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料1

史料2   

材料二   东汉时期，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他们跟汉人杂居，学习农业生产，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大多也还保持部落组织，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到了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族和羌族等族共有几十万人。

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也先后南下，逐渐迁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据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如此多的百姓来到了长江一带，使长江地区迅速变成我国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南方也得到了极快的开发与发展。

——摘编自《中国民族关系十讲》等

材料一   宁波市区宋元时期城市生活类遗址出土瓷器基本情况

（说明：1.今浙江宁波地区即宋元时期的明州；2.在宋代瓷器中，官窑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和临安，由宫瑟设窑烧造的青瓷）

——摘编自吴敬、付亚瑞《明州城遗址出土宋元瓷器与明州港市的考古学观察》

材料二   宋代皇帝都喜欢饮茶，并常将北苑（属福建）进贡的建茶赏赐给皇亲贵族、近臣与功臣。这一时期，比试茶品高低的斗茶风气盛行，经过丁谓、蔡襄等士大夫的倡导，逐渐传播到上层社会，最终成为一种清新雅致的茶道艺术。当时以福建建州为中心烧制出的各种瓷器称“建盏”。宋初，当地一些窑工技师在黑釉盏中有意加点白釉烧造而成的“鹧鸪斑”，是当时生产工艺中的新技术，“点试茶家珍之”。此外还有免毫盏、油滴盏等种类，仅宋代建阳水吉一带就有龙窑99条，其窑炉的长度短则几十米，长则百余米，一窑的装烧量最高可达十万余件。

——摘编自杨静《宋代建茶的崛起与茶文化兴盛关系探论》

材料一   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在其（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

——摘自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高祖）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尊后齐之制。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

——《隋书·食货志》

材料三   社仓原为地方上的一种社会互济设施。开皇五年以后，隋王朝借口社仓管理不善，将它逐步归并到官府管辖之下。据《隋书·食货志》载，开皇十六年“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这就等于在正租之外，又增收了百分之十三到三十二的附加税。

——摘编自魏承思《论隋王朝的经济政策及其灭亡》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己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