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考试之制，其起源是颇远的。直至东汉顺帝之世，郡国所举的人，实在太不像话了。左雄为尚书令，乃建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试笺奏”。家法，指所习的经学言。在唐以前，至多只是取才的一途罢了。此后白屋之士，可以平步青云。唐时，考官和士子交通，还在所不禁。晚唐以后，规则逐渐加严，禁怀挟和糊名易书等制度，逐渐兴起。（把考试）看做唯一拔取人才之途，怕还是宋以后的事，明清继之，考试关防，日益严密。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清代选官，视科举为“正途”。洋务运动开展后，朝廷对选官制度做了一些变通。第一是准许新式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录用为官员，如北京同文馆的学生在完成学业后，由总理衙门主持大考，分授九品至七品官职。第二是选拔归国留学生入仕为官，洋务运动中派遣到美国留学的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学成归国后不少人都被授予官职。第三是开设“经济特科”，1898年初，朝廷颁行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折》，正式设立内政、外交、理财、精武、格物、考工等六门科目，于科学制之外通过专业考试录用经世致用人才。

——摘编自徐辉《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主要选官制度演变简表

材料二     西方的文官制度效法的对象是明清科举制度，但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予以适应性改造。明清科举选官主要以考八股文为主，考试内容单一，在科举考试之后，任官则由国家统一调配。西方的文官制度考试一般分为笔试和复试，对通过考试的官员进行分类，建立通专人才相结合的新体系以及职前培训制度，使每个职位都可获得最佳人选，从而满足不同部门的需要。

——摘编自李永强、马慧玥《论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

材料三     我国历史上形式多样的选贤任能方式，自战国秦汉以后推动了阶级、阶层的流动，囊括了许多优秀人才服务于国家。选贤中的考试方法逐步形成与完善是成功经验，特别是科举制，被视为“天下之公”，推动了社会的学习风气，对维护社会稳定、形成社会公平观有极大意义。任能中的循名责实、严格考核与问责制，是管理人才、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但用人不公、任人唯亲、任人唯近、用人体制涣散以至国家用人权力的丧失也是王朝不治而乱的历史教训。

——卜宪群《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

材料一   云南建水文庙始建于元代。明朝建立以后，儒学在云南广泛传播，建水文庙得以大肆修建。大成殿是其精华部分，供奉着孔子塑像。东西厢房祀奉先圣先贤79人、本地乡贤名宦及忠义孝悌之士75人。第二大特色建筑是明伦堂，系元明清三代建水地区的宫学讲堂，从这里走出去数千成万计的学子参加乡试、会试甚至殿试，经公开科考成为栋梁之材。数百年来，文庙笃守“耕读传家、修身报国”之信条，为建水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摘编自陈肠《建水文庙建筑装饰的文化含义》

材料二   1937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南下、西迁，最后在昆明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办学近9年的历程中，联大师生虽然从没有摆脱过缺钱缺粮的困境，但始终昂扬着为国教书、为国读书的热情与精神。在战火硝烟中，先后有约8000学子在西南联大就读，涌现出一大批一流人才：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和他们培养的几代专家学者。

——摘编自龙舟、黄翘楚《铭记联大历史赓续精神文脉》

材料三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工程也持续推进，全国上下开展了城市精神大讨论、道德模范评选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推动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各行各业涌现出一批立足本职工作、默默奉献的杰出代表。人民教师张桂梅，为了改变贫困地区女孩失学辍学状况，在2008年推动创建了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她坚韧纯粹、甘当人梯，用知识改变贫困山区女孩命运，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贯彻，极大地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推动了良好社会风尚的进一步形成。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张桂梅，现任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2020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