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特点，第一个方面是上层的统治——国家治理，主要是通过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大传统、教化人民和通过建设全国性的巨大工程，来为政治统治与社会发展提供基本条件。第二个方面是基层的统治——社会治理，主要就是通过国家大传统与民间小传统的互动，形成强有力的民间法比如乡约、族规等制度，乡钟、地主等精英，宗族、乡里等组织。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中央王朝力图将权カ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地方。从直接统治的乡亭里制到间接控制的保甲制的演变，只是为了适应乡村社会组织的变化，更为有效地统治乡村。因此，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始终是影响国家与乡村权力体系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黄杰《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藕合治理机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

材料二   罗马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军事主义结合的一个体系”。罗马国的统治者将罗马公民权授予行省居民、推广城市化运动，发展城市体制，依靠行省奴隶主阶级组成的自治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建立起一套中央政府——行省机构——地方白治城市三位一体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对于帝国中央集权的政府加强对地方治理体系的控制是非常有效的。这就意味着罗马帝国的双重治理体并不存在，如中华帝国那样长期的、可调适的相互渗透、嵌入和依赖等良性互动关系。

——摘编自梁作槲《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

材料一   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是一种整体性治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与村民群体共同参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等国家制度和宗族制度、乡规民约等乡村社会自我管理机制相结合，贯穿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之中。但乡村社会管理归根到底还是人治，正所谓“礼治有余而法治不足”。户籍、宗族制度带有专制与等级的色彩， 乡村治理更多的依靠经验与传统。

——摘编自沈费伟《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 德国快速发展为工业化国家，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成为国家主体居民。为了遏制乡村的边缘化趋势，重现乡村生机，捍卫乡村传统，乡村重振运动再次展开。首先，针对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情况，德国政府建立移民委员会，用租赁地产方式增加中小农户数量，推进农村居民点建设，强化乡村吸引力。1886-1919年，仅普鲁士就为移民建立了4.5万个配备住宅和畜舍的小农场。其次，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乡村景观的破坏，发起以保护乡村自然景观为中心的“家乡保护”运动。各邦政府成立“自然纪念物保护”委员会，限制乡村地区工业污染，在德国形成了以保护乡村自然景观为目标的“自然纪念物”“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三级体制。

——摘编自邢来顺《德国乡村重振运动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2023年10月11日下午， 习近平来到上饶市婺源县秋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习总书记指出，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乡村要振兴，关键是把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要成为群众致富的领路人，确保党的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真正成为战斗堡垒。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摘编自2023年10月11日习总书记在江西婺源考察时讲话

材料一   中国传统乡绅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发端于明清时期。明代建国不久，各州县普遍建立学校，且"科举必由学校"，到明中叶以后，士人数量大增，且入仕艰难，加上官员退休后也回到原籍居住的致仕制度，因而使得大量持有功名的士人沉滞乡村，乡绅群体不断壮大。明代政府规定不仅乡绅本人可以免除徭役，而且可以惠及家庭成员。1736年，乾隆帝的上谕中规定了乡绅群体由"富户"到"贫户"所具有的五个月到十六个月的法定"拖欠"赋税徭役的时限。至明清时期，县级以下的乡村实行自治，乡绅作为乡村唯一的知识分子（群体），为其家乡社会提供诸多公益服务。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

材料二   乡绅是英国近代农村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阶层，16世纪中叶以来，贵族和乡绅一直高居（地方）社会结构的金字塔顶端，1524年后，英国大约有4000～5000户缙绅和普通乡绅，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同期人口增长。1550年之后，乡绅持有土地占全国的40%～55%，乡绅以土地收入为主，其他收入为辅。根据当时规定，凡土地年收入在10镑以上或动产在300镑以上者可由纹章院授予佩带乡绅身份的标志——盾形纹章的权利。"在1558～1640年，英国王室共处置价值超过400万镑的地产，其中大部分由地方乡绅所购买"。地方公共事务中，乡绅充任治安法官，乡绅逐步成为一股正式的政治力量出现在英国地方社会的行政管理中。

——摘编自徐华娟《社会转型时期英国乡绅简论》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国家允许市镇在自治范围内决定市镇事宜，甚至给予其政治实验的权力。地方分权改革后市镇自治权力加强……市长作为地方的实权人物领导地方自治，抵御着来自其他层级政府的干预。……法国市镇自治仅是市镇从其他层级政府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市镇作为整体相对于外界控制而言实现自治。但市镇内部治理中地方精英将民众排除在外，这种自治对民众来说依然是集权，只不过集权的主体由中央政府转变成地方精英。地方集权之恶远甚于中央集权，精英集权既阻碍中央的调控与监督，又阻碍地方民众的知情与参与。

——摘编自武贤芳《制度痼疾与认知偏差：法国治理困境研究》

材料二   晚清时期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之下，许多城市市民开始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在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在各省会城市设立谄议局，并颁发了《诺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部分社会阶层得以参与城市政治；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兴办城市自治机构，成为大众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1911年，各城市出现的公开性社团达600多个，这些团体组织各种活动，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和参与能力。此外，一些城市的社会人士开始创介民间市政组织，积极参与到城市市政治理中去，维持社会治安。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