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解决供需矛盾尖锐的问题，成立了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即后来的供销总社。供销社是农民自我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最基础的单元是农民社员，供销总社和基层供销社共同组成了覆盖全国农村的庞大供销网络。农民的农副产品，由供销社统购统销，凭票供应，连接了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生产与消费，与农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改革，探索综合性农业服务新路子，开始涉足生产、加工、储藏、运输技术等领域。2002年，供销社提出了市场化改革方案，将供销社和供销社下属企业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资源整合、资本运作等方式，盘活了存量资产。截至2017年底，全国基层供销社经营网点恢复到30多万个，2018年销售总额5.9万亿元，利润468亿元。
——摘编自黄道新主编《供销合作社史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供销社的经营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别评述供销社前期及改革后的作用。
材料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朝廷要诗赋而专考经义；熙宁八年（1075年），由王安石主持编操的《三经新义》颁行全国，为士子应考所必读，但经义取代诗赋只是过渡阶段，王安石设想的最终目的是要取消科举考试，通过学校升贡来选拔人才。王安石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提到“一道德”的高度，“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王安石认为以往教育体制下培养出的人才，只会诵读章句、吟诗作赋。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所急需的是能够经世致用的人才，武学、律学和医学等专科学校逐渐设立。王安石希望士子们结合现实，探究其中的经邦济世之道，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摘编自那《王安石的科举改革与北宋古文运动关系疏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安石科举改革的目的及其举措。(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王安石科举改革进行整体评价。
材料一 先秦《六韬》提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儒家认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而“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宗法制、郡县制、行省制、三司厂卫、军机大臣制度等，本质上是始终围绕“国家安全”而出台的政治制度。《孙子兵法》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元史·陈天祥传》感叹道，历朝历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中原王朝极少对城外的强大政权发动战争，此即所谓“划疆自守，不事远图”。中原王朝虽以“天下”来看待国家，但“王者不治夷狄”思想始终根深蒂固。先秦时期，在边陲之地，均设师戍守，设界立关，广设隘、津、渡。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玉门关、萧关、大散关、严关等，在国家战略防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图被赋予了国家政体的象征意义，先后出现的《山海图》《禹贡地城图》《九域守令图》《六经图》等均与国家概念上的安全防御有关。秦代开始，贫苦之民被迁至边疆“移民实边”。西汉赵充国率领汉军在先零等地屯田。
材料二 清末民众视野中，国家安全的范围已经不仅仅指内地的安全，而且是包括蒙古、西藏、新疆等在内的国土“整体安全”。1894年，郑观应在《易言》基础上，以“富强救国”为主题，写成了体系完整、思想成熟的《盛世危言》提出了近现代“国家安全观”以及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方案。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国家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杈的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在一个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中国要存在下去，必须形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他最关心的不是“开明专制”，而是“国家理性”。他看重“开明专制”，把其看作解决“中国国家安全生存问题的一个理想和有效的方法”。梁启超认为，国家安全与否，并非富国强兵而获得物质财富和先进技术，而在于“新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主要特征和维护国家安全采取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进步人士国家安全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1903年4月22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为“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互惠，为经国之要政”，并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元，开办商部”。同年9月商部成立后，清政府把制定商律以振兴工商提上了日程，陆续制定了旨在鼓励工商实业的商事单行法规，如《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商会章程附则六条》《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二十八条》及细目二十三条、《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奖给商勋章程》以及《大清银行则例》等。1904年商部起草的《钦定大清商律》仅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组成，原因是商部成立后，把振兴工商作为其首要责任，因“编辑商律门类繁多，实非克期所能告成”。
——摘编自张文举《清末经济立法对中国入世后法律改革的借鉴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经济立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清末经济立法的认识。
材料一 雕版印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五代后期已经相当普及，主要表现为：民间刻书规模日益扩大、刻书门类广泛，但都是有关佛经、字书、历书之类社会杂书，而没有正统（官修）经典、正史书籍。那时国子监科考都是用的抄写本，将儒家经典雕刻在石头上，供人们阅读、传抄、拓印和校正。至后唐长兴三年二月，政府批准中书门下关于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的奏请。“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仔细看读，后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雕版刻印儒家经典，也是政府对印刷术的第一次利用。
——摘编自王志国《五代国子监刻书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材料二 初兴于唐、五代的雕版印刷，终于在两宋之世大放异彩，迎来了中国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期。宋代文豪苏轼曾云：“余尤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汉书》《史记》而不可得，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转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宋代形成了政府出版、私家出版、书坊出版三大出版系统，共同构建起了全社会普遍的出版意识。宋代出版业既包括文本的出版，也包括生产要素、生产资源配置及生产技术等内容。如纸张、墨、书法、刻工、雕刻技术、印刷技术、作坊生产流程、书价、图书发行、版权保护、图书广告等。图书的普遍生产、流通与阅读成为整个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存在”或“文化空间”。
——摘编自田建平《宋代书籍出版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五代雕版印书的新变化及其对图书事业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宋代书籍出版的特点及原因。
材料 孝文帝在位时期，认为既有的法律不完善导致奸吏任意出入人靠、于是“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书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他本人更是直接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孝文帝下诏：“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北魏特有的门房之诛被废除。孝文帝认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孝文帝时期建立了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存留养亲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孝文帝也仿照汉族实行俸禄制度，“给百官绢粟有差”。随后将法律最初规定的“枉法十匹，义驻二百匹大辟”改为了“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北魏的法制建设为中华法系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魏志静《北魏孝文帝法律改革述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法律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孝文帝的法律改革。
材料 中国传统史家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论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变法不仅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也引起了激烈的“党争”，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北宋黄庭坚云：“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近代梁启超评论王安石及其新法，则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的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了案。梁启超的观点，得到了多人认可，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毛泽东在给学长萧子升的信中提到：“（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摘编自韩峰《王安石的官场沉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传统史家、黄庭坚、毛泽东评价王安石的着眼点有何不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梁启超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原因。
材料 清代，新疆多由少数民族官员“米拉甫”“考克巴斯”直接管理灌溉、水讼等事务，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地方农田水利事务。民国二年，新疆设置了“水利委员会”。兴修水利的程序，一般是先由地方知事查勘当地情况呈报，然后水利委员会讨论研究后，派委员赴该地监督施工，而且工程告竣后还有总结经验的报告。新疆省政府中的政务、农矿等厅均设有管水机构，各县设建设科或农牧科主管辖境水利。为顺畅省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县的设置被大力推广。南疆地区的基层管理力度一直相对薄弱，政府用“乡约”制度，取代原有的“米拉甫”，乡约成为县知事渗入地方水利事务的主要途径。同时还设立“监工”，由县知事任免和管辖，作为当地水利工程的实际执行者，其构成也扩展为县衙官吏、军官、乡绅和普通农民。修渠以财政拨款、民间筹备经费、官民合办及官员私人垫资等形式进行。新疆的鸦片种植自乾隆时期已经存在，新疆省政府借烟苗调查对官、私荒地一并访查，并拨款借种，修渠垦荒，改烟户为农户。
——摘编自潘威、尹潇涵《民国初年新疆水利管理近代化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年新疆水利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国初年新疆水利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丛报》即刊载了五口通商口岸的史地知识。1850年，传教士郭实猎向英国皇家学会呈递关于西藏史地和自然资源的报告。《天津条约》以后，西方传教士和领事官员便发文介绍了北京、苏州、杭州、汉口等地的史地资料。1875年，罗约翰撰文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大史事按编年进行勾勒。除此以外，来华西人还着眼于中国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科技，在内容建构上，逐渐呈现出综合的书写倾向。随着中外时局的变动，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改变了“中华文明西源说”，把中国视为了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
——摘编自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材料二 道咸以来，海禁大开，部分文人士大夫将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史地知识梳理成系统，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介绍西方政治、地理、科技，徐图寻求“制夷”之法。同光年间，“史学经世”的观念流行，读者群体也不断扩大。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并发文评介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交通，鼓吹变法自强。1876年，郭嵩焘将出洋考察日记汇编为《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教、工业、海防、外交做了相对客观的记载。甲午战败后，世界历史书写和评价的著作剧增，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先谦所著的《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不仅将“中国”纳入“世界”进行书写，还为后人了解各国的政局、物产、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摘编自邢科《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背景和演进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近代西人书写中国史相比，中国人书写“世界史”有何不同之处，并分析近代中国“世界史”书写活动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历史书写的主要因素。
材料1901年1月5日，邓恩铭出生在贵州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邓恩铭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到济南城内外进行宣传讲演。五四运动后，邓恩铭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邓恩铭参与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2年初，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以中共代表的身份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列宁倡导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中共二大以后，在他的领导下，矿区工人很快组织起“矿区工会淄博部”，并建立了淄博矿区第一个党支部——洪山矿区党支部，使淄博矿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1925年2月，邓恩铭与王尽美发动胶济铁路和四方机车厂工人举行全厂大罢工，罢工取得胜利。邓恩铭后因叛徒出卖被捕，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慷慨就义，年仅30岁。
——摘编自余玮《邓恩铭：中共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邓恩铭的时代贡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邓恩铭的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