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图1                                                                         图2

材料二：14—18世纪部分历史事件简表

材料

材料一   清朝前期的文官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京官、坛庙陵寝官、盛京官和外官。京官类似于现在的中央官员；坛庙陵寝官主要负责处理与皇族墓地、祭祀等相关的事务；盛京官负责管理在盛京的府衙事务，这是清朝独有的官员制度；外官指的是在京城以外的地方官员。清朝的文官及事务机构扮演着关键角色，主要包括六部、理藩院、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地方督抚、府台、县令等等，任务是处理朝廷和地方的日常政务。由于这些官员多为科举出身，他们上台后大多兴学重教以保持文脉绵延，而清朝就在一代代文官治理下保持着常态转动，同时又处处充斥着浓郁的保守氛围。

——摘编自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

材料二   法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颁布了文官法，成立了文官管理局，该局将文官职位分为ABCD四类。A类人员均须经由国家行政学院集中考试及格后，进入国家行政学院受训三年，毕业后方能任职，而BCD类人员的考试选拔，则由各用人机关自行办理。高级人员的笔试考作文、外国文学、经济地理、国际公法及选考科目，中级文书人员则考打字、速记、拼写及书法、普通地理、算术等。抄写及机械人员，以邮局与铁路职员为例，必试科目为作文、拼写、地理、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以及科技常识。

——摘编自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无论是来自欧洲文明的国际法，还是其他非西欧文明下的各种国际法律规则体系，从其本源来看并不具有人类社会全体的共有性质。国家主权和平等的理念在当时并不具有普适性，并非生来具有全人类共有文明的性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无直接关联。这里所说的“普适性”是指普遍适用、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国际法的普适性即国际法能够为世界各国所接受、遵守的现象。为什么唯独建立在欧洲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法最后取代了其他非欧洲文明的多种国际法律规则体系，成为世界唯一的国际法律规则呢？如果我们考察其历史，就会发现作为法律文明一部分的欧洲国际法在推广和普及的过程中，其手段和方法并不一定是文明的，有时还伴随着武力与殖民。

——摘编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法成为实现国际社会基本秩序的重要承担者。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为了维护一定的国际秩序，国际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为国际多边主义行为或多极格局提供更多的制度性保障。国际法所调整的对象也已经由军事和外交等高级政治领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级政治领域的不断扩展，同时，基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增加，国际法的规则的制定越来越呼唤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关切，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全球化时代全人类的整体利益。

——摘编自李伯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的角色定位、价值因应与制度供给》

材料一：18世纪末，法国人民渴求建立一个能够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其他人权的民族国家。为保卫大革命成果而进行的反对各国君主的战争很快就变成了解放、吞并和对别国的征服。法国的扩张主义最终促使各国集合起来，共同反对法国。拿破仑掀起了各国的民族性，而民族性又吞没了拿破仑自己。

——陈晓律《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

材料二：在维也纳召开会议时，法兰西王国要求与其他国家一起以同等身份加入会议。……各国代表相信，旧的欧洲体系一直是稳定的，并且基本符合人类对法律和自由的要求。因此，参加会议各国的意图不是重建新秩序，而是恢复旧体系。……除包括法兰西王国在内的八个大国外，其他国家的一百多位全权代表无事可做。最后，八国尽管签订《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作为大会条约的总约，但自始至终没有召开过正式大会。

——罗伯特·巴尔曼·莫厄特《欧洲外交史1815-1914》

材料三：2023年10月18日一份关于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的提案，包括哈马斯对恐怖袭击的行为，并呼吁实行人道主义暂时停火，最终被美国代表那只孤零零的手一票否决。这是国际社会的耻辱，更是联合国安理会的耻辱。

——凤凰新闻网

材料一   在长征途经的11个省内，聚居着大量的少数民族群众……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对红军顺利前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要密切地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1935年7月10日，《红星报》刊发《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一文，号召“我们部队中地方工作的中心应全力放在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上面，每个红色指战员都要自觉参加这个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长征期间的民族政策宣传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组织“粉笔队”“上山宣传队”，采用与少数民族群众开展“联会”“茶话会”，刷写标语、口号，印发传单、布告的形式，使少数民族群众逐渐了解并认同党的民族政策。

——摘编自张燚、黎海波《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宣传的历史经验》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符合国情的正确的民族政策，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开创了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大变化。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材料一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的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以及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摘自马大正《论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以后,随着改革开开放的深入,边疆治理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迅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全面推进的过程中,边疆建设和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国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旨在改变边疆贫困和落后面貌的政策措施，促进了边疆的建设和发展。这一时期，边疆建设和发展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边疆的面貌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摘自周平《我国的边疆和边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