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没有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材料二   隋朝时期，西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国王仿效华夏兴办学校，“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唐蕃和亲后，松赞干布“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南诏则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学习汉族礼仪文化，并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公文翰之美，冠于一时”。

——摘编自《北史·高昌传》《旧唐书·吐蕃传》等

材料一   从晚明时期到清朝中期，约有500名耶稣会士来华，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大炮铸造法、历法、绘图、算术、天文、几何等西方文明，这为中国提供了使其自身现代化的机会。但这一缕微弱之光只在一小部分较进步的中国士大夫中隐约闪亮，中国的士大夫总体上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自负非凡，以至不承认需要吸收外来学识。与此同时，传教士也将汉学传回了欧洲，利玛窦翻译的《孔子四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1682年耶稣会士向教皇呈现了400多部中国典籍译本。欧洲第一次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些大思想家如歌德、伏尔泰、亚当·斯密等成为中华文明的崇拜者。欧洲上空弥漫着进步的气息。

材料二   西方思想的涌入，始于鸦片战争前对《圣经》和宗教小册子的翻译。1861—1895年间，译著范围扩展到外交、军事、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其中应用科学占40%，自然科学占30%。这段时期，从英美国家翻译来的著作占全部的85%。1895年后，对西方作品的翻译不仅局限于军事和技术方面，还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科学和哲学思想等方面。1902—1904年的全部译著中，社会科学占25.5%，历史和地理占24%，自然科学占21%，应用科学占10.5%，哲学和文学占11.3%，其中译著来自日本的占62.2%。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