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年，在引进出版的各类书籍中，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科技、社会学等各个方面，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还是对马列主义的政治书籍和革命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的译介。据统计，政治方面，从1949年10月到1965年底，马、恩、列、斯著作总计出版395种，印行6909万册。文学方面，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止，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包括俄国）文学艺术作品3526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总数的65.8%之多，总印数8200.5万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印数74.4%之多；科技方面，1951至1955年，5年间共计翻译出版外国科技图书3600多种，其中译自苏联的数量占70%。辞书方面，囿于原著、译者等因素，当时得以翻译出版的辞书仅有苏联的几本专科词典。
——摘编自卢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译介出版活动》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翻译、出版的作品数量剧增，涉及语种达五十多种。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年均出版翻译作品2192种；1995年至2003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高速增长，年均出版翻译作品超过一万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一些现当代通俗文学作品也逐渐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尼罗河上的惨案》、《珍妮的肖像》、《飘》、《假如明天来临》等作品，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巨大的冲击，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摘编自中国网评论《改革开放30年助推中国翻译史上第四次高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事业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发展翻译事业对中国社会的意义。
材料一 《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既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华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摘自【西晋】江统《徙戎论》
材料二 北魏拓跋珪即位后，采纳汉臣崔宏建议，自谓黄帝之后。拓跋氏追溯的初祖是受封北土的黄帝嫡孙。拓跋珪及继任的三位皇帝亲往或遣使至涿鹿黄帝庙祭祀。
至孝文帝，又下诏：“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面对关于迁都的质疑，他说：“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孝文帝主持定姓族时，汉臣薛宗起建议不应以祖先曾经的居住地为确定门第等级的主要标准，他说：“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
——摘编自《魏书》
(1)根据材料一、指出作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概括其理由。(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在民族关系理念上的发展，并阐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进步作用。
材料一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并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的个体经济变成先进的大规模的合作经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材料二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明确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此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全面落实。到1983年底，实行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的90%以上。
——摘编自《当代中国史事述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国家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及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的原因。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后，西域文明就沿着“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通道源源传入中原。在短短几十年中，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不仅有芝麻，胡麻、无花果、安石榴、绿豆、黄瓜、大葱、胡萝卜、大蒜、番红花、胡荽、酒林藤、玻璃，海西布（呢绒）、宝石、药剂和罗马胶等物产，而且还有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以及后来传入的佛教等产生于异域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传播更加遥远，政府的使者曾达到安息（伊朗）、犁轩（古罗马国）、身毒、奄蔡（今里海东北）、条支（今波斯湾西北）,穷临波斯湾。而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影响则远远超过这个范围。许多来自异域的艺术形式不约而同地传入中国，融进中华文化之中。
——摘编自张小峰《两汉时期中西文化交融的盛况》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通商体制结束，五口通商，买办兴起，外国商人在广州投资开设洋商行，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广州的外贸。在这一时期，广州外贸出入口商品品种不再受禁令限制，广州港进口商品分为洋货进口和国内其他口岸进口的商品，进口商品有鸦片、洋布、洋棉等机器生产品，出口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近代以来，广州贸易额仍在缓慢增长，但已经被上海反超，其占全国贸易额比重逐年减少。
——摘编自李庆新《广州“交易会”及其制度改革》等
材料三 2008年以来，全球化遇到重大挑战，许多国家主张反对自由贸易、反对经济全球化、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2013年中国开始倡议的“一带一路”,是为推动世界复苏、优化全球经济治理、重建世界交往理性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目前已有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当今世界全新合作模式。
——摘编自陈曙光《“一带一路”:中国与世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并分析汉武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出现盛况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后广州对外贸易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提出和实施“一带一路”设想可行性的条件，并简析“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国际意义。
材料 康有为借鉴日本明治维新时“先行纸币，立银行，财泉流通，遂以足维新之用”的经验，提出“今宜大筹数万万之款，立局以造纸币。各省分设银行”。若有开设铁路工厂者，它可代筹资金；国家军事政务若有支出，它可立为调拨；涉外兑汇，它为其免去关票作押办理。它对各地银号存户部及各省藩库的现银公票进行寄存入息管理，这种集中存储和公票入息的办法，便利了资金周转和聚集游资。这样的“官银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开发，“以工立国”所需的巨额资金是不愁了。“官银行”还对银号加以扶植，提出在银号资金不足或面临亏损时，要予以援助，以保证银号信誉，使得金融业稳定发展。康有为为整顿钱法杜漏卮，为解决发展民族工业所需资金而设计的货币信用制度，堪称卓识之见，在对金融货币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上，也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更为具体深入。
——摘编自杨广玺《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经济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金融货币制度改革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康有为金融货币制度改革思想。
材料一 在西欧中世纪，教士和修道士的布道是一种重要的对民众直接进行神学指导的方式，是指教士以传道人的身份所进行的道德说教。中世纪的布道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注话题、神学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教俗人士的评论等。13世纪出现了极为普遍的所谓“针对性布道”，将听众分为“妇女”“教士“和“市民”等等，布道时耍兼顾听众的兴趣及时调整内容。通过戏剧来灌输信仰也是对民众进行基督教化的一种重要路径。戏剧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对《圣经》中的多种阐释进行了解和认识的方法和途径，还有以说教为目的，强调人对神的依赖以及个人与社会责任的道德剧、神秘剧等戏剧。此外，基督教会还利用寓意故事来进行基督教化的伦理道德说教。这些教化方式使得道德教化在民众中的传播更为广泛和普及，其过程也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渗透性，这些活动促进了基督教伦理道德体系的建构。
——摘编自邹丽霞《<罗马人传奇>与中世纪后期拉丁西方的道德教化》
材料二 宋代，社会风俗的教化与规范呈现出新的面貌。如宋真宗率百官亲赴曲阜孔庙祭莫，亲撰《崇儒术论》，救编《九经疏义》领行学校，作“劝学诗”明谕天下读书人。《宋史·职官志》中记述：地方官员具有“宣布条教”“旌别孝悌”“举行祀典“宣风化”等职能。在重建学校教化传播通道方面，庆历四年范仲淹推行“新政”时邀请教育家胡瑗赴京师执掌太学，将长达30年的苏湖私学教化经验引进太学。此外，乡约、家训等也在民间的社会教化中发挥重要的功能。如北宋学者吕大钩创立的《吕氏乡约》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这其中“德业相劝”和“过失相规”着重于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而“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则侧重于个人道德的放大所造成的社会效应。陆游《放翁家训》也要求子孙秉承祖上清廉的家风，淡海名利、功利，教训子孙戒懒惰，与人为善，平等待人，同时祝福子孙要尽忠报国、廉洁为官、重视节操、不贫图富贵。
——摘编自张雪红《试论宋代社会教化的新特征》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世纪西欧教会进行教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社会教化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中西方社会教化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当西方文明挟坚船利炮登陆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发现西方和反思传统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交汇、融合的历史过程。甲午之后，追求现代性的中国启蒙知识分子，通过认识“西方”现代文明与帝国强权于一身的两面性，理解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并籍由其西方想象而确立了中国现代化之“文明”与“富强”两大目标。在百年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国人对西方集强盗与导师于一身的形象的认知往往囿于片面的单向思维，或尊崇西方为现代文明之典范，或仇恨西方帝国强权之罪恶，亲西方和反西方的意识并存。
——摘编自彭明《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表征着中国向西方学习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悲情式现代化诉求。甲午中日战争前后，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西方想象，关乎中国现代化之价值取向。严复对西方“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文明秩序的认识，梁启超对文明进程中自由与强权之辩证法的思考，陈独秀对西方列强之人性兽性并进的“世界文明之猛兽”的揭示等，无不辩证地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特点。对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来说，亡国灭种的民族悲情、天下主义的文化传统、留学外域的跨文化背景等，构成了影响其西方想象的复杂因素。
——摘编自高力克《双面西方：文明与强权——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西方想象》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近代国人的西方观。
材料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基于自身立场，均颁行了自己的劳工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如1932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经过修正的《工厂法》和1931年及1933年共产党颁布的《劳动法》，其部分信息见下表。
法律法规 | 最低工资标准 | 工资发放形式 | 工资发放时间 | 加班工资标准 |
《工厂法》 | 以工厂所在地的工人生活状况为依据 | 通用货币 | 定期发放，每月两次 | 延长工作时间应加给平时工资的1/3—2/3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1年） | 劳动部门规定的最低工资额 | 现金（不得使用物品） | 每半个月发放一次 | 休息日和节假日，发双薪；额外工作，发双薪；夜间工作，按一定的比率增加工资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3年） | 由当地政府依据当地生活水平和职业等级，确定最低工资 | 货币和实物 | 每半个月发放一次；（临时性工作）工作完成时发放，且应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内发放 | 2小时以内，增加50%；2小时以上，增加一倍 |
——摘编自衡芳珍《二十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的工厂法》
(1)根据材料，指出国共两党劳工政策中关于工资规定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国共两党的劳工政策。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既下，则署而行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朱批奏折缴回之举肇始于清康熙朝，制度确立于雍正朝，乾隆朝又有新的补充发展，虽朱批“览”“朕安”一二字者亦需缴回，由此逐步形成了严格的朱批奏折缴回制度，并为以后所承继。清廷最初规定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于下次上奏时趁便奏缴，其后改为按年呈缴，清末又改为年终交由军机处汇缴。朱批奏折需连同奏匣、奏夹、封套一并缴回，在京官员赴该管衙门，在外官员则赴该省督抚处呈缴，休致或降革官员则呈明该省督抚、该旗都统代缴。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不得隐匿存留，违者严加惩处。
——摘编自项旋《皇权政治与信息控制——清代朱批奏折缴回制度考论》
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代奏折制度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原因。
材料：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粮食作物的主要分布区，史前时期，粟是黄河流域分布最广的粮食作物，裴李岗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遗址都发现过粟。黍的分布与粟相当，是华北地区与粟共存的一种农作物。稻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种植面积十分有限。
商周至春秋时期，稻成为仅次于黍、粟的主要粮食作物，郑州白家庄商代早期遗址曾发现过稻壳的遗存。小麦从西亚传入并在黄河流域种植，甲骨文中多见“麦”字，战国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修建的郑国渠、白渠、龙首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小麦成为仅次于粟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在水利条件优越的地区已经大量种植，较以往有明显改变。
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黄河流域小麦和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这一时期域外传入的新粮食品种高粱、荞麦种植范围逐渐扩大，其中荞麦因抗秋寒低温、生长期短的特点，在南北各地广泛种植。明清时期，稻、麦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自然环境变化，黄河流域水稻种植面积明显缩小，同时小麦因灌溉技术的提高，替代黍、粟成为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但这一时期粮食作物种植最明显的变化，则是以玉米、甘薯、马铃薯为代表的农作物的传入，它们因具有高产、耐瘠、耐旱涝的特点，广泛种植于原来不适宜稻、麦生长的地区，全面改变了原来农作物种植结构与组合形式。
——摘编自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黄河流域外来农作物传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