——摘编自冯天瑜《科举制度——中国“第五大发明”》

材料三   唐代科举取士原则兼顾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儒生参政带来的“以德取人”因素，使察举制因而确立，但这并不是唯一制约察举选官的因素。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授试以职”的原则，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阳嘉年间又建立“诸生试家法”制度，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   在察举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举荐；在科举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考试成绩。科举制下举人可以“投牒自进”，不必非得他人举荐。到了北宋，封弥成为贡举考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考试官在评定试卷时，看不到举人的姓名、乡贯等，也就很难作弊了。隋唐以来，科举出身的官员在高级官员中的比例逐渐增加，到宋代已占有绝对优势。

——摘编自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材料三   宋廷对于在任官员的课绩，以对德行、才能、劳效的综合检验为主要内容。“德行”的考核被置于重要地位，但不易操作；对于才能的核验，宋廷要求官员申报课绩时填写非常具体的“实迹”“实绩”，以便日后核对。宋廷对官吏的考察方式多样，有课绩定等、廉访会问等。考察结果向本人公开，以求得多种信息来源的相互印证。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   唐代科举每次录取少则几人，多则二三十人。宋代重文治，宋太祖时取士仍比较严格，但总数已有所增加。宋太宗时，因州县缺官，大规模录用士人，参加省试的举人往往多达一、二万人，每次平均录取进士230人。至徽宗时期，每次平均多达680余人。宋代扩大科举取士的另一办法是“特奏名”，对于应试多次而不得中的士子，特赐各种出身，以此笼络士人。…….“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与盗贼奸宄。”但同时这也会“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官僚泛滥，举人不实，败坏科举名声，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摘编自于凡超《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综述》

材料一   有史学家认为，从秦汉起，官僚体制就是中国制度的核心问题，而这个核心问题又可以分成两个大的子问题：一是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制衡；二是官僚的选拔问题。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隋朝）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与此同时，选举权也集中到中央……代之以科举制。科举制的特点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首先设立秀才、明经等科……一律按才学标准录取……

——樊树志《国史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