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丛报》即刊载了五口通商口岸的史地知识。1850年，传教士郭实猎向英国皇家学会呈递关于西藏史地和自然资源的报告。《天津条约》以后，西方传教士和领事官员便发文介绍了北京、苏州、杭州、汉口等地的史地资料。1875年，罗约翰撰文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大史事按编年进行勾勒。除此以外，来华西人还着眼于中国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科技，在内容建构上，逐渐呈现出综合的书写倾向。随着中外时局的变动，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改变了“中华文明西源说”，把中国视为了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

——摘编自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材料二   道咸以来，海禁大开，部分文人士大夫将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史地知识梳理成系统，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介绍西方政治、地理、科技，徐图寻求“制夷”之法。同光年间，“史学经世”的观念流行，读者群体也不断扩大。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并发文评介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交通，鼓吹变法自强。1876年，郭嵩焘将出洋考察日记汇编为《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教、工业、海防、外交做了相对客观的记载。甲午战败后，世界历史书写和评价的著作剧增，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先谦所著的《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不仅将“中国”纳入“世界”进行书写，还为后人了解各国的政局、物产、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摘编自邢科《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等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材料   柳宗元，唐中叶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他的一生不但重视教育理论，更加重视教育实践，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明道”“行道”的君子，也就是要培养具有“生人之意”的志向，就是不断地去学习圣人之道，以培养能施以仁心、仁政，能够辅时及物、济世安民的封建治术人才。他和韩愈倡导“古文运动”，提倡“文以明道”，主张写文章要有思想内容，反对形式主义文风。“文以明道”思想的提出和实践，对扭转形式主义的文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柳宗元把传统的经学教育内容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百家之言乃至浮图。他主张既要“邃于经书”，又要“博取诸史群子”，即既要深入钻研儒家经典，又要认真研习诸子百家之书。这是唐朝时期“重振儒术、兼容佛道”的文教政策在其教育思想上的体现。

——摘编自何明明《浅析柳宗元及其教育思想》

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解决供需矛盾尖锐的问题，成立了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即后来的供销总社。供销社是农民自我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最基础的单元是农民社员，供销总社和基层供销社共同组成了覆盖全国农村的庞大供销网络。农民的农副产品，由供销社统购统销，凭票供应，连接了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生产与消费，与农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改革，探索综合性农业服务新路子，开始涉足生产、加工、储藏、运输技术等领域。2002年，供销社提出了市场化改革方案，将供销社和供销社下属企业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资源整合、资本运作等方式，盘活了存量资产。截至2017年底，全国基层供销社经营网点恢复到30多万个，2018年销售总额5.9万亿元，利润468亿元。

——摘编自黄道新主编《供销合作社史话》

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拉美一些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开始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战略：制定了大量的部门发展计划，引导投资银行和金融与技术援助特别基金将资金流向瓶颈生产部门，如智利“促进生产合作委员会”通过“国家生产计划”引导电气化工业部门和钢铁、石油生产的发展；兴办大量国有企业，如1941年到1964年巴西新建国有企业120多家，其经营活动扩展到了全国40多个经济部门；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外汇管制等保护本国工业和国内市场，增加工业部门的竞争能力，促进本国非耐用消费品进口替代的发展。

——据杨新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纲》等整理

材料二   五年规划（计划）以其对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规划的特殊贡献，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是使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目前正奔向强起来伟大进程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和体制安排。下图所示为“一五”计划期间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情况。

——摘编自剧锦文《国企70年》

材料一   先秦《六韬》提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儒家认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而“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宗法制、郡县制、行省制、三司厂卫、军机大臣制度等，本质上是始终围绕“国家安全”而出台的政治制度。《孙子兵法》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元史·陈天祥传》感叹道，历朝历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中原王朝极少对城外的强大政权发动战争，此即所谓“划疆自守，不事远图”。中原王朝虽以“天下”来看待国家，但“王者不治夷狄”思想始终根深蒂固。先秦时期，在边陲之地，均设师戍守，设界立关，广设隘、津、渡。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玉门关、萧关、大散关、严关等，在国家战略防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图被赋予了国家政体的象征意义，先后出现的《山海图》《禹贡地城图》《九域守令图》《六经图》等均与国家概念上的安全防御有关。秦代开始，贫苦之民被迁至边疆“移民实边”。西汉赵充国率领汉军在先零等地屯田。

材料二   清末民众视野中，国家安全的范围已经不仅仅指内地的安全，而且是包括蒙古、西藏、新疆等在内的国土“整体安全”。1894年，郑观应在《易言》基础上，以“富强救国”为主题，写成了体系完整、思想成熟的《盛世危言》提出了近现代“国家安全观”以及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方案。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国家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杈的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在一个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中国要存在下去，必须形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他最关心的不是“开明专制”，而是“国家理性”。他看重“开明专制”，把其看作解决“中国国家安全生存问题的一个理想和有效的方法”。梁启超认为，国家安全与否，并非富国强兵而获得物质财富和先进技术，而在于“新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材料   孝文帝在位时期，认为既有的法律不完善导致奸吏任意出入人靠、于是“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书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他本人更是直接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孝文帝下诏：“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北魏特有的门房之诛被废除。孝文帝认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孝文帝时期建立了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存留养亲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孝文帝也仿照汉族实行俸禄制度，“给百官绢粟有差”。随后将法律最初规定的“枉法十匹，义驻二百匹大辟”改为了“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北魏的法制建设为中华法系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魏志静《北魏孝文帝法律改革述评》

材料   开国上将陶峙岳是新疆农垦建设的领导人之一。1950年，陶峙岳决定在石河子和奎屯建设新城以便指挥生产和建设。他在垦区主要种植粮食、油料作物和蔬菜，同时还养殖牛羊猪鸡等牲畜。1951年，他捐出多年积蓄购买设备，促成垦区陆续开办拖拉机训练班。1952年，陶峙岳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主持挖了一条利于灌溉和排水种地的“两利渠”。几年间，农垦兵团的战士们在他的带领下，植树200余万棵。之后，他们又全靠人力开挖，人工运土，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筹建了大泉沟水库、车排子水库、大海子水库等工程，创造了一个个奋斗的奇迹。

——据陈远平《陶峙岳农垦建设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