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行政系统按照法律和惯例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按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

——摘编自钱乘旦《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

材料二   辛亥革命的巨大创新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各个领域。帝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崩溃，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国初年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政治的初步展开，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激励变革的新世界观。民国初年大批报纸创刊，一时全国报纸达500种，北京一地就有大小50多种，就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23家报纸。在20世纪初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新式工业（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有了迅速发展。

——摘编自钱乘旦《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

材料三   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削弱和打击了当时的封建残余势力，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封建主义的“恩赐官职制”或者资产阶级的“政党分赃制”会导致无功受禄、营私舞弊等腐败现象，影响对有用人才的选拔，影响政府机关效能的发挥。而考试录用制有助于避免这方面的弊病，使下层文官也能得到升迁的机会，有利于进一步发挥政府机构的效能。即使内阁更替，也不至于造成行政工作的中断，因而在英国常任文官制度被称为“第二政府”或“从不更换的幕后主管”。

——摘编自杨海坤《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主要由御史监察、谏官言谏两大系统构成。秦汉时御史受丞相或少府节制，东汉开始，御史台逐渐独立出来，至宋代，御史的任用由皇帝亲自选用，不许宰执推荐。秦汉时御史尚有不纠三公的规定，至两晋南北朝，御史中丞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劾。迄于明清，特别还增加了对所谓“学术不正者”的举劾权。清朝更是明确规定，科道官的重点纠劾对象是“王公、贝勒”。西汉侍御史和刺史品秩为六百石，相当于低级县令，唐代的监察御史为正八品上，但有权监督六部尚书。与此相反，言谏组织不断萎缩，元代干脆取消谏院。中国历朝都制定了不同类型的监察法规，如汉代的《刺史六条》，清代的《钦定台规》等。

——摘编自邱永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

材料二

——摘绵自李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视域下的制度设计变迁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力监督的历史梳理》

材料一   元代“府州司县吏人，幼年废学，辄入吏门，礼义之教懵然未知，贿赂之情循习已著，日就月将，熏染成性，…往往受赃枉法”。元仁宗登帝位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非用儒生，何以至此！”皇庆二年（1313年），仁宗正式下诏恢复科举制。曾经当过文天祥幕僚的南宋“遗老”赵文时年75岁，也闻风而动，其他“遗老”们也踊跃应试。元朝科举，无论是试题、场次、放榜，还是录取名额、授官，都明文规定对蒙古人、色目人优待照顾。

——刘安泰《谈元朝科举制度的废与行》

材料二   北洋时期，文官考试分为高等考试和普通考试两种，分别由文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和文官普通考试典试委员会主持进行。两个典试委员会均于考试之前由大总统临时任命，考试结束后即予撤销。应试高等考试需有3年以上高等学校学历与毕业文凭或通过普通考试及格分发学习期满之男子；应试普通考试需有技术学校以上毕业文凭或同等学历经甄录考试及格或曾任委任以上文职之男子。高等考试中第1试为国文，第2、3试，依其报考的专门学科分别考试不同科目。普通考试第1试为国文，第2、3试分行政职与技术职分别考试。行政职考宪法、现行法令之解释、策问、文牍，技术职按照应试人之学科分别考试技术科目。

——武乾《论北洋政府的文官制度》

材料三   1982年，《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颁布，文件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吸收录用干部要实行公开招收，自愿报名，同时，文件还明确了考试的具体方法和程序，并确定政府人事部门的主导作用，将以前各系统、各部门为主分散考试改为统一组织。针对干部人员范围过于庞大，缺乏分类管理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着力推进不同类别干部的管理改革。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我国公务员制度正式建立，考试录用制度也随之确立。

——句华《中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变革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