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清王朝首先划定了民族之间的活动边界，限制族际人口流动；其次，在户籍管理上实行差别化的户籍制度，一是户籍有普通籍和特别籍之分，把满族、蒙古族等民族归在特别籍内，在特别籍内进行旗籍和藩籍的划分等；在管理体制上区分内外，这个区别有关内、关外之别。在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各民族的“自主权”越来越少。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封禁制度，也是清王朝专制的具体体现。清王朝的民族政策覆盖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但是无论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以王朝统治服务为根本宗旨，而不是以天下苍生为念。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三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民族关系列为第六大关系，又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指出：“为了胜利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一定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各民族团结。”2009年，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还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制度基础等日益深厚牢固。”
——摘编自肖锐《新中国60年民族政策的主线》
材料四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并说明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清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政策的主线，并说明围绕这一主线新中国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4）根据材料四，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历史影响。
材料 1919年12月，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上海厚生纱厂准备添雇工人千余名，其中50名女工计划在湖南招募。1920年1月，纱厂在湖南《大公报》等处刊登招工简章。与长沙同工种工人相比，该厂提供的待遇更为优厚。截止日未到，便有一百余人报名，最后64人成行。
招工简章引起湖南知识分子高度关注。他们在报上质问，为什么从上海跑到长沙来招募女工？女工每日须工作12小时，最后能剩下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日夜轮班怎么可能不损害身体健康？以上海的物价，每月8元工资怎么够用？他们还认为，女工入厂要家长署名加铺保，三年契约，统统等于漠视自由人权。
对上述质疑，穆藕初刊文表示，厚生纱厂给湖南女工的工资中规中矩，对其工作环境已尽最大努力加以改善。他批评湖南知识分子不知道中西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不了解当下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尚弱于西方，不明白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还不及工人等。他讥讽这些知识分子以“泰西之糟粕”来拯救中国等于“自杀主义”。
穆藕初的回应引发了沪湘知识分子新一轮批评。他们借助“劳动主义”“劳工神圣”与社会主义学说，批评资本家群体是“掠夺者”“剥削者”，并警告他们，如果固守“资本掠夺”，“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息业，厉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湖南女工近乎置身事外。妇女界代表张默君参观厚生纱厂后，称女工们“起居饮食，虽不如居家之适然，视彼江北苦工破屋不蔽风雨、薄粥不充饥肠者，固胜一筹矣”。
——改编自李国芳《一九二○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毛泽东《论新阶段》
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相关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并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天宝年间，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7%。在全国10道的经济发展中，河南、河北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财政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唐玄宗在诏敕中指出：“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如荆州（治江陵县）天宝年间有3万多户。而乾符年间“江陵城下有三十万户”，百年间增长了近10倍！益州，天宝有户59万多，大中年间则“户百万，兵士五万”，也增加了近1倍。唐前期，河南、河北不仅“桑蚕倍多”，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当时绢分为8等，而河南道宋、毫两州的绢列第1等。德宗时顾况指出：“今江南缣帛，胜于樵（即亳州又名樵郡。）、宋。”唐后期，在江淮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工商业城市。至德年间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比唐前期洛阳开肆三千余多了10倍。白居易指出：“当今国用，多出江南。”社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而韩愈则更进一步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摘编自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区域经济演变的趋势及其原因。
(2)史学界一向认为，“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此观点进行评析。
材料一1069年宋朝为指导变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同年4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11月，颁农田水利条约。次年，颁布募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1071年，颁布方田均税法，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分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材料二1861年1月11日，奕䜣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洋务运动开展。19世纪60年代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大力引进机器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效仿西方进行军工生产。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洋务派共创建了二十一家军工企业，机器局遍及天津、上海、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台湾等省。1890年，张之洞创办了汉阳铁厂，1893年9月建成投产，至辛亥革命前，有炼铁炉3座，炼钢炉6座，年产生铁约8万吨，钢近4万吨，钢轨2万余吨。
材料三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上谕：“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4月，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成立，筹划推行新政。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随后颁行了《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经营工商业的顾虑，也有利于约束地方官府的勒索。1905年后，每年新投资的商办企业资本在1500万元以上。
(1)对比材料一、二中两次经济变革内容的侧重点有何不同，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侧重点不同的原因。
(2)结合所学，评析材料三中的经济变革。
材料 “载厘改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重要的财政税制改革之一。厘金最初是曾国藩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所需军费而采取的一种战时税收，后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税率也从最开始的1%涨到20%甚至更多，几乎达到“无地不征，无物不税”的地步。作为一项彻头彻尾的弊税，厘金制度从一开始就钳制了生产流通……又由于地方政府每年只需向中央政府缴纳象征性的一小部分税收，及至军阀林立的北洋时期，厘金已然成为地方割据政权的经济基石。1928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全国”后，为巩固其统治，决心启动“栽厘改统”改革。
如果单纯地把“裁厘改统”看作一场为外交活动提供便利、为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和为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而进行的改革，那么这次改革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和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这两个主要目的都达成了。总而言之，“栽厘改统”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有利于自身，但不利于民生。
——摘编自孙晟《南京国民政府“裁厘改统”效果评析》
(1)根据材料，概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改统”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改统”的影响。
材料一 人们形容这一时期(中华民国成立后)“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1913年2月，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使孙中山等人看到了中国民主共和的希望。但是，孙中山良好的政治设想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所打破，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身亡、11月国会被迫停止议事,1914年1月部分留京议员被袁世凯遣回原籍。
——摘编自孙岩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探索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1940 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强调敌后政权在性质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指示规定,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并指出,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作用,是要靠党员的质量来保证的,而不必有更多的人数,不是要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而是要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使别人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各抗日根据地比较认真地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在陕甘宁边区, 1941年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改选,党外人士担任乡以上干部者有3592人,占总数三分之二。根据地内的开明绅士由此得以进入政权机构。
——摘编自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民国初年政治领域的新现象,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其失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的原因，并指出三三制政权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实行三三制的主要意义。
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外交历程，就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见上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开始转型，其核心是由普通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请分析形成1972年建交高峰的国内外因素，并谈谈你对当今中国的外交转型有何建议。
历史的真伪与史料的价值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1)材料一、二对待“上书”焦点问题的阐述有何不同，对此可得出什么初步结论？(2)请从史料类型和史料实证的角度，评析上述材料对研究“上书”焦点问题的价值。
10 . 国家治理关乎民生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1)依据材料，概括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主要观点。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2)依据材料，概括汉初统治政策的特点。结合所学说明其带来的影响。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倡导民生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他一生都在力行振兴实业的革命实践，他主张在“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的前提下，可利用外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摘编自韩喜平《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评析》
(3)依据材料，列举孙中山提出的有利于民生发展的主张。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国GDP总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门小军《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及其经验启示》
(4)从材料中任选一种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说明其提出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