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绅商及近代绅商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明清徽州绅商往往是由商向绅的单向流动，他们“绅商”身份的获得主要遵循这样的途径：先是经商牟利，获取“商”的身份和利益，再以所获利益进行捐纳或捐输，获取“绅”的身份，从而实现由“商”向“绅商”身份的转化。绅士并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对于士绅来说，“绅权”的获得与地方民众的认可关系甚大。因此，对于明清徽州绅商来说，通过捐纳或捐输，他们仅仅获得了“绅”的名头，此外他们还必须积极参与地方公益活动，以树立自己的权威。近代以后，商会的建立使“绅商阶层”得以在合法形式下迅速团聚，开始突破同乡、同业的狭隘范围，进而联袂、组合到一个区域性的商界共同体中。凭借商会这个平台，绅商的权威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由绅而商”则意味着部分绅商的实际影响力来自官场。

——摘编自梁仁志《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和近代绅商之不同》

材料二   绅商阶层出现是绅与商相互渗透、对流的结果，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商这一介于官与商、封建特权与近代资本之间的特殊的社会群体，既能够迎合传统官本位社会的流风余响，又能够适应西方商品经济的挑战，因此成为传统官本位社会向近代工商社会转变的一个桥梁，多少缓和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带来的冲突。

——摘编自金桂兰《近代绅商阶层产生的文化渊源》

材料   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我国耕地面积增加不到%，而人口增加了近3倍，我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呈现出停滞状态。从19世纪中叶开始，我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很难抵御西方强大的工业文明的攻击；甲午战败，唤醒有识之士开展维新变法运动，通过转变观念和实践探索，推动中国社会全方位地向近代社会转型。在这次变法中，改良农业的主要措施有：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发展农业；编印“外洋农学诸书”；“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直省即由各该督抚设立分局”；“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提倡民间普遍采用农业新技术等。变法失败后，变法期间定下的一些农业改良措施，并未停止，农业改良并未中断。可见，我国近代农业的发展，与戊戌变法的推动密不可分。

——摘编自楼宇烈主编《中华文明史·卷四》、闵宗殿《晚清时期我国农业的新变化》

材料   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新政上谕，宣布新政变法开始。以1911年为例，在3亿多两财政支出预算中，军费达到8500多万两，占28.5%；交通、实业等近6300万两，占21.7%；地方自治三项支出为4000多万两，占13.5%。除新政支出外，清政府还需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根据《辛丑条约》，庚子赔款是以关税作抵押自行筹款，因而清政府主要财源的一半以上需要用于支付庚款。新政废止官捐与禁绝鸦片。为应付上述困境，清政府采取包括财政集权、举借外债、新铸铜元以及发展工商业等。据统计，1903——1911年直接用于新政的外债借款共计4443.74万两；1907年开铸铜元省份达到17个，不断加大铸造规模，从而造成铜元的大幅贬值；此外，由于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政府只能从新兴的工商产业入手获取新税源。以对商业活动征收的厘金为例，1901年时为1600多万两，到了1908年就增至2000多万两。

——据《张文襄公全集》等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周已有公开的人口调查，还有专司人口统计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统治阶级建立了严格登记户籍的“书社制度”、呈报户口及税收的“上计制度”，加强了人口管理。唐朝政治家杜佑认为治国理政需要掌握详细的人口数字，曾尝试多种方法统计人口，如根据食盐消费量估算进行。明朝建立后，在全国推行“户贴制度”，制定了统一的填写要求和规定，其调查项目之完备，在当时世界上实属罕见。

——摘编自董友涛《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史叙略》

材料二   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公报》介绍并讨论了日本东京的人口调查。1909年，清政府发布“宪政编查馆奏定统计表总例”，并公布民政和财政统计表式的详细解说。各地调查登记户口时，须核查登记外国人口、教民人口和每户的壮丁、学龄儿童。在此过程中，地方自治区域调查亦同时进行。

——摘编自李章鹏《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材料三   2020年，我国组织实施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前六次相比，“七普”全面引入电子化方式进行登记，利用互联网云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还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数据对普查进行核验比对。“七普”为了解全国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详细的分年龄人口信息，也为人口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摘编自张现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数据准确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