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民，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摘编自《史记·陈丞相世家》

材料二   元朝为管理这样广袤的疆土，逐渐形成了一套行省制度……在邻近首都大都的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区，不设行省，称为“腹里”……吐蕃作为一个单独的大行政区，也未设行省……起初行省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央派出机构色彩，至忽必烈后期已基本上转变为地方常设的最高行政机构。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两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刺激，传统的自然经济在沿海沿江口岸地区逐步瓦解，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开始举办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通商口岸的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开始投资创办近代企业。

——摘编自徐国利《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材料二   欧战爆发后，民族工业显露加速发展的步伐，其中棉纺织工业等轻工业发展尤其突出。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是六千两百多万，1920年增为一亿五千五百万元，增加125%。1914年到1920年，中国资本的纱厂数量由35家增至63家，面粉厂增加了84家，面粉的出口由7万担增至396万担，由入超转为出超。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地区，黔、贵、皖等地，或两三家。

——摘编自孙长斌《一战时期中国经济变化与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长》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   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淀而成的，具有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形态，但是到了近代，经过不到一百年时间，它就大体上转变成为近代型文化。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非常强调西方文化“冲击”的作用，他们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内部缺乏活力的惰性体系，它长期停滞不前，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才被迫作出反应，被迫向近代转变。从“师夷长技”开始的物质层面文化的近代化，到制度层面文化的近代化，再到心理层面文化的近代化，每一步都留有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当西方文化涌来时，它常表现出相当顽固的拒斥态度。但是它并不是只有拒斥的一面，在它的内部也存在着某些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沟通、相衔接的因素，例如经世思想、变易思想、民本思想等，这些因素是富有活力的，它们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并且经过转型而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民族危机引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这个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它的内容，它的特点，也都是由这个危机和解决这个危机的要求所决定的；它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都是为解决这个危机服务的。一代代志士仁人，都是围绕着挽救民族危机这个主题，苦苦探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变法”，到“排满革命”，到“马克思主义”，种种选择，都是为了这一目的。

——摘编自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李氏（唐朝皇室）起自西陲，历事周（北周）隋，一切文物不问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太宗雄才大略，固不囿于琐微，而波罗球之盛行唐代，太宗即与有力焉。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番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

——摘编自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材料二   隋唐时期，随着中西贸易的繁荣，一批批的西域、阿拉伯、波斯和罗马（东罗马帝国）商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丰富的物产如玻璃、药材、棉花、象牙、香料、珠宝和植物、畜产品等随之传入中国，异域的宗教、文化艺术也浪潮般地涌来。这一切使唐人终于认识到大秦、波.斯、阿拉伯和天竺的文明与大唐文明一起构成了多元的世界文明。

——摘编自李明伟《丝绸之路与唐诗的繁荣》

材料一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救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摘编自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

材料二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经过经济体制改革减贫政策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政策阶段、扶贫攻坚政策阶段的努力，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的绝对贫困状况得到了很大缓解。

——摘编自吕书奇《中国农村扶贫政策及成效研究》

材料一 辽宋夏金时期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与汉民族加速交融的时期。辽朝耶律德光曾下令,“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并要求辽政府各级官员“劝农桑、教纺绩”,以此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文化上,辽朝统治者任用汉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契丹文字,并用契丹文字翻译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著作和大量儒家经典。

——摘编自段红云《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材料二 清代前中期,中央政府注重对边疆的治理。第一,从观念上看,它承认边疆民族与内地民族之间在制度文化方面的差异性,用中华固有的道德主义来看待边疆的民族,对边疆和内地采取不同的政策,体现了一种文化边疆意识。同时,针对西藏、青海、蒙古、新疆等地区,通过制定诸如善后章程之类具有较强的“自治权”的单行法规或基本法,赋予其一定的“自治权”。第二,在实践中,在确认民族性和实行相对自治的基础上,还强调边疆民族参与本民族政治的思想。这种体制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参与式的“自治”,即将边疆民族地方的首领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制度之中,把其行政活动置于国家法律之下,并在此前提下让其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来处理各种行政、法律事务。

——摘编自冯建勇《构建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