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改变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而且还直接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战略部署。在新中国成立后约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全面遏制，由此导致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敌对与冲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实力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美苏全球争霸的战略态势呈现苏攻美守的局面，同时美国还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自拔;另一方面，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来自中国北部的安全威胁愈益增强。这些重大因素，连同中美现实主义式的外交互动有力地促成了中美外交的革命式接近。

——摘编自袁校斌、晋军《20世纪70年代后中美关系发展模式研究》

材料二在任何国际政治场景中，身份界定是确定两国关系性质的根本前提。只有在明确对方的身份之后，才能够确定双方关系的性质，并以此决定交往方式和制定相关政策。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经历了一段关系良好的时期，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中进行了诸多方面的合作。1997年，美国政府明确表述了全面对华接触政策，中美承诺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9年，在中美建交20周年之际，李肇星大使发表《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讲;2011年，中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特朗普总统执政之后，中美关系跌至谷底，美国的一个重要行为就是明确了中国的对手身份。在这样一种身份政治的背景下，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性、挑战性的大国，将美国过去几十年试图以接触政策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做法视为战略失误。

——摘编自秦亚青《美国对华战略转变与中美关系走向》

材料一   在战国时，任何思想家都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诸子理论，虽各家各派立论不同，然其都以天下为对象。所以共同要求者，乃是天下之治平，非各自国家之富强。秦人能统一天下，实已是当时社会一共同要求。

——摘编自钱穆《中国学术忍想十八讲》

材料二   董仲舒主张“王”的地位因天命而被确立起来，“王”通过正己而正人，并借此实现王道大统；君权源于天命，君主之治就必须是天道在人间的再现；天道尚阴阳，阳为主、为德，阴为辅、为刑，因此“德主刑辅”就是君主应当坚持的政治格言；国家主导型统治思想必须向儒家理论倾斜，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皇帝应改变官僚体制的结构以便在全国范固内推行德礼之治，通过官吏之举动的“上行下效”来完成。董仲舒之学完全可以被视为汉代皇权理论与儒学相连的关键一环，也为“天人三策”之后汉代君臣有关皇权性质的言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摘编自朱《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材料一   朱熹认为：“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木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他经常整理经典，并且将理论内容实践在教育工作中，形成了众多科学思想。朱熹重视对学生的科学教育，他提出：“立学校以教其民，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朱熹强调在进行自然知识学习时，不仅要集中在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更应该升华到人的社会以及道德层面上。他还认为为学需要先穷理，而要穷理则必先读书，这是因为“天理”的精髓和底蕴均蕴藏在圣贤书中。

——摘编自李宏爽《朱熹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人才培养的启示》

材料二   康有为在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 梁启超也曾在《格致学沿革考咯》一文中写道：“培根常日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础；又曰，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首倡近代科学教育的严复提出“凡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他要人应用科学方法于事事物物，实在为科学教育之极致。改良主义者们希望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代替《四书》《五经》等旧知识，他们还主张打破传统教育模式，仿照西方模式在中国建立具有现代形式的学校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主张改革科举、学以致用，并希望把“西学”列入考试的内容。

——摘编自牛楠《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科学教育思想研究(1901-1937)》

材料三   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党的人才战略和科技战略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科教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科技成果形成了规模化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摘编自王建锋《浅析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