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及传统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进程加以简要评析。
（3）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当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 160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坤舆万国全图》，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中获得的世界地理新知识。利玛窦本人在中外文著述中都说《坤舆万国全图》是他亲手绘制的，明代科学家李之藻等人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阮泰元《两仪玄览图》序文中亦提及此事。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并不是利玛窦的作品，而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图“证明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所有演绎的逻辑起点是：《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以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为蓝本绘制的”，但《坤舆万国全图》上面共有“1114个地名，全部是中文标注，比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增加了几百个”，《坤舆万国全图》上这些多出来的几百个地名是从何而来的呢？他的结论是：这些多出来的地名“只能得自中国资料”，即15世纪前期郑和环球航行时所绘的中文世界地图。李兆良此处所说的“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指的是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所编地图集《地球大观》中的一幅世界地图。《地球大观》于1570年首次出版，是世界史上第一部近代地图集。李兆良还写道：“《坤舆万国全图》有原本藏在南京，官吏们密谋以利玛窦顶替作者”，“官员们在原图上添加序言和有限地名，利用利玛窦名义公开”。李兆良主要依据两种文献：一是明代梁辀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二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对照一下梁辀原文，没有一个字可以支撑李兆良的观点。
——摘编自龚缨晏《〈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坤舆万国全图》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李兆良的“新发现”谈谈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
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从表面上看“里”具有乡约自治功能，但本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位，乡（管、都、保）则是介于县与里之间由若干村落组成的地域性行政单元，而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乡里承担着维持国家在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微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隋唐时期，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基层行政权力的缩小、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的下降为士绅和宗族势力的补充提供了空间。
——摘编自王伟进等《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治理主体又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主要特征，并对古代的乡村治理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主体发生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乡村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式乡规民约起源早，早在《周礼》中就有了较为明确的乡规民约条款，尽管如此，直到宋、明、清三代才是乡规民约形成、发展的鼎盛时期。乡规民约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现存的成文乡规民约的发展轨迹可以梳理出几个阶段性节点：西周时期的《周礼》是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典籍；唐朝时期的《义门家法》是最早的专门性村规民约；宋代的《吕氏乡约》是正式乡规民约的典范；明代的乡规民约得到了全面发展，它不仅是乡村自治的依据，而且变成了吏治工具，其中《南赣乡约》是典型代表；清代乡规民约进入全盛阶段，成为御用工具，其中《圣谕广训》是典型代表。
——摘编自郑文宝、张蕊《乡规民约与古代乡村道德建设》
材料二 1949年后的30年中，中央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深入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它通过逐步升级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原有的基层乡村组织被彻底国家行政化，每一村、每一户、每一人都在国家设定的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中，传统乡约的乡治/自治在政治和组织上成为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部分内地乡村出现了与宗族活动复活相联系的村落家族法，还有更多的地区在乡镇政府要求和指导下订立了村民守则或乡约。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吸收传统乡约的自愿约定和与国法衔接的优点，新的乡规民约于今后中国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完善必有助益。
——摘编自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乡约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乡约发展的历程，并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约治理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乡约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基本特征。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现代化城市治理的路径”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宋高宗即位之初，推演新一朝的政治，将亡国罪责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但是宋高宗与靖康时期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士大夫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士大夫们反对王安石“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式，同己者取，异己者黜”。而高宗以为，王安石变法轻启边衅，导致蔡京、童贯主兵连年攻打西夏、吐蕃，而后又与金订立海上之盟谋取燕云，彻底变乱了祖宗确立的和戎之法，最终方才有了靖康之难。
材料二 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予以激烈地批判，他们指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王安石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思想理论根源。宋理宗在淳祐元年下诏，撤销王安石的官学地位，代之以周惇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庙，从而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从儒家正统系列中排斥出来：“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至此，“万世罪人”的盖棺定论是王安石及其变法污名最终形成的标志。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华瑞《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靖康时期的士大夫、宋高宗以及南宋理学家丑化王安石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中国古代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县衙门与农民家庭大门之间的距离是交给地方的，所以构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体制。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事实上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就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发挥效力的是绅士。自治团体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发生，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材料二 虽然清末成立的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在中国固有传统中依然可以找到其影子。18世纪后，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在县的数量没有太大变动的情况下，广东等省的县丞、巡检司与典史已经开始划定分辖区域，打破了原来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格局。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正是延续了这一方向，在县下划分出更多的分辖区域，以便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管理。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各种协会的成立成为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凝聚力所在。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完善乡村治理格局需要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与协调，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推进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如何形成互动的良性治理格局更是乡村社会治理成败的关键。鼓励乡村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明确其基本职能，积极营造属于乡村成员民主协商的新领域成为发掘乡村社会秩序活力与完善村民自治的新途径。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基层治理变化的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今基层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战国百家学士呈现了浓厚的政治取向，其学说“务为治者也”。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使得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与学术文化变迁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国秦汉间的政治进展对应着各家学说的此起彼伏，堪称政治文化史上的奇观。秦以三晋法家指导政治，文吏成为秦王朝的主要行政承担者，儒生则惨遭“焚书坑儒”的打击。汉初以功臣及其子弟占据要津，但具体政务依然委以文法吏。即使武帝之后，儒家独尊，形成了“学者兼为官僚”的“士大夫政治”，文法吏仍高踞政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求变因素，集中于建构灵巧而有实效的治国之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表征就是对国家政治宏观架构的重新思考。晚清的这种政治思维的出现是对中国近代政治危机进行全方位思考的必然结果。一旦把近代中国的政治体系放进整个世界文明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国家的衰败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因制度的僵化而引发的。中国几千年来的帝国体制演化到近代，由于自身内部的机制趋于老化以及外力侵蚀，已难以应付制度败坏的困境，新的帝国在旧的废墟上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几乎丧失殆尽。当传统的政治演化机制面临几乎不可克服的困境时，人们只能到旧制度以外的文化视野中去寻求破解的办法。
——摘编自梁波《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战国至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政治文化变迁的认识。
材料一 清初，黄河下游堤防失修，决口频繁。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他主张从全局出发，将黄河、淮河、运河三者进行综合治理，并指出：“用水刷沙，虽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旧之不同……五年以前之久淤……冲刷甚难，故必须设法疏浚也。”主要措施是坚筑堤防、蓄清刷浑、河运分离。由于治河经费紧缺，靳辅预支数个省份康熙二十年正税的十分之一、并允诺“以淮扬水涸之后溜出田地的屯田收入及商船货物缴纳的商税补还”。经治理，黄河安澜十余年，之后又连年决溢。
——摘编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等
材料二 清末民初以来，原有黄河治理体系逐渐解体，黄河水患频发。1913年，濮阳双合岭决口，当时北京政府着力进攻南方革命力量，无暇顾及，导致灾情不断扩大，拖延两年才完全堵复。1921年，《大公报》报道：“黄河上下游近来迭次决口，被水区域益形扩大，加以款项支绌，河工经费不能尽力筹拔，因之河防设施多有未周。”193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提出了黄河治本思想，强调黄河治理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与航运、水电、灌溉兼顾，还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治河策略。但由于主管机关职权不定，治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
——摘编自苏全有等《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考察黄河并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99年，江泽民强调黄河治理开发应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2019年，习近平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步入新征途。
——摘编自邓生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治理开发及其经验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靳辅治理黄河的特点并予以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黄河治理中得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