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专制君主制国家，国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代称，王（皇）权至高无上。国王或皇帝握有最高立法权，法自君出。皇帝发布的“敕”“令”“诏”“谕”，凌驾于法律之上，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可以废除或修改现行的法律。国王或皇帝也握有最高司法权，是全国最大的审判官，狱由君断。中央司法机关听命于专制王权，不能独立审判。另外，行政和司法不分，由行政长官兼任司法官，并须对国王或皇帝负责。

古代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民事法律关系不发达，没有产生独立的成文的民法典。历代的成文法典以刑法典为主体，兼有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以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成文法结构形式。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南和司法审判的依据。所谓“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以礼率法”等等，使中国古代法制和中华法系，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大量的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法典，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执行。“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这些都与欧洲中世纪教会法、阿拉伯法系以《古兰经》为主要法典的传统迥然不同。

材料二   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发展线索是很清晰的。李悝的《法经》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立法之大成，为封建成文法的始祖。秦律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篇章、内容都有增减。汉律仍以《法经》为基础，吸取秦律成果编纂而成。唐律直接承继隋朝《开皇律》，它上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下垂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以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名扬海外，影响扩及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

——以上材料摘引自李用兵著《中国古代法制史话》

材料一   隋唐时期，国家建立了以律、令、格、式为主体的成文法体系。唐朝的“律”基 本是刑法，“令”是有关国家各项制度的规定，“格”是将皇帝诏敕整理为具有永久法律效力的法规，“式”是政府机关的施政细则，四者分工协作、相辅相成。唐高宗永微四年还颁布了对律进行解释的《唐律疏议》,与律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唐律维护等级制和家族制，将对官员及其亲属的优待公开清楚地写在法律上；同时，唐律也要求官吏依法行使职权、恪尽职守，违反者要处罚。唐玄宗以后，不再大规模修订律、令、格，式，而是采取颁行《格后敕》的简便 立法形式，来应付日益复杂且多变的社会问题。《格后敕》与律、令、格、式并行，地位逐渐重要，最终发展为五代及北宋的《编敕》。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11世纪起，西欧的日耳受法和宗教法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纠纷和众多的社会问题，已显得无能为力，罗马法体系便在这种情况下复兴起来，罗马法的复兴以注释法学派的形成为开端，该学派采用神学家们的“经院方法”来研究罗马法，对古代罗马法文献进行考证、注 释、解说、概括和阐述。13世纪后半叶起还产生了评论法学派，把罗马法的原则运用到现实 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转化为现实的法律。他们还把罗马法与教会法，日耳受习惯法、封建法和城市法等结合起来，形成了欧洲大陆通用的法律。来自欧洲各地的法律学子汇集于注释法学派 和评论法学派所在的波伦那大学，这些学生回国后从事罗马法的研究和传授，使罗马法复兴运 动扩展到整个西欧，逐渐形成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民法法系。

——摘编自庄锡昌《西方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