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抗日人民政权的建设，始终把廉政建设作为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致力于建设一个民主、公正、廉洁的政府。太行抗日根据地成立初期，首要目标是扩充力量、扩大武装，而非“阶级纯化”，因而，根据地的阶级成分较为复杂，制度政策尚不完善，干部整体数量不足。根据地的一些干部自身革命意志不坚定，有了思想懈怠和不良作风，违背了廉洁从政规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贪污腐化行为。为遏制贪污腐败与浪费等不良风气，打造根据地风清气正的良好风貌，保持党自身的纯洁性，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采取了多项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摘编自夏文华、孙凡闵《太行抗日根据地廉政宣传的实践及其特点》

材料二   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以军事“扫荡”为主的毁灭性打击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军事压力，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一方面，军事上战斗频繁，伤亡重，干部牺牲大；另一方面，根据地面积缩小，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有些地方军民的吃穿等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保障。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强调在新的残酷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根据地广大军民，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战胜困难。

——摘编自石仲泉《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核心地位》

材料   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农户一年的劳动成果，除了扣除补偿生产资料的消耗和交纳国家的农业税外，绝大部分用于全家人的生活消费，农户不仅不可能持续地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1953年和1954年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1955年，仅棉纱、棉布、卷烟，麻袋这四种产品的减少，就使全国工业增长速度降低4%。当时广大农村，高利贷者日益活跃，雇工剥削的现象逐年增长，租佃的农户不断增加，土地买卖日趋严重，新富农到处出现。如果让两极分化发展下去，广大贫下中农仍将逐步失去生产资料，走向贫困破产的深渊。1955年制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再一次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增长。”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工作，而实践上一般地说也能做到初级社比互助组增产，高级社比初级社增产，因而农民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就能够相应地增加收入，从而调动了他们参加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性。

——摘编自王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史》

材料一   僧一行，俗姓张，父亲是武功县县令。一行少时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曾拜访道士尹崇，借阅《太玄经》数日，撰写《大衍玄图》和《义决》。武则天主政时期，一行为避祸出家为僧，隐居嵩山，拒绝征召，后前往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年），一行被其族叔强行带到长安，玄宗多次向他咨询安定国家、抚育人民的道理。当时的历法在推算天象方面渐渐出现偏差，玄宗命一行考查前代诸家历法，重新编订新历法；另派人制作黄道游仪，观测天象，与一行的研究互证。一行取《周易》“大衍之数”之名，主持编订《开元大衍历经》。一行去世时，玄宗赐给他“大慧禅师”的谥号。

——摘编自刘晌等《旧唐书》等

材料二   至元十六年（1279年），经元世祖批允，郭守敬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并根据观测结果编订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授时历》，其对地球自转周期的计算与现代值只差26秒。郭守敬还擅长制造仪器，创造和改进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景符等13种天文仪器。其中，简仪就是他对前代过于复杂的浑仪加以简化而成的；景符则是郭守敬宋代的八尺长的圭表增高到四十尺，并依据小孔成像的原理改制成的测影器具，它大大提高了测定精度。

——摘编自李兴濂《郭守敬：七百年前的中国科学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