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司马迁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另一种是享乐。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司马迁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这样社会才能富裕安定。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上策是顺其自然，对经济活动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最后才是用刑罚的方法说服人民；下策是与民争利。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千百年来对“富裕”采取否定的态度，耻谈富裕，耻谈经济；但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衣食充足的社会，公众讲求礼节，热心公益；一个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
——摘编自袁贞《西汉时期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之浅议》
材料二：宋代诗词与商业变革
类别 | 宋词中商业词汇 | 数目 |
商人 | 商贾、商客、贾客、贾人，商贩、贾贩、贩夫、贩妇，行商、坐贾、南商、北贾，富商、富贾、巨贾、巨商、估客，牙人、牙侩，胡贾、蛮贾、蛮商、贾胡、商胡，海商、海贾等 | 400项 |
集市 | 坊市、河市、水市、山市、村市、草市、墟市，早市、晚市、夜市，鱼市、酒市、药市、蚕市、花市、灯市等 | 400余项 |
酒家 | 酒家、酒楼、酒店、酒旗、酒帘等 | 近600项 |
贸易 | 商舶、商船、商旅，榷场、互市，铁钱、楮币（交子），关征、征榷等 | 300余项 |
高频词 | 商、市、卖、买、典、钱、征等 | 多至数千项 |
| 鬻、贩、货、店、楮、币、赊等 | 数百项 | |
| 贸、榷、税、赁等 | 数十项 |
材料三：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得海禁政策相比明初实行时更不符合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嘉靖倭乱”发生后，明朝严行海禁并废除了市舶司，这使得番商失去了合法的贸易渠道，大兴走私贸易。海商也逐渐转为了海盗，“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齐民也”。福建巡抚谭纶奏称：“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凡也，大抓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若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中央政府中也有很多同谭纶持相同观点的大臣，明朝上层最终开始考虑更适合实际情况的政策。1567年，明穆宗宣布在福建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隆庆开海”带来了海上贸易的繁荣，朝廷也越来越重视海澄舶税对国家的重要作用，这是除了维持稳定海疆以外的又一重要好处。因此，明朝政府制定并不断完善海澄舶税的制度，以官方政策的形式将税收分类并固定下来，这为中国开启海洋贸易国际化奠定了政策上的基础。
——摘编自薛振威《16世纪中国海外贸易思想变革——以隆庆开海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并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商业变革”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隆庆开海”的背景，并简述“隆庆开海”的积极作用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掺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二 从专制制度下君权的绝对性出发，也必然要求一种“君为臣纲”的君臣关系，必然要求官僚组织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从属性和灵活性，一切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为了获得统治的效益，它一方面离不开一种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但又拒斥和恐惧这种力量所必然伴生的组织性、自主性或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宰相地位十分特殊，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的职务，宰相的这种特殊地位和身份更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这就埋下了君权与相权冲突摩擦的根苗。
——摘编自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内阁制度在明代政治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君权与相权冲突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劳动正义思想，如保障“制民之产”，落实土地“均”“正”，践行“薄其税敛”，重视按“劳”各得其分，尝试“与民分货”，倡导“取于民有制”。保障“制民之产”是抓住了保障劳动正义的根本；落实土地“均”“正”是践行劳动正义的基础；践行“薄其税敛”是落实劳动正义的重要举措；重视按“劳”各得其分是实践劳动正义的中心环节；尝试“与民分货”是推进劳动正义的必要补充；倡导“取于民有制”是改善劳动正义的重要措施
——摘编自刘伟雄、李连根《中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进入阶级社会后，尤其是前现代社会，相比神话英雄、宗教人物、王公贵胄，出现在艺术作品上的劳动者的形象相对稀少了很多。直到16世纪，在商业发达的北欧，一些画家不吝创作以劳动者为主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中，劳动者质朴、快乐的形象中不失愚笨的一面，这是因为当时的艺术家“对乡村农家的态度与莎士比亚相似，习惯拿乡下佬开心”。到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明确把劳动者当作主要描绘的对象，创作了很多传世的经典作品。如古斯塔夫·库尔贝1849年创作的《碎石工》、米勒1857年创作的《拾麦穗》等，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广大劳动者艰苦的劳作状态和艰辛的生活情景，实际上更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评和拷问。
——摘编自郭广林《浅议近现代绘画与摄影里的劳动者形象》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中用勤劳和汗水、智慧和创造，营造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的社会风尚，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和鼓舞人心的劳模精神。在新时代，应重温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继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摘编自储新宇《弘扬伟大劳模精神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艺术界对劳动人民态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代大力弘扬劳模精神的伟大意义。
| A．《浅议我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朝代——夏朝》 |
| B．《趣谈周武王与分封制》 |
| C．《论隋唐三省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
| D．《论清代丞相与军机大臣的权力制衡》 |
| A．《以＜红楼梦＞为例浅议宗法制下的社会生活》 |
| B．《论隋唐三省六部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
| C．《从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到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
| D．《论清代丞相与军机大臣的权力制衡》 |
| A．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B．明清的君主专制 |
| C．浅议“焚书坑儒” |
| D．清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 |
| A．《浅议我国世袭制度的创立者——黄帝》 | B．《趣谈周武王与分封制》 |
| C．《论隋唐三省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 D．《谈谈清雍正帝与军机处的设置》 |
材料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意，惟太史公能之”。如《李斯列传》开篇，李斯对比厕中与仓中之鼠后大发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刻画出他热衷富贵、狡诈自私、阿顺苟合的卑劣人格。对于李斯的非凡政治才干和显赫政绩——二十年间完成了几代先王未竟事业，又主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如焚书坑儒、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外攘四夷等——司马迁予以充分肯定，这是不同于时贤的惊世骇俗之新论，独树一帜。“人皆以斯极忠而被王刑杀”，司马迁则考察相关事实以得出真相：始皇死后，赵高矫诏并劝诱李斯，李斯起初斥责其不忠有贰。但当赵高道出：“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时，李斯就苟合以求自安，并假惺惺地太息垂泪。司马迁点评道：“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摘编自田劲松《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进行人物评价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认为李斯的功绩无法与周公、召公相提并论的原因。
材料一 1737年出版的《莱布尼茨哲学发展史》指出，莱布尼茨思想有两个源头，一是西方的柏拉图，二是东方的中国哲学。1773年霍尔巴赫在《社会的体系》中赞美孔子对政治与道德结合，以至于“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功效”，他主张以德治国，要求“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汤因比（1889-1975）和池田大作（1928-2023）研究发现，欲使破碎的世界整合，唯有靠中国而不是西欧或西欧化的国家，中国宗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如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道教顺其自然的直感，将使中国文化为世界统一的文化主轴。
——摘编自王文科、白风城《论中国文化哲学对近代欧洲的影响》
材料二 “五四”前后，以杜亚泉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围绕东西文化差异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大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其论战的实质是文化的时代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之争。
| 派别 | 主张 |
| 东方文化派 | 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 我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此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 ——杜亚泉 |
| 新文化派 | 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特点。 ——常燕生 |
| 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若是决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陈独秀 |
材料三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通过实现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使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需要，取得了“文化立国”的历史成就。至1965年，全国已有县级文化馆2598个，城乡影剧院2943个，县级以上图书馆562个，群众艺术馆62个，乡镇文化站2125个，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出版社等机构遍布全国。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文艺作品，当中许多作品脍炙人口，走向世界，成为世所公认的“红色经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文化建设之路的探索以“文化富国”所体现，文化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文化成为繁荣国民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文化富国”还表现在文化在提升综合国力、国家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上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将“文化强国”上升为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总纲与国家意志。“文化强国”的全面实践，意味着党领导文化建设步入了历史新阶段，与近代仁人志士的“强国梦”形成了历史呼应。
——摘编自韩晗《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18世纪欧洲的影响，说明“欲使破碎的世界整合，唯有靠中国（文化）”的根据。(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东方文化派和新文化派的观点分别给予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取得“文化立国”历史成就的原因，并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文化建设从“文化富国”到“文化强国”的必然性。
材料 杨昌济（1871—1920），湖南长沙人，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其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母亲向氏祖上亦为理学名儒。杨昌济自幼发愤读书，后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儒家经典及曾国藩的著作。1895年，杨昌济投身湖南维新运动并结识了谭嗣同等维新人士，1903年，赴日留学，1909年，进入英国阿伯丁大学攻读。1913—1918年，回国后的他被聘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课程，还先后或同时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长沙第一中学等学校任教。在长沙教书期间，杨昌济通过一系列的翻译和评介工作，宣传新文化。在杨昌济的循循诱导下，毛泽东、蔡和森等青年经常围绕“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等问题展开讨论，进而催生了“五四”时期的最早社团——新民学会。1920年1月，杨昌济不幸离世。
——摘编自夏剑钦《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杨昌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杨昌济在近代教育领域的贡献及其作出贡献的原因。(2)根据材料，简述杨昌济的精神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