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河南辉县固围村的战国时期魏墓中，一次出土了160多件铁器，其中有铁农具58件，数件“V”形犁或铁犁冠被发现。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东晋时期）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

——【唐】房玄龄《晋书》

材料三   唐代租庸调制，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工业，最要的是织丝织麻，国家征收他一部分的赢余，也不为病。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为民制产，在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四   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在此之前，历代的赋税征收，或据田亩，或按人口，或据户头。清查户口、人丁，尽可能抑制豪强兼并土地，防止自耕小农破产，均是历代一以贯之的政策。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土地兼并不再是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对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清查与登记成为政府经济管理的重要活动。

——据李剑农《中国经济史稿》等

材料一   今制度弛紊，疆理堕坏，恣人相吞，无复衅（指田界）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凭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磐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生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

——《陆宣公奏议》

材料二   “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丁：指21岁以上的男子，中：指16—20岁男子），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

——《新唐书》

材料三   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陆贽《翰苑集》卷22《中书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

材料四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集》2《重赋》

材料

——摘编自里耶秦简户籍簿（节选）

——摘编自《（武）周大足元年（701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户籍》

材料一   （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

——《苏州府志》

材料二   在讲述清末的中国经济时，我们注意到在1895至1913年间，至少有549家利用机械动力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是由中国民间和半官方创办的。这些企业的创业资本达120288000元。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材料三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毛泽东

材料一   直到1895年为止，上海几乎仍旧是个纯粹经商的城市，因此人口从未超过50万……尽管1843年至1895年间由于外国人创办的经商机构的结果，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如果跟1895年以后伴随着市内现代工业发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么早期的增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美）墨菲《现代中国的钥匙》

材料二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的抵制日货运动，上海华商纱厂盈利迅速提高，并出现了建立新厂、增加设备的热潮，形成了中国棉织业发展史上的所谓“黄金时期”。与此同时，华商烟厂、火柴厂等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据统计，1919年在农商部注册的工商企业达到104家，超过历年最好水平。其中注册的工业公司在1919年为65家，资金44728300元，也是亘古未有。

——摘编自李宗超《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理性与非理性》

材料一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1894年，中国大约有216个机器厂矿和小火轮公司。其中洋务派军事企业19个，经费约5000万余两，雇用工人1万余；洋务派民用企业共约27个，经费2964万元，工人25500—29500人；私人资本企业170个，投资额879万两，工人6万多。这一时期以民族工业兴起为重要表现的经济结构转换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结构中，新因素虽微乎其微，但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动力。

——摘编自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材料二“通州之设纱厂，为张謇投身实业之始。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中日事定，前部督张属苏、镇、通绅士，招商集股，设机厂，造土货，謇亦承之。”“状元办厂”是令人惊异的，但却决不是偶然的，它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1899年，该新型纱厂的诞生，也标志着张謇开始从传统的士人群体转向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群体——资产阶级。

——摘引自杨立强《张謇存稿》等

材料一   户籍制度萌芽于商朝，据殷商墟卜辞中记载商朝已经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之制。战国时期，商鞅将户籍制度发展为“什伍连坐”法。两汉时期，口赋和算赋（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兵役与徭役则是国家要求每个丁男承担的重负，为此，两汉政权一直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编户齐民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使大量的民户时时处在封建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唐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风行，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徭役来源日益枯竭，为了解决危机，唐政府改革征税制度，不以户籍及其登记内容而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寡为征税依据。明洪武年间，政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运动，编制鱼鳞图册，地籍与户籍彼此独立。万历年间，张居正一条鞭法，使身丁税与户籍相分离。从此，地籍便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而户籍的作用则退居其次了。清政府下令彻底废除人丁编审，传统户籍管理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节选自《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考》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以来，户籍制度及其功能发生重大变化。清政府在参考日本和欧美等国的户籍法规的基础上，于1911年初制定了第一部现代法律意义的《户籍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世界通行的户口登记与管理方式来规范的户籍法律，其将“人籍”（注：人籍记载出生、成婚、死亡等有关人之身份的事项）与“户籍”（注：户籍记载入籍、除籍等户口变动的事项）分立。1912年《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此条文为民国时期历次宪法所承袭。1915—1927北洋政府相继颁布了《县治户口编查规则》《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等户籍管理法规。清末民初制定的户籍法律，将表现欧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使户籍有了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功能，不再单纯是国家管制工具；还规定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诉讼抗告权利，民众不再只是义务载体。新的户籍法律解脱了过去的人身束缚，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大批农民来到城市，成为了第一批城市化的新市民

——摘编自《中国近代户籍制度变革探析》

                ——《孟子.滕文公上》

                ——《史记·商鞅列传》

           ——西汉·晃错《论贵粟疏》

材料一   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一种粗绸）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

——《旧唐书食货志上》

材料二   康熙帝说：“致治之道，民为最要，凡是与民生有益，即益行之。”于是在1712年，他以康熙五十年丁册为准，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后“勿增勿减，永为定额”。雍正时，又实行“摊丁入亩”，把丁税平均摊入到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成为清朝统一的赋税制度。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经济史稿》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推动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从1990年起，国家开始抓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2000年，国家决定安徽省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开。2004年，国家决定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并提出五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的目标。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一个在中国存在了2600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

——摘编自人民日报《新中国成就档案：正式取消农业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