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斗争：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

材料   从君主专制制度的狭隘利益和目标出发，从君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出发，客观上就必然会把君主及其家族置于和一切人对立的地位，使一切人、一切社会集团都成为专制君主的潜在对手和敌人，成为猜疑和防范的对象。……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组织必然会在运行中发育出某种受君主意志所左右，自行其是的“自主性”倾向，使官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异化于君主意志，相对独立的力量。这就势必和君主专制制度所要求于它的从属性，和君主专制制度的狭隘目标发生错位与冲突。同时，宰相地位十分特殊，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的职务，宰相的这种特殊地位和身份更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这就埋下了君权与相权冲突摩擦的根苗。

——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在以武力夺来的广袤土地上普遍建立郡县，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然而，郡县制对于专制统治者个人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异姓的地方官吏多数是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他们往往在王朝危难之时为自己着想，不全力去拱卫统治者濒危的社稷。“汉祖龙兴，取周秦之制而兼用之，其亦有意于矫前世之弊矣。”西汉各侯国的权力较大，但经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努力，诸侯国势力大为削弱。

——万昌华《论郡县制度的嬗变与实质》

材料二   中央集权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皇权为最高象征，自秦朝始基本稳定延续两千年。中央集权的政治功能，其根本在于保障国家的版图统一，而国家的统一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否则分裂必然导致内战，内战则导致百姓生灵涂炭。对于大版图、人口众、多民族、区域差异大的大国而言，维持统一无疑具有政治上压倒一切的优先性，也是任何执政集团先进与否的关键指标。对中华民族而言，郡县制的这一灵魂至今并不过时。

——曹锦清等《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材料三   元朝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出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王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力过重的弊端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摘编自孟广耀《蒙古民族通史》

“大一统”指国家在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某历史兴趣小组以“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治理”为主题开展研究性学习，搜集了以下材料。

材料一

甲：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沿革表

——根据周报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整编

乙：秦始皇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丙：明清时期的乡约

——据《中国历史教学挂图》

材料二 西汉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设置“道”进行管理，而对于归附的边疆少数民族较大的群体设置“属国”进行统辖，在西域、西北、西南、南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情况，分别设置了军政机构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唐代延续了汉代这一民族政策，羁縻府州制度便是这一政策在边疆政策治理上的一个创举。

——摘编自马亚楠《浅析中国古代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政策》

材料一   周代形成了以维护宗法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相应的典章制度，并使全部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必系都纳入礼的范畴。在司法实践中，刑罚与礼互不相属。法官参照前辈先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法律实践以刑统罪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礼治秩序宣告瓦解，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开始居于法律规范体系的主导地位，实现了各种社会行为“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礼被排斥在法之外。

汉儒以引经注律、经义决狱的方式，“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开启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这个过程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律“一准乎礼”而告完成。此后，经宋迄明清，中国法律就基本定型于“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正统体制，使以礼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规范实现了法典化，同时也使以刑为核心的法实现了道德化。

——摘编自谢作《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演进》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法文化中公正、法治、自由、平等等法治思想输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礼法制度……清末预备立宪期间，修律进程正式开启。经由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等人的不懈努力，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采用了来自权利能力、债权、所有权等民法概念，引进了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民法原则。同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两编的体例，并仿照西方刑事法制建立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缓刑、假释及主刑和从刑相协调的刑种体制等刑法制度。中国近代法律体系和制度最终建立起来。

——摘编自张晋藩《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序言

第一章总纲

第二章国家机构

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序言

第一章总纲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国家机构

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

材料一   在社会生活治理上，西周统治者特别注重礼对社会成员言行规范的作用。除了礼治外，西周统治者也注意用刑，并且在用刑上坚持“慎罚”原则，只不过刑所调整的行为对象不是贵族而是平民和佃农。西周统治者的社会治理思想表明，他们在谋求政权的稳固，为此，需要把“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而不能过分地搜刮和压榨，更不能凭借武力肆意地屠戮和镇压”。

---摘编自李默海《国家治理视角下的西周政治制度》

材料二   与分封制相适应，商周的官员选拔采用“世卿世禄制”。三代（夏商周）时期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是贵族……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政府职务，世代为官……春秋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秦、楚等国都在新占领的地方上设立县和郡，作为新的行政建制。一般县在中心区域，郡在边远地区。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取代贵族领主的职业官僚。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三   由于郡县的集权特征和其军事性质能使其调动一切资源，秦国曾普遍在边境上设置郡县来防范犬戎。秦统一后，匈奴盘踞“河南地”，直接威胁秦都关中地区。秦朝领土虽然空前广阔，但大部分都是被征服的六国故地。而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导致各国在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秦朝采用郡县制来保障对六国的文化影响。对于五岭等新征服的边远地区，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主张，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摘编自黄栋法《综论秦国实行郡县制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的着装有严格规范（见下表）：

——摘编自张玲《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符号内涵及制度规范》等

材料二   明代的“服妖”分为衣冠复古、奢侈僭越、男女混装和习俗禁忌四个类别。衣冠复古，即穿戴模仿前朝服饰，包括了元蒙遗风和之前其他朝代的服饰；奢侈僭越，即以下僭上，违制使用贵重饰品和贵族服饰：男女混装，即女着男装、男着女装；习俗禁忌，即与传统社会认知相违背的服饰或服饰行为，如上层人士穿戴低贱之人服饰等。

——整编自赵梦菲《明代“服妖”服饰现象研究》

材料一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

——《战国策·秦策》

材料二     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北魏前期，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广设军镇，相当于州，镇下置成，相当于郡，对所在地区实行军事控制。孝文帝为推行均田制、三长制，下令将全国分为38州，除北方边境地区外，中原各地全面裁撤镇、戍，改为州、郡、县，地方管理回归汉晋体制。孝文帝还将州、郡、县依所管地区大小、民户多少等，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各等级地方长官的品级不同，其下所设属员多少也有相应的差别，规定地方长官“依户给俸”，即据民户多少确定俸禄；又将州刺史带将军号的办法推而广之，各州刺史、各郡太守例加将军号，将军府僚属纳入吏部管理，实际管理一州一郡行政事务，这为隋朝时将地方官吏全部纳入朝廷管理奠定基础。

一一据《魏书》等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內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不断，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墟，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材料三   魏晋以来，內迁的各族人民与当地的汉族人错居杂处，开始过着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趋于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材料一　　下列为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变化的一组图片

材料二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官奴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摘自《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有学者认为，北魏孝文帝登基时与商鞅初到秦国时所面临的形势差不多，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已经很久，拓跋贵族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如南方；而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远远落后于东方六国，“诸侯卑秦，丑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