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战国时，任何思想家都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诸子理论，虽各家各派立论不同，然其都以天下为对象。所以共同要求者，乃是天下之治平，非各自国家之富强。秦人能统一天下，实已是当时社会一共同要求。

——摘编自钱穆《中国学术忍想十八讲》

材料二   董仲舒主张“王”的地位因天命而被确立起来，“王”通过正己而正人，并借此实现王道大统；君权源于天命，君主之治就必须是天道在人间的再现；天道尚阴阳，阳为主、为德，阴为辅、为刑，因此“德主刑辅”就是君主应当坚持的政治格言；国家主导型统治思想必须向儒家理论倾斜，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皇帝应改变官僚体制的结构以便在全国范固内推行德礼之治，通过官吏之举动的“上行下效”来完成。董仲舒之学完全可以被视为汉代皇权理论与儒学相连的关键一环，也为“天人三策”之后汉代君臣有关皇权性质的言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摘编自朱《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材料一   朱熹认为：“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木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他经常整理经典，并且将理论内容实践在教育工作中，形成了众多科学思想。朱熹重视对学生的科学教育，他提出：“立学校以教其民，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朱熹强调在进行自然知识学习时，不仅要集中在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更应该升华到人的社会以及道德层面上。他还认为为学需要先穷理，而要穷理则必先读书，这是因为“天理”的精髓和底蕴均蕴藏在圣贤书中。

——摘编自李宏爽《朱熹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人才培养的启示》

材料二   康有为在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 梁启超也曾在《格致学沿革考咯》一文中写道：“培根常日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础；又曰，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首倡近代科学教育的严复提出“凡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他要人应用科学方法于事事物物，实在为科学教育之极致。改良主义者们希望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代替《四书》《五经》等旧知识，他们还主张打破传统教育模式，仿照西方模式在中国建立具有现代形式的学校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主张改革科举、学以致用，并希望把“西学”列入考试的内容。

——摘编自牛楠《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科学教育思想研究(1901-1937)》

材料三   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党的人才战略和科技战略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科教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科技成果形成了规模化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摘编自王建锋《浅析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

材料一   明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江南出现一个显著的消费群体一商人。他们“精食馔，鲜衣服，丽车栋，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经济富裕的士绅更是铺张浪费，不仅居室“城中富室之家多高堂广厦杂用诸色植木周围绕以砖墙。”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普通民众“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

——摘编自欧磊《明代中后期奢侈风气差异特征论》

材料二   中国被迫卷入西方经济体系后，外国商品就开始大量进口，引发了民众抵制外国商品、保护本国经济的国货运动。一战前，各大民间商业行会成立各种推动国货运动的团体，提出“……多一份呢绒，即少用一份国货，少用一份国货即损我国家一份利源。”一战后，国民政府也开始重视国货运动，1928年，孔祥熙提出“征集全国出品，陈列展览。以示奖励而资观摩”的设想，得到商业领导人、学生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国货运动通过区分“国货”与“洋货”，将民族观念与消费文化联系起来，最终塑造了近代民族国家。

——摘编自孙燕《从国货运动探究消费主义文化发展》

材料三   “一五”计划时期，党中央多次发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深入、全面的节约运动。短短5年，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550亿元，工业总产值超过原定指标的17%以上，平均每年以18%的速度向前发展，积累资金909.2亿元，并把它全部用到生产和建设事业中。而且，节约运动还向人民群众进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教育，也要求党政军群负责人员视察、休养、旅行时，地方不许接送、宴会和送礼，鼓励各级干部脱鞋下田，参加劳动生产。同时，节约运动要求工业企业订立各种技术规程与操作规程，不仅要完成计划数量指标，还要完成质量指标；企业领导必须把节约的任务摆上重要日程，在学习生产管理的同时，必须学会财务管理。

——摘编自孙钦梅《“勤俭建国”：节约运动与一五计划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