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夏代产生夏历,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月”。每月以看不见月亮的那一天为初一（朔）,以月亮圆的那一天为十五（望）。月的开始从初一的子夜算起,岁首之月的初一（朔日）从子夜起就是这一年的开始,这一天也叫“年”。“年”的名称从周代开始“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夏朝以正月初一为“年”,商朝以十二月初一为“年”,周朝以十一月初一为“年”。秦颛顼历改每年十月初一为“年”,直到汉武帝时才又恢复使用夏历,以正月初一为岁首——“年”。这个“年”也就是“新年”,是新的一年的开端。《后汉书》有“太史令一人……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北周庾信《庚子山集》有诗句“新年鸟声干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宋代吴自牧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
材料二：
——摘编自李立纲《秦汉时代的新年习俗》
（注：左图为甲骨文“年”字的字形。）年，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的“年”字，上部是一束穗子向下垂的禾谷的象形，下部是一个弯着腰、臂向下伸的人的象形，二者合起来像人负禾之形，表示丰收、收获等义，“人”也兼表声。
秦汉时期都非常重视新年习俗,如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十月天子斋戒，然后郊祀以见上帝。），通权火（点燃篝火照明黑夜。），拜于咸阳之旁”。汉时“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十年（前197）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三月及时腊祠社稷，以羊豕。……直干戈之际，草创之时，日不暇给，而其笃于祠祭如此。”
——据吕思勉《秦汉史》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历法产生和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汉时期重视新年习俗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 由于受地理、民族等诸种因素的限制，中央王朝的势力一度难以深入广西地区特别是广西西部地区。封建王朝通过权衡利弊之后，因时制宜地实行“土司制度”，但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土司制度腐朽没落的弊端日益显露，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仇杀，争夺不休”。清朝康熙、雍正时期，开始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这其中，除与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雄才大略和封建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等外因颇有关联外，广西壮族土官的残酷统治极大地激化了土官与土民之间的矛盾，这种“内部的矛盾性”也为中央在广西本土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提供了“契机”。雍正皇帝曾说：“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封建统治者与时俱进，权时以行，果断地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最终实现对土属地区的直接统治，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版图。
——摘编自蓝武、廖玉连《清代在广西尖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棵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朝初年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初年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意义。
材料一 雕版印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五代后期已经相当普及，主要表现为：民间刻书规模日益扩大、刻书门类广泛，但都是有关佛经、字书、历书之类社会杂书，而没有正统（官修）经典、正史书籍。那时国子监科考都是用的抄写本，将儒家经典雕刻在石头上，供人们阅读、传抄、拓印和校正。至后唐长兴三年二月，政府批准中书门下关于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的奏请。“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仔细看读，后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雕版刻印儒家经典，也是政府对印刷术的第一次利用。
——摘编自王志国《五代国子监刻书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材料二 初兴于唐、五代的雕版印刷，终于在两宋之世大放异彩，迎来了中国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期。宋代文豪苏轼曾云：“余尤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汉书》《史记》而不可得，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转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宋代形成了政府出版、私家出版、书坊出版三大出版系统，共同构建起了全社会普遍的出版意识。宋代出版业既包括文本的出版，也包括生产要素、生产资源配置及生产技术等内容。如纸张、墨、书法、刻工、雕刻技术、印刷技术、作坊生产流程、书价、图书发行、版权保护、图书广告等。图书的普遍生产、流通与阅读成为整个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存在”或“文化空间”。
——摘编自田建平《宋代书籍出版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五代雕版印书的新变化及其对图书事业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宋代书籍出版的特点及原因。
材料一在大革命失败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战斗、攻击目标都在城市。广州起义的奋斗目标也是在广州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城市政权。“八一功在第一枪”（周恩来语），但南昌起义打出的是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秋收起义具有三大亮点：一是打出了一面党旗；二是闯出了一条新路；三是走出了一个伟人。
——摘编自余伯流《秋收起义的三大亮点与毛泽东的卓越贡献》
材料二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在革命新高潮中，农民战争是一个“主要的支流”，“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因此，在党的工作中，“应当坚决相信，在任何一个重工业中，就是建立数人的支部，也比我们在农村中发展百余同志，割据一个乡村还要宝贵”。
——据《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7月9日）等整理
材料三遵义会议特别指出：那种“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使红军和革命战争受到严重损失。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虽然党中央部署了向晋、陕、甘、绥、宁五省大发展的工作，但这已不再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几省首先胜利。中共中央认为那种主张必须占取了中心城市和省城才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是“不合事实”的。
——据《毛泽东军事文选》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秋收起义的“三大亮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中共中央基本的革命路线，并综合上述材料，说明这一革命路线的具体表现。
(3)根据材料三，说明遵义会议的意义，并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你对革命路线的认识。
材料 中国传统史家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论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变法不仅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也引起了激烈的“党争”，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北宋黄庭坚云：“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近代梁启超评论王安石及其新法，则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的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了案。梁启超的观点，得到了多人认可，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毛泽东在给学长萧子升的信中提到：“（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摘编自韩峰《王安石的官场沉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传统史家、黄庭坚、毛泽东评价王安石的着眼点有何不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梁启超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原因。
材料 屈原，名平，字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出生于公元前339年。屈原身处战国末期的楚国，其家世显赫，又“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深得楚怀王的宠信，曾任楚国的左徒和三闾大夫，主张革新政治，“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后受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诬陷，怀王“怒而疏屈平”。公元前304年，屈原离开郢都，漂泊汉北；五年后，被怀王召回郢都重新任用。公元前296年，屈原再被放逐江南。秦将白起率军攻下郢都后，屈原理想破灭，万念俱灰，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没有复兴楚国，但他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楚辞》，创新了诗歌的形式，丰富了浪漫的精神气质，承继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厚实了象征性意象，也实现了中国诗歌由集体咏唱进入个人独创的跨越。司马迁对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言：“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摘编自《浅论屈原的宗国情怀》等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屈原生活的时代特征。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高度评价屈原的原因。
材料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朝廷要诗赋而专考经义；熙宁八年（1075年），由王安石主持编操的《三经新义》颁行全国，为士子应考所必读，但经义取代诗赋只是过渡阶段，王安石设想的最终目的是要取消科举考试，通过学校升贡来选拔人才。王安石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提到“一道德”的高度，“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王安石认为以往教育体制下培养出的人才，只会诵读章句、吟诗作赋。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所急需的是能够经世致用的人才，武学、律学和医学等专科学校逐渐设立。王安石希望士子们结合现实，探究其中的经邦济世之道，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摘编自那《王安石的科举改革与北宋古文运动关系疏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安石科举改革的目的及其举措。(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王安石科举改革进行整体评价。
材料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顺应国共合作抗日的需要进行改编。在改编谈判中，共产党虽然答应了国民党提出的红军改名称、换服装、与国民党军队统一编制等要求，但始终坚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权和指挥权。在八路军各级职务配备上，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只允许国民党向八路军派驻联络人员。在军事指挥上，八路军坚持独立自主实施军事行动，只同意国民党有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的协商权。改编不久，中共中央发现军队中军阀作风等不良习气有所滋长，中央军委立即在八路军中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此后，八路军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牵制和打击日军。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正面战场屡遭失利，八路军却在敌后越战越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最终完成改编，出师抗日，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
——摘编自丁家琪《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谈判斗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背景及其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武王克商后，开始分封诸侯。周公杀武庚，灭东方十七国，才实行大分封。《史记》说武王首封太公于齐、周公于鲁，恐不可信。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立七十一国，其中兄弟（周公的兄弟）十五人，同姓四十人，周子孙一般都得到封地，做大小诸侯。
材料二 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元子（长子），上天付给他土地和人民，因此得行施所有权。天子算是天下的大宗，同姓众诸侯都尊奉他做大宗子。天子分土地臣民给诸侯或卿大夫。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西周分封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周确立金字塔型的统治结构是什么？
(3)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分析说明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
材料一 汉代士人的社会流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与战国时期士人无秩序的流动相比，两汉时期，社会相对比较稳定，各项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从流动的趋向上来看，“学而优则壮”是汉代士人的主要价值取向，此外，学术领域，方术领域，工商领域等社会领域中也有大量士人流入。在隋唐以后“科举的社会”中，乡间社会是落第士人在科场困顿后不得不选择的归处，汉代则不然，广阔的乡间尽管吸纳了很多仕途失意的士人，但同时也有相当规模的士人，在绝意官场或无心工商、方水等社会领域后，自觉主动地选择沉淀于其中。汉代四百年间，以儒士为主体的士人持续性向官场的流动，有精于此，汉代政治的尚贤特质才开始形成，并最终定型。
——摘编自杨豪马德青《汉代士人社会流动研究》
材料二 社会流动充允许队一个社会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有的经提升而转移到较高的阶层，有的经下降而转移到较低的阶层，对于中国的社会晋升途径，有教育、行医、从军、从政、经商、婚姻、革命和造反等途径。有学者分析了近代直隶农村的社会流动，认为“徘徊于传统与近代之间的晚清直隶农村社会成员在农村危机、近代化带动、大众追求三个动力合力的作用下，通过科举、新式教育、参军、经商、流民等各种途径实现了社会垂直流动。”
——摘自杨豪《回顾与思考：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述评》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土人社会流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乡村社会流动实现途径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