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朝时期，郡县制确立，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正式形成。汉代，承秦之制，实行郡国并行制。至唐后期，地方行政制度逐渐形成了道一州、府一县三级制。道的增加，是唐代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主要变化。道在安史之乱后成为州以上的行政区划，长官由朝廷任命。唐政府通过道这一中间管理层级，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分级间接管理，调整改善了地方管理幅度。地方行政在道管州的层面基本上是管得住、有效率的。唐代道的发展，是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一种进步，是一种符合历史趋势的发展；虽然从实际效果方面看，存在着一些导致方镇分权的缺陷。

——摘编自郭锋《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

材料二   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单一制国家，却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随着社会日益工业化、城市化，人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不断变化，原有地方政府分散和不统一的状况无法适应时代需求，19世纪末，英国开始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真正形成了地方政府的概念。1888年，英国颁布《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郡自治市议会和伦敦郡议会为地方权力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1894年，英国政府再次颁布《地方政府法》，规定在全国建立城区议会、乡区议会等郡以下的第二层级地方政府。1900年，英国颁布《城镇议会法》，要求所有自治市均设立民选议会，由此而建立起三级地方政府体制。英国统一的地方行政区划和自治性管理体系得以形成。

——摘编自孙宏伟《论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的发展与变革》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基层治理实行的是“士绅之治”，乡村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手里。士绅们具有公共地位，负责地方事务，其地位则是被其所管辖的乡民所授权的。乡绅必须要对乡民负责，接受乡民监督，一切行为举止要考虑公共舆论和道德习俗的影响，不得任性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士绅的角色类似于政府在地方管理的角色，但作为地方的代理者和维护者，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其维护的是地方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士绅虽也必须受国家管制，但其自身活动空间较大，比如，在维护地方利益方面，其可以与地方衙门进行交涉。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蕴意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国家面临治理任务日益繁多，控制乡村显得更加重要。于是，政府逐渐重视起对基层的治理，原来乡村自治的界限被国家打破，基层政权日益官僚化，统一编制，基层政权的代理人由国家指派和管理。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渗入乡村社会，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加强，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造成的地方团体化也被打破。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打破了“双轨政治”的平衡，使国家有力量剥削乡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地方基层治理被严重破坏。

——摘编自王德成《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沿革及当代转型》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化经济程度不断加深，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基层组织逐渐形成了以街道党委为领导核心、以街道办事处为管理主体的治理模式，逐渐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着力补齐农村基层社会建设短板。通过加强“街道办事处一居委会”体制，使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城市基层不断得以强化，街道的行政组织机制也不断完善，居委会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的“行政细胞”，行政能力与行政资源得到增强和提升。

——摘编自吴晓霞《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线索和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