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战国时，任何思想家都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诸子理论，虽各家各派立论不同，然其都以天下为对象。所以共同要求者，乃是天下之治平，非各自国家之富强。秦人能统一天下，实已是当时社会一共同要求。

——摘编自钱穆《中国学术忍想十八讲》

材料二   董仲舒主张“王”的地位因天命而被确立起来，“王”通过正己而正人，并借此实现王道大统；君权源于天命，君主之治就必须是天道在人间的再现；天道尚阴阳，阳为主、为德，阴为辅、为刑，因此“德主刑辅”就是君主应当坚持的政治格言；国家主导型统治思想必须向儒家理论倾斜，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皇帝应改变官僚体制的结构以便在全国范固内推行德礼之治，通过官吏之举动的“上行下效”来完成。董仲舒之学完全可以被视为汉代皇权理论与儒学相连的关键一环，也为“天人三策”之后汉代君臣有关皇权性质的言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摘编自朱《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材料一   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自有来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

—— 钱穆《朱子新学案》

材料二   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而欲 达此目的，恒须籍他社会之事物理论，输入之而调和之，如南北极之寒流，与赤道之热流，相剂而成断海潮。

——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年）

材料三   《新青年》的出世，其最大的动因是辛亥革命所创建起来的共和国，让人们感到太失望，先觉者于混乱与苦闷中，想为国家、为民族寻找一条新出路。

——改编自耿云志《中国近代思想通史》

材料一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地理志》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贡见”的记载，说明汉朝已经与日本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了。孔子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中国向周边辐射的儒家文明板块，对周边“蛮夷”之国的文明进程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的东亚外交圈。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国家间的交往多在相邻的国家间进行，打上区域交往的烙印。

——摘编自邹近《张骞传说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中国与东亚国家外交关系更加成熟、稳定，形成一套完整的规制。相互派遣使节，是双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有时候使节团的规模庞大，少则几 十人，多则几百人，蔚为壮观。朝鲜每年定期向中国派遣使者，国王接受中国册封，使用中国的文字，奉中国正朔，成为中华传统世界藩属国的典型代表。日本向明朝派遣了使者，被永乐帝授予“日本国王之印”与准许来华的勘合贸易。勘合贸易促进了明朝与日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茶器、书籍等大量输入日本，加速了日本国内文化发展。

——摘编自陈奉林《古代东亚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三   中国一直是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的国家，按照东方国家的文化模式建立了一 套国际秩序与规范，即“天朝礼制体系”。中国一脉相承的对外关系史，铸就了睦邻 友好的优秀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大而不霸的民族风范。这种独特的民族风范具有 三大基本特征：“止戈为武、兼容开放、协和万邦。”

——摘编自陈奉林《古代东亚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