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了吸引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齐，管仲在生活、驿站设置等方面给予外商以优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所以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工商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管仲工商业改革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与春秋战国相较，汉代提供了比先秦更有保障的求职途径和谋取利禄的机会，使各阶层社会流动的实现途径日益规范和制度化。汉代，不论学子出身如何，只要学业优秀并为统治者所用，便可上升到令世人仰慕的社会阶层，由学术精英和知识精英成为政治精英，担负治理国家的重任，占据较高社会地位。
——摘编自薛志清等《功利观与精神的培养——对汉代士人社会流动途径的考察》
材料二 明代中期由于展开捐纳，导致官僚预备集团愈发膨胀，加之科举的额数相对稳定而不能适应人口数的增长，大批士人上进无门。时人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其地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当时的士人杨爵“下诏狱，杖之。居数日，视无恙，复杖之”；王夫之在书中也多次谈到廷杖等酷刑对士人心态的摧残，为人君者毁裂纲常之大恶”。明末士大夫“躁竟”“激戾”“放织”等表现变成了士人群体的特有性格。
——摘编自王新博《浅议明末士人生存与心理动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使汉代士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相比明末士人的变化并进行评析。
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并没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各个王朝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涉及的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这种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证机制。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摘编自杨守涛《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从追求“议会协商”开始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试图通过立宪改革来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谘议局与资政院就是立宪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是清政府试行议会、开放政权的第一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满足了新式士绅阶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为“制度化容纳民意”提供了参考和实验平台。清政府被推翻后，承担向议会政治过渡职责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终止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乱象丛生。社会对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空前崇拜，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而勃兴于晚清后期的“协商政治”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中被湮没，之后又在早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
——摘编自周巧生《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协商融入政治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有效协商开展合作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从此“政治协商”承载了国人对战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会议虽未落地生根，但这种集众家之长、和平协议国是的传统却被中共和民主党派继承下来，并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发扬光大，直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摘编自张晓《浅议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协商机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协商政治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意义。
材料一 西周立国之初，西周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重蹈商王朝的覆辙，确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与周部族共同颠覆商王朝的大大小小的方国，对于新生的周王朝并非绝对的心悦诚服；另一方面，周部族尚未能对旧商统治区域形成有效的统治，商朝遗民及其贵族群体并未放弃“中兴”商王朝的野心。有鉴于此，西周统治者开始大行分封，作为“友邦君”的各地诸侯自然在分封之列，但是姬姓王族同样也通过分封获得了大片地区的统治与控制大权。不论是商之旧地或者是尚未征服的偏远地区，都被纳入分封体系之内。这样，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姬姓王族不仅巩固了新政权，还确立起了对整个“天下”的控制。而异姓诸侯则处在众多姬姓封国的包围与封锁之中，“友邦君”纷纷成为周天下的臣下。在此基础上，周王室进一步通过在商朝已经逐渐成型的宗法体制，理顺了王族内部的关系，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规范了贵族群体的等级秩序。一个具有惊人稳定性，绵延八百载的政权就此逐渐定型。
——刘子言《贵族政治的范式——浅议西周政治》
材料二 “六王毕，四海一”，扫荡六合而归一的嬴政皇帝陛下，决心要在千古未有的伟业基础上构建起大秦王朝的万世不易之基。首先，便是明确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嬴政看来，唯有“皇帝”这一凌驾于“三皇五帝”之上的称号才能配得起自己的伟大，也唯有自己才能掌握那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再者，帝国之内尺寸之地皆是皇帝陛下私产，耄耋垂髫之人皆是陛下之臣，那任何大小官员皆当由陛下所命，锱铢之权皆当由陛下所授。是以，上至丞相，下自县令，各级官员之任免考核调用升迁贬谪之权皆归于皇帝。如此，皇帝之下及其庞大的官僚体系，构成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
——刘子言《变局——大秦帝国的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秦与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不同之处形成的原因。
材料 历史动力学理论认为，社会通常是在时间递进型与空间传动型动力作用下向前发展的。时间递进常指一个社会靠自身的动力机制向前发展，而空间传动则指社会的发展是在外力的冲击和压迫下实现嬗变。在时间递进型动力作用下所实现的社会转型是其内在矛盾展开、激化、质变的结果，它给价值系统带来的往往是传统与现实、新与旧的纷争；在空间传动型动力作用下，社会的转型是在外力刺激下发生的，价值系统内部呈现的通常是内与外、中与西、自生的与舶来的冲撞与涤荡。
——摘编自李培超《社会转型与道德冲突》
根据材料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中国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材料一 元代本着“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的精神，鼓励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其进出口货物数量和品种都倍于前代，且不断增长，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据《大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商品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仅由四明（又名庆元，即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商品就高达二百二十四种，比元前期翻了三番。值得注意的是，在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中，奢侈品的数量较前代有明显减少，而用于生产、生活的日用品比例大大增加。海外商品输入中国沿海港口以后，通过商贩们的转运，销往全国各地。
材料二 泉州作为元代最大的进出口港口，那里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江南最繁华的都市杭州，是元代最大的商品聚散地，政府在此设有市舶仓库，专门贮存从各地转运来的货物。杭州本身也是最多的消费城市，仅胡椒一项，每日销量竞达四十三担，每担重九十公斤。元大都（今北京）虽远离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但由于它是元朝统治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云集于此。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商贩，都将各国商品转运来此经销。当时的大都，凡是世界上珍稀的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明朝，国家不再像过去只是采取消极的招邀和奖励外商来华进行贸易，而是先后七次派遣郑和率船队远航，经历了30余国，他每到一地都以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换取当地的特产或馈赠当地国王，并且每次回航还邀请各国使节来中国访问。欧洲殖民者东来后，葡萄牙人开辟了由欧洲经印度果阿、南洋群岛、澳门至日本的航线。驻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也开辟了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贸易航线，这条航线通过广州和福建的海商，供给马尼拉丝绸、瓷器、绵纱、棉布等物，再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到墨西哥和秘鲁，也被称为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经营海外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无论是严格执行海禁时期，还是开放海禁时期，对外贸易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过。
——摘编自李萍《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对外贸易》
材料二 从古代“丝绸之路”到今天的“一带一路”也并非凭空跳跃，而是有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中国的近代历史是一个屈辱与振兴并存的转型时期，无疑也给丝绸之路打上了时代烙印。从“近代丝绸之路”的内容看，“西学东渐”是主线，但中国也在开放中艰难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初，我们从大量的时人旅行记中可以看到驼队马帮活动频繁，都带有大量的丝绸。海上丝绸之路更是商埠大开，口岸林立，只是中国先有条约开埠，后有自开商埠。民国时期，中国丝绸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价格变动受国际市场需求决定，曾经一度出现繁荣局面，南浔出了许多著名的丝绸商人，形成了“浔商”群体。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原来对边疆民族王公贵族的丝绸赏赐及贸易活动停止，陆路丝绸之路受到影响。随着国际市场萧条，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先进丝绸制品的竞争排斥，技术落后、式样陈旧、单调的中国传统丝绸急剧衰落。改革开放后，中国提出开通“欧亚大陆桥”，又提出以古代陆路丝绸之路为基础的“新丝绸之路”，到了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丝绸之路进入以“我”为主的发展新时期。
——摘编自王健《“近代丝绸之路”：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历史跨越的重要节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丝绸之路”与明代“丝绸之路”的主要不同之处，并说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行性条件。
英商洪仁辉上告中国政府案
材料 英商洪仁辉事件乾隆十九年（175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指示洪仁辉设法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乾隆二十年（1755年），洪仁辉等人抵达清政府指定的通商口岸宁波时，受到当地官员热烈的欢迎。因浙海关的关税比粤海关关税低，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所以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至二十二年间（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派船去宁波贸易。英国商船前往宁波贸易，使广州口岸大受影响，前来贸易的商船比之前减少了半数有余，并出现关税锐减的局面。两广总督会同闽浙总督奏请禁止洋船往浙江贸易。乾隆皇帝同意他们的意见。在宁波贸易的尝试被阻止后，英国人选择派洪仁辉向中国皇帝控告他们的“委屈”，并直接提出多口通商的要求。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皇帝发布谕旨：
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看来番船连年至浙，不但番商洪任等利于避重就轻，而宁波地方必有奸牙串诱，并当留心查察。如市侩设有洋行及图谋设立天主堂等，皆当严行禁逐，则番商无所依托，为可断其来路耳。如或有难行之处，该督亦即据实具奏，再将前折随奏交部议覆，可一并传谕知之。
——摘编自倪月菊《洪仁辉与“一口通商”》等
(1)该案主要是由哪些矛盾引发的？(2)案件的产生与处理意见体现了当时怎样的时代特征？
材料：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多半是先有国民权利平等意识的觉醒，后有人民主权的制度设计与鼓吹，再经过或急或缓的民权革命，才建立起来的。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新兴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国内外形势已大不同于17、18世纪西方民族国家先后生成之时。因此，当时开始广泛兴起并对东方民族产生刺激的，已经不再是民主主义，而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提炼观点并进行探究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充分、说明合理)材料一 从工人、农民到妇女、儿童，根据地致力于大范围教育覆盖，降低社会面文盲比率，开展符合实情的教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农民，白天需要参加劳动工作，晚上才有时间接受教育。因此，根据地广泛开办夜校、业余补习学校、识字班，运用墙报、戏剧、报刊等进行教育。根据地实施5年制义务教育，8到12岁的儿童首先是工农子弟免费入学，烈士子女或者家庭特别贫困者，给予一定的补贴。初小设定课程有列宁读本常识、唱歌、图画、笔算、珠算、作文练习、体操、劳动实习，高小阶段开始就必须对学生进行基本军事能力训练。
附：小学《红孩儿读本》第一册第6课
| 小弟弟，年纪小。 常恨自己力量小。 他说：土豪又高又肥胖。 小小拳头，怎么打得倒？ | 我说：小弟弟莫心焦。 莫怕拳头小，只怕拳头少。 千千万万的拳头团结起。 要把土豪打成泥！ |
——摘编自胡林燕《湘鄂赣根据地的教育实践》
材料二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开辟出文化统战方针，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底。边区师范学校建立了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一切工作围绕抗日救国。边区的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教育，一方面利用寒暑假和其他业余时间帮助边区群众办识字班和夜校、办墙报、搞宣传等提升民众素质，另一方面积极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通过社会教育，党的组织深入乡村，民众自愿加入党领导的各种社会组织，其生活与根据地政权紧紧缠绕在一起。 ——摘编自黄茹《陕甘宁边区师范教育的发展、历史价值和启示》 | 在教材编撰方面，新编的课本普遍地突出了统一战线的教育和抗战的政治教育。边区政府规定所有小学教育内容既要教记账法、写信、写路条、写契约、珠算等课程内容，又强调进行打击日寇的政治教育，鼓励学生参加社会革命活动，如站岗、放哨、查路条、送信等。晋察冀边区完县的小学把“一步三棵苗”“谷要稀、麦要稠、玉米地里卧下牛”等农谚编写到了实用课程中。陕甘宁边区规定，边区小学的课时“不整齐划一、以不误农时为原则”。学生可以半工半读，以保证前线后方基本物质需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有特定的历史意义。 ——摘编自李永《敌后抗日根据地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探索》 |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述抗战时期根据地教育出现的新现象并加以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