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法令由一统，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统治是一种支配性权利，是建立在强大外力压迫的基础上的控制方式。其特点主要有

（1）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机构

（2）权力的运行方式是自上而下的

（3）依靠强制力的威慑。

——摘编自毛光霞《秦汉转型时期乡绅治理的功能研究》

材料一   秦汉时期，中央行政决策设置了决策机构、审议机构、监督机构、执行机构等，明确地规定了决策者和参与决策者的职责权限，各机构在决策中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一切军国大事的决策，都要经过群臣讨论、尚书起草诏书、宰相下达执行等程序，不经过程序的决策就是非法的，百官可以拒绝执行不合程序的中央行政决策。这样较为严格的决策程序，减少了决策的随意性。这一时期中央行政决策会议是法定的，除了决策会议的内容由皇帝决定，会议的时间、参会人员、程序都是法定的，保证了行政决策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秦汉中央行政决策过程中，空帝采用多种形式，尽可能让决策参与者广泛发表意见，参加决策会议的人员少者几人，十几人，多至可达几百人，有时对决策的问题甚至争论很长时间。皇帝决策广泛的征取群臣意见，充分调动了群臣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秦汉统治者通过以上种种决策制度保证了行政决策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摘编自高焕祥《秦汉廷议制度试析》等

材料二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吸取元朝法律松散、贪污腐败成风的教训，十分重视整顿吏治。他试图通过建立、完善封建法律制度，把所有官员的行为都纳入到法律轨道上来，使他们的活动都受到法律的约束，用法律来堵塞、根除贪污腐败现象，防止贪官污吏的出现。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后，几次三番地重申对刑罚的执行必须从严，如《明朝小史》中记载：“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要被斩首示众，剥皮控草”，使官吏看了触目惊心，提醒其警惕。他还亲自拟诏，规定日常中的道德行为规范，即“申明五常，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另外，提出了考察官员是否廉洁守法、有所作为的办法，来元璋命令中央史部负责考察全国各地的官员们，还专门制定了《职掌》，规定各种官员的岗位职守，凡官员任期一满，就按照《职掌》进行核考，定为“称职”、“平常”、“不称职”、“贪污”、“才能低微”五种。规定“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才能低微者为民。”在这种考核办法下，法办了很多贪官污吏，也淘汰了不少才能平庸不能尽责的官吏。

——摘编自王家范、张耕华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一   “在雅典，穷人和平民普遍比富人和贵族享有更多的权利是公正的，因为正是这些配备在战舰上的平民，才使得城邦获取了力量；舵手、桡手长、下层桡手长、嘹望者和造船匠——这些人，比之重装步兵和显贵阶层，给城邦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平民大众中则尽是些无知之人，他们不守规矩、不讲道德；贫困致使他们做一些可耻之事，缺钱致使一些人未能接受教育，处于无知状态”

“在训练戏剧合唱队、管理竞技比赛和配备三列桨战舰的过程中，……富人担任舰船指挥官，或者主持竞技比赛，而平民通过在舰上服役或参与竞技而受益。至少在平民看来，自己理应从唱歌、竞赛、跳舞以及海上服役中获得薪酬。……同样，在法庭上，他们所关心的是一己之利，而不是伸张正义。”

“有人感到不解的是雅典人处处给予穷人和平民比贵族以更多的关照，这一点也不足为怪，它恰恰是他们保持民主制的要旨所在。”

——摘编自伪色诺芬《雅典政制》

材料二   《雅典政制》一文的原作者已难以稽考，其自古即被归于色诺芬（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约公元前430一公元前354年）名下。但19世纪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多数学者认为其不是色诺芬所作，故后世称其作者为“伪色诺芬”。学界大体都认为其成文于公元前5世纪40至20年代，流传于民间（很可能出自于一些贵族人士之手）。

——摘编自徐松岩、赵青青《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

材料一：在雅典，官员“在任职前，其资格皆须先经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如果有问题提交法庭裁决，以确定其是否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期中都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员，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的刑罚或罚金，但是如果无罪，他即复职”。每个官员在任职期满后，还要由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和帐目进行审查。

——摘编自于江《雅典民主制评析》

材料二：两汉时期，中央监察机构开始独立设置，并形成全方位监察体制，监察官员在皇帝领导下独立行使监察职能。地方监察机构实行中央垂直领导体制，与地方政府无隶属关系。汉武帝时期，每个州设刺史一名，专职监察地方，后来设立的司隶校尉负责京畿七郡的监察事宜，尔后逐渐设立十三部刺史。刺史最初由丞相府司直节制，武帝晚期至昭宣时期则逐渐转归御史府管辖，这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诸多事宜具体由御史中丞执掌。

——摘编自赵青娟《汉代监察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材料一 《法经》分为“正律”“杂律”和“具律”三部分。其中“正律”又含“盗”“贼”“囚”“捕”四篇。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法经》始于"盗”“贼二'‘盗主要指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贼”主要是指对人身的侵犯。'‘囚”和“捕”相当于唐律中的《断狱律》和《捕亡律》，主要是一些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杂律”主要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具律"则是根据具体情节有关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法经》还充分体现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思想。总的来看，《法经》不仅是中国成文法典的滥觞，也是中国封建刑法学体系的基础，它的内容思想在其后的诸部封建法典中得到继承。

——摘编自于语和、董跃《〈法经〉与〈I二铜表法〉之比较研究》

材料二 《十二铜表法》包括第一表，传唤；第二表，审判；第三发，求偿；第四表，家父权；第五表，继承及监护；第六表，所有权及占有；第七表，房屋及上地：第八表，私犯；第九表，公法；第十表宗教法。第1-表为前五表之补充；第十二表为后五表之补充。可见，《十二铜表法》在结构和内容上存在着诸法合体，私法为上，程序法先于实体法的特点。另外，《十二铜表法》是十人委员会赴希腊考察希腊城邦的法律，r要是“梭伦立法”后制的。而“梭伦立法”的核心思想便是推行奴隶制下的“民上政治”及承认“私人所有制”，这两点在《I二铜表法》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摘编自于语和、董跃《〈法经〉与〈卜二铜表法＞之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