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发展的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西方汉学家把宋朝的转折点称为一次“复兴”或者一次“商业革命”，是毫不为过的，特别是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更显现出开风气之先的独特风采。费正清、赖肖尔的《中国：传统与变革》第六章第四节的标题就是“商业革命”四个字。他们指出，宋代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在“宋朝的黄金时代”的标题下写到：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

——樊树志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古典经济学家赞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秩序”，它基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因为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生产的分工与商品的交换调节起来，使人们满足了彼此的需求，从而促进社会的利益。显然，这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指市场的调节规律。他不是人为的主观臆造，而是“自然秩序”，有更大的优越性。正是基于这种理论，他们主张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他们要求让“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自然秩序”不受干扰的存在，不要用人为的制度去加以控制。政府只需要发挥保卫国家的职能，并维持某些公共工程，其余的就该让看不见的手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强调完全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16至18世纪盛行的重商主义的传统政策。李嘉图还特别批判了农业保护主义，其矛头指向了保护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三   

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属长期计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同志主持制定的，1955年7月经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至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后，各国传教士将施医散药作为在中国布道传教的主要方式。在中国开办医院、设立诊所、翻译西医书籍和兴办医学教育，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我国，至19世纪末形成了中医学与西医学并存的局面。李鸿章认为：“泰西医学有专官、有学堂，西药化学格物微眇、务尽实用，物性则尤中土医工所未逮者。”时人称“西人东渐，余波憾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来未有之奇变也。”

材料二   在19世纪末，中医界兴起一股汇通中西医的潮流。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夏王朝存在与否颇有争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夏文化的探索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材料一   经过半个世纪的田野工作，我们在这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

----徐宏《二里头：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

材料二

在具体研究中，研究人员以田野考古为中心，围绕距今5500年到3500年，聚焦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开展考古发掘、调查和研究，研究遍布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下游、辽西地区河套地区，研究最后归纳出符合中国历史情况的文明形成标志，首先是农业和手工业的显著发展，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工，这也是文明发生的基础。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高等级的手工业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出现了这些权贵阶层生前居住的大型的建筑，就是后来所谓的宫殿，以及需要动用大量劳动力来兴建公共设施，都邑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另外出现了王权管辖的区域性的政体和其具有的公共权力——国家。

在浙江良渚遗址，发现了建于距今（2019年）约5000年前，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和更大规模的外城。在山西陶寺遗址和陕西石峁遗址别发现了面积在280万乃至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这一时期，墓葬中反映的阶级分化非常明显，小墓一无所有，或者仅有一两件武器或陶器；大型墓葬随葬品可达到上百件，不仅制作精美，而且表明等级身份。像这样的社会，显然不再是原来我们认为的部落联盟。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公布5800年前已有文明起源迹象》2018﹣10﹣23

材料一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他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通过道德感化改善政治，而不是一味使用暴力和刑罚。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革、动荡形势感到不满。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服饰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汉族服饰吸收了胡服的很多形式，大范围地流行。裤褶（xi）就是其中最具典型特点的一种服装形式。汉末，裤褶广泛地流行于民间，成为文武通用、男女皆穿的日常服用。

二是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汉族的服制礼仪。凡帝、后及公卿百官朝、祭等礼仪之服，一般都沿袭秦汉旧制。

这一时期，各民族服饰都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改进，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董晔《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胡服风尚”》

材料三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唐初，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长官共议朝政，均为宰相。李世民即位前任尚书令，为避讳，就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唐代皇帝认为宰相品位尊崇，不应轻易授人，常以他官居宰相职并假借他官之称。例如魏征以秘书监身份参与朝政，称“参知政事”，也是宰相之职……太宗还以李洵为太子詹事（东宫百官之长），特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号，使其与侍中、中书令共同参与宰相职事。从此就有了“平章事”与“同三品”的衔号。无论品位多高，不加此衔，就不能行使宰相职权。只有三公三师及中书令例外……安史之乱后，宰相名号又发生了变化，因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升为正二品，所以就废除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名衔。唐后期宰相的名号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

——摘编自刘珲春《中华文明史话·宰相史话》

材料二   宋代文化是唐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唐代所存在的三省六部、科举、均田等制度，已经标志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宋代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文官制度，中枢大臣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得以相互制衡。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952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想法，12月，形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准确表述。这条总路线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法律的形式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5月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在党的路线已经确定以后，全党的任务，全国人民中一切积极分子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这条路线，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使总路线的灯塔照耀全国人民的一切工作。”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这条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摘编自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一     西周时期，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蛮、夷、戎、狄，是以是否接受了或保持着“礼”作为标准，存在着“中国”敌视蛮、夷、戎、狄的现象。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蛮、夷、戎、狄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     “华夏”靠近的趋势，最终在战国时期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摘编自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

材料二通过孝文帝改革，北魏“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改革使南北之间的均势逐渐被打破，形成北强南弱的局面，而北方民族大交融的实现，又大大淡化了南北对立的民族矛盾，这就为隋文帝结束隔江对峙奠定了基石。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